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中医抗病毒原理解析
▼疫病流行并不稀奇
我国历史上疫病流行的频度是很高的。资料显示，三国两晋期间疫病流行35次，平均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北朝期间出现疫病24次，隋唐五代期间共发生疫病30多次，两宋期间发生疫病51次，元朝有大疫30多次；明朝发生疫病180多次，平均每2.34年就有一年疫病流行，每年发生1.54次疫病；清朝267年间发生过疫病的年份就有134年（【01】，P1-3）。这些都是有史料记载的大疫病，至于那些未记载的、流行规模较小的疫病更是不计其数。
在我国古代的流行疫病中，也不乏鼠疫、真性霍乱、斑疹伤寒等烈性疫病。三国时建安二十二年在曹魏统治区发生的伤寒疫情，使“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有的全家死绝，有的整个宗族全部丧命。明朝万历七年山西发生特大鼠疫，从山西中部向四周扩散，至万历十五年仍未平息，患者头颈部肿大，传染力极强，死亡率很高。根据万历《山西通志》对太原府疫病的描述，“太原府人家瘟疫大作，多生喉痹，一二日就死去，…，得病的十家之中有八九家，十人之中有六七个，连续数月还不停止”（【01】，P108-111）。鼠疫在明清时代和民国时期都多次发生，1893-1894年间，我国云南、广东、海南、香港、福建、内蒙古等地都有鼠疫波及，死亡达十万人以上（【01】，P129）。清朝光绪年间，京津地区和东北三省爆发了大规模霍乱，患者起病突然，出现剧烈的腹泻和呕吐，往往半天到一两天就会病亡，京津地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死者超过1万人（【01】，P172-176）。
历史上的疫病流行多与战争、灾荒、社会动荡密切相关，我国第一个疫病高发期是在三国两晋时期，尤其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仅桓、灵、献三帝期间就有16次大的疫病流行，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社会安定期间，即便有疫病流行，也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例如唐太宗时期，共有6次疫病流行，由于社会安定，救灾防疫措施得当，疫病的流行范围一般控制在一、二州之内（【01】，P1-2）。在战争、灾荒、动乱的社会背景下，通常会出现大量的流民，他们营养缺乏、身体抵抗力和肝胆功能下降，患病也很难得到专业郎中的救治，这就为疫病的流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频繁的疫病流行中，中华民族依然能够发展壮大，这与传统中医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比如，在建安二十二年的伤寒疫情之后，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成为了中医的经典，此后一千八百多年，伤寒病尽管很常见，但再也没有形成大的疫情。金元时期李东桓遭遇了“大头瘟”疫情，他设计了普济消毒饮，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使疫情得以平息，普济消毒饮也成为了中医的经典名方。
▼普济消毒饮的秘密
李东桓所遭遇的大头瘟，现在看来可能不是什么流行性腮腺炎，而很可能是鼠疫。流行性腮腺炎主要在儿童身上发生，本身并不难治，也不会有很高的死亡率，这与李东桓所遭遇的大头瘟是不同的。颈部和耳后淋巴肿大也是腺鼠疫的特征，腺鼠疫在一些地方也俗称“大头风”，草原是鼠疫的高发地带，李东桓时代来自草原的蒙古军队已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并与南宋军队长期交战，把鼠疫带到中原地区是很正常的。
普济消毒饮的方子是：黄芩（酒炒）五钱、黄连（酒炒）五钱，陈皮、甘草、玄参、柴胡、桔梗各两钱，连翘、板蓝根、马勃、牛蒡子、薄荷各一钱，僵蚕、升麻各七分，上药为末，汤调，时时服之。
李东桓为了设计普济消毒饮，闭门苦思了很多天，如果“大头瘟”只是流行性腮腺炎，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一般的民间郎中都能应付，比如用蚯蚓加白糖、青黛捣烂外敷即可。李东桓所要对付的“大头瘟”，显然不是如此简单。从普济消毒饮的方子设计看，其治疗鼠疫尤其是腺鼠疫应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子实在不像是为了治疗流行性腮腺炎而设计，而更像是专为治疗腺鼠疫而设计。
