王鼎钧：一方阳光

四合房是一种闭锁式的建筑，四面房屋围成天井，房屋的门窗都朝着天井。从外面看，这样的家宅是关防严密的碉堡，厚墙高檐密不通风，挡住了寒冷和偷盗，不过，住在里面的人也因此牺牲了新鲜空气和充足的阳光。

我是在“碉堡”里出生的。依照当时的风气，那座碉堡用青砖砌成，黑瓦盖顶，灰色方砖铺地，墙壁、窗棂、桌椅、门板、花瓶、书本，没有一点儿鲜艳的颜色。即使天气晴朗，室内的角落里也黯淡阴沉，带着严肃，以致自古以来不断有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住在那一角阴影里。婴儿大都在靠近阴影的地方呱呱坠地，进一步证明了婴儿跟他的祖先确有密切难分的关系。

室外，天井，确乎是一口“井”。夏夜纳凉，躺在天井里看天，四面高耸的屋脊围着一方星空，正是“坐井”的滋味。冬天，院子里总有一半积雪迟迟难以融化，总有一排屋檐挂着冰柱，总要动用人工把檐溜敲断，把残雪运走。而院子里总有地方结了冰，害得爱玩好动的孩子们四脚朝天。

北面的一栋房屋，是四合房的主房。主房的门窗朝着南方，有机会承受比较多的阳光。中午的阳光像装在簸箕里，越过南房，倾泻下来，泼在主房的墙上。开在这面墙上的窗子，早用一层棉纸、一层九九消寒图糊得严丝合缝，阳光只能从房门伸进来，照门框的形状，在方砖上画出一片长方形。这是一片光明温暖的租界，是每一个家庭的胜地。

现在，将来，我永远能够清清楚楚看见，那一方阳光铺在我家门口，像一块发亮的地毯。然后，我看见一只用麦秆编成、四周裹着棉布的坐墩，摆在阳光里。然后，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脚边同时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咪呜一声，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用心翻弄针线筐里面的东西，玩弄古铜顶针和粉红色的剪纸。那就是我，和我的母亲。

如果当年有人问母亲：你最喜欢什么？她的答覆，八成是喜欢冬季晴天这门内一方阳光。她坐在里面做针线，由她的猫和她的儿子陪着。我清楚记得一股暖流缓缓充进我的棉衣，棉絮膨胀起来，轻软无比。我清楚记得毛孔张开，承受热絮的轻烫，无须再为了抵抗寒冷而收缩戒备，一切烦恼似乎一扫而空。血液把这种快乐传遍内脏，最后在脸颊上留下心满意足的红润。我还能清清楚楚听见那只猫的鼾声，它躺在母亲怀里，或者伏在我的脚面上，虔诚的念诵由西天带来的神秘经文。

在那一方阳光里，我的工作是持一本《三国演义》，或《精忠说岳》，念给母亲听。如果我念了别字，她会纠正，如果出现生字，——母亲说，一个生字是一只拦路虎，她会停下针线，帮我把老虎打死。渐渐地，我发现，母亲的兴趣并不在乎重温那些早已熟知的故事情节，而是使我多陪伴她。每逢故事告一段落，我替母亲把绣线穿进若有若无的针孔，让她的眼睛休息一下。有时候，大概是暖流作怪，母亲嚷着：“我的头皮好痒！”我就攀着她的肩膀，向她的发根里找虱子，找白头发。

我在晒太阳晒得最舒服的时候，醺然如醉，岳飞大破牛头山在我喉咙里打转儿，发不出声音来。猫恰恰相反，它愈舒服，愈呼噜得厉害。有一次，母亲停下针线，看她膝上的猫，膝下的我。

“你听，猫在说什么？”

“猫没有说话，它在打鼾。”

“不，它是在说话。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王鼎钧人生坎坷，阅历丰富，有着大陆战乱、台湾发展和海外旅居的经历，而今已进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止，关心海内外青少年一带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他曾在台湾报社任副刊主编，也当过教师。51岁时移居美国，一直在纽约居住。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和戏剧之间，著作近40种，以散文产量最丰，成就最大。20世纪70年代他的“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和《我们现代人》三本励志小品文），在台湾总发行量逾60万册。他淡泊名利，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风格多样，题材丰富。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