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铜器铭文研究成果与代表性书家述略│坦斋 / 四六文摘

此文本为坦斋老师针对“坦斋私享会”会员专门撰写的十二期文本之二，文本信息量大，字数多，现截屏选择一部分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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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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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GreatYu Tripod)，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内壁有铭文291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大克鼎、毛公鼎和逨盘被誉为“海内四宝”。

此器铭文字体笔画粗细不等，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圆形或方形团块，象形意味仍较浓。又如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祀三公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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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三公山碑是名垂书史的极有价值的碑刻之一。汉元初四年(117)刻，篆书，10行，行17—20字。《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名《大三公山碑》。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立。今在元氏县西北三十里封龙山下。

碑文篆隶相兼，是由篆入隶之作，其渐减篆之萦折，为录之径直，有的字还有草篆之意，书法劲古，笔锋遒劲浑厚。清代书法家多有摹仿，尤其是篆刻家十分重视学习此碑书体。清代康有为、杨守敬称之为“瑰伟”。日本书道界人士也称其为“神碑”。此碑对我国著名书画大师齐白石、吴昌硕先生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形成，也起过重要作用。据传当年齐白石得“祀三公山碑”帖，如获至宝，认真领悟、习摹，爱不释手。正因为他能够博采众长，才开创出一种既含前人又孕自我，方正奇险、天趣横生的独特风格。

清方朔跋此碑云：“乍阅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琅琊台刻石》，然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行下垂，亦也斜直偏拂。亦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者，亦不能为此书也；必两体兼通，乃能一定独擅。”

此碑的书体亦曾引发争论，有人称篆，有人称隶书，有人称“篆之别调”，有人称“隶之古也”。若说它是篆书吧，可它的字体方正，许多字压扁，笔划也有许多简省之处，并且，有些字末笔尖笔出锋，明显有隶书波磔笔法的痕迹。若说是隶书吧，可它的字形结体多呈篆意，部分笔画比篆书还复杂。清代方朔对此碑笔意曾由衷叹曰：“作阅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琅邪台刻石》，然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行下垂，亦有斜直横拂。细阅之下，隶也，非篆也；亦非徒隶也，乃由篆而趋于隶之渐也。仅能作隶者，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也，亦不能为此书也；必两体兼通，乃能一家独擅。”(《枕经金石跋》)及至后来，梁启超认为是汉代人用隶书的形式写出的篆书，最终，这一提法得到学界的认同。

受该碑影响最大的当属齐白石，传说当年齐白石见到“祀三公山碑”拓片时，如获至宝，认真领悟、习摹，爱不释手，于是，其篆书、篆刻以及绘画用笔，均汲取了此碑的养分。王学仲曾客观评述说：《祀三公山碑》是齐白石的底牌，没有《祀三公山碑》，就没有齐白石现在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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