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凌随笔：那些年，我刻下的名字
那些年，我刻下的名字
张亚凌
有过一个阶段，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特喜欢在自己认定属于自己的物件上写下“张亚凌”三个字，好象盖所属印章。似乎只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尽管那时写的字歪歪扭扭很是难看——在那个物件上，才会觉得真真正正地属于我。
我家大门两旁是青砖砌就，跟左邻右舍的土门楼相比阔气多了。从学校里偷偷拿回来粉笔，在两旁青砖墙上写满了“张亚凌的家”。（那会儿特佩服我们班王一他爹，姓好写，连取得名儿都那么好写。长大后更意识到“张”姓实在不好：一是只有好事才存在排序啊，它老排最后；二是不敢动，一动人就说“到底是姓张，有张狂的资本”。你们说说，都是啥事嘛。）我辛辛苦苦无比艰难地写了很多“张亚凌的家”，结果被父亲揍了一顿，嫌影响墙面的干净。父亲训斥道，真是笨得瓷瓷实实，不写就不是你家了？
对啊，我咋那么二呢，咋不在自家脑门上刻下“张亚凌”？不写，也是我的家，难不成我还有别的家可以回？可奇怪的是，不写，心里还真没有属于我的感觉。直到今天，还是看重“名正言顺地拥有”，拒绝“偷偷摸摸地占有”是不是就是那时留下的痕迹？
如此看来，那时的我就追求“心安，理得”这个境界了。
一次乘大人不注意，用小刀在院子里那排大杨树身上逐一刻下“张亚凌”。因为母亲说了，等这些树们长粗了长大了，给我打出嫁的箱子。得先占着，免得将来被姐姐用了。
树在长，被划开的树皮也在放大着伤痛。而“张亚凌”三个字呢，也在不好意思又别别扭扭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姐姐是后来才看到的，笑得直不起腰。她说这是咱屋里的树呀，谁大肯定谁先用，你早早占着也不顶事，傻样。也是，不等我长大，姐姐还在继续上学，辍学的哥哥要结婚了，得做家具，用了。唉，我提防的人是姐姐，谁知哥哥后来居上钻了空。看来世间事，人算不如天算，防不胜防。
“占而没用”，既浪费了我多年关注的感情，还成了笑话。这种傻得戴帽的事，以后再也没干过。
也记得西瓜苗出来了，蔓扯开了，小西瓜也长出来了。我们兄妹在地里兴奋地找着，在反反复复的对比中确认了最大的一个。我说，这是我的西瓜，我得……母亲笑了，说不能刻名字的。百般无奈我就用木棒在旁边的空地上潦草地写下了“张亚凌的瓜”，而后划拉了一个圈，还数了一下，“第三排第十五个”。我想的是：刻不成名字记住地方，就没人能抢走了，还是我的。
后来很遗憾，那个瓜只是开始显得有点大，等别的瓜都长起来了，它并不突出。到地里去了几次，瓜熟时还在瓜棚里看守了几天，只是再也没去过那个瓜旁边，它让我失望。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小心思，说看瓜就像看人，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早下结论，得看后劲看发展。对呀，没到最后，胜败都只是推测。
那个让我空欢喜的西瓜告诉我：起步重要也不重要，人在乎的是最后的结果。
儿时的我，或许真有强烈的占有欲吧，能刻不能刻，都想刻上我的名字。大部分是用小刀，小学时趴过的所有课桌连带坐过的凳子，以至于从姥姥那里要了一个白生生的绣花手帕，也因为用钢笔写了“张亚凌”三个字而洇得很难看。
再大点，这个毛病差不多彻底改掉了。“差不多”“彻底”，这话说的，矛盾得能咬断自家的舌头。之所以有点心虚，源于直到今天，一买到书，立马提笔写下“张亚凌”，就像盖所属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