这个方子的设计，很明显主要从肝胆论治兼调脾胃。中医使用黄芩、黄连时很少酒炒，而这个方子强调是要酒炒，大家知道酒炒可以强化药物入肝的特性。李东桓设计出普济消毒饮方后的数十年里，蒙古军队攻占南宋并席卷欧亚大陆，不久就发生了鼠疫的第二次世界大流行。这场被称为“疙瘩瘟”、“黑死病”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了极为惨烈的后果，仅欧洲地区就减少了近1/3的人口，死亡2500万人。然而奇怪的是，我国广大地区似乎没有被这次鼠疫大流行波及到，从史料中看不到这段时期我国有鼠疫大流行的记载。须知，南宋是我国封建时代海上国际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也是与蒙古军队频繁交战的时期，这样的背景下能从鼠疫的世界大流行中独善其身实在不可思议。或许，这场大规模流行的鼠疫没有波及中国不是幸运，而是普济消毒饮默默地抑制了疫情。
在中医的治疗实践中，普济消毒饮的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中医解毒面最广的方剂设计，其用途不限于“大头瘟”的治疗。一般说来只要是舌红苔黄、脉数，头面红肿热痛的都可能用到普济消毒饮。当患者出现了鼠疫尤其是腺鼠疫的症状时，传统中医使用普济消毒饮是高概率的事件。故即便从外部输入了一些鼠疫患者并造成了区域性流行，中医也可以迅速控制住局面，所以鼠疫未大规模流行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实上，鼠疫在我国历史上的发作频率甚高，明清时代就发生过多次疫情，但基本控制在区域范围内，未造成全国性的大流行，这与历史上鼠疫曾数次发生世界大流行形成鲜明对比。到民国时期，鼠疫疫情被西医接管，中医很难有机会介入治疗，才使鼠疫疫情又变得惨烈起来。
▼抗疫是中医的日常
像这种默默抑制传染病疫情的情况，对传统中医来说基本属于日常性操作。当一个人遭受病毒内侵时，通常会出现弦脉的脉象。在中医的治疗实践中，弦脉的出现概率是很高的。中医谓弦脉主肝胆病，这种脉象一般在压力大、精神紧张、发怒生气、过度熬夜、受病毒感染等情况下出现。
所谓弦脉，就是寸脉和关脉之间的脉道摸起来又紧又硬，像绷紧的琴弦一样。出现这种脉象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肝阴不足，肝主筋，全身筋膜为肝所主，肝阴不足会导致脉道筋膜缺乏阴津濡润而变得僵硬。二是肝火上炎，如此会使寸脉和关脉都很亢盛，就好比琴弦的两个端点被拉紧。脉道变硬加上寸关两端拉紧，于是就出现了又紧又硬弦脉。不难看出，弦脉是”肝阴不足+肝火上炎”的表现，是阴不涵阳的结果。倘若只是肝阴不足而寸脉并不亢盛，这是肝气郁结的脉象，就好比琴弦的一端松弛了，这种脉象不是弦脉；倘若寸脉亢盛而肝阴并无不足，这多是年轻气盛的脉象，也不是弦脉。
所以，弦脉是肝火上炎的表现。熬夜、阴虚、过度疲劳、生气发怒是可能引起肝火上炎的内在因素，而病毒感染是引起肝火上炎的常见外部因素。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中，受到病毒、细菌、寄生虫、真菌等感染而得传染病的概率是很高的。对中医而言，传染病一般会表现为肝胆病，是造成弦脉脉象的“外风”因素。
在中医的治疗实践中，调理弦脉和肝胆功能是常见而日常的操作。中医有时会区分内风、外风加以治疗，有时不作严格的区分，一般说来只要使弦脉恢复正常，肝胆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当人们得了传染病时，传统中医是按肝胆病治疗的，通过调降相火、恢复肝胆功能，传染病也就治愈了。按照这样的思路，千百年来传统中医不治默默地治愈了多少传染病。
由此可以看出，在传染病的治疗中，懂得调降相火是十分重要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以下从一个小医案出发，略谈一谈中医降相火的原理。
▼小医案揭示大医理
《医说》一书里记载了一个医案。北宋末年，宋徽宗的一个宠妃得了流行性感冒，咳嗽痰喘，面目水肿如盘，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御医李某百治不效，宋徽宗斥责其三日内再不效将要问罪。李御医与妻相拥而泣，适逢街上有人叫卖：“专治咳嗽，一文一帖，吃了今夜便安睡”。李御医听了心中一动，遂购买了10帖，自己先服两帖未见不良反应，于是携入宫中给贵妃服用，竟然一帖而愈。宋徽宗大喜，赐赏千金，李御医怕万一宫中再有人感冒，皇帝索要方子无法对答，遂以厚资购买卖药人的方子，原来是用蚌壳粉一物，新瓦炒令通红，再加青黛少许。卖药人称是年轻时参军，看见主帅藏有此方，故暗暗学之，因为制备容易，故以此方暂度此生（【02】，P58-59）（【01】，P87-89）。
蚌壳粉为蚌科动物贝壳制成的粉。《内经类编试效方》中记载了蚌壳粉配伍青黛治疗痰饮咳嗽的偏方。该方治愈宋徽宗爱妃的咳嗽痰喘症并非偶然。从症状看，这位爱妃的咳嗽痰喘不是一般的伤寒伤风感冒，而可能是流行性病毒感冒。患者面目水肿如盘，应该是肝火上炎的表现。病毒内侵会引发肝胆系统的反应，进而导致肝火上炎。那位李御医百治不效，想必是从肺论治，此为直观的思维，诸如麻杏石甘汤、泻白散、小青龙汤之类的方子，都是从肺论治，其不调节肝胆功能，对病毒性感冒自然效果不佳。
那么，蚌壳粉+青黛何以能够治流行性病毒感冒呢？这里的关键是降相火。肝火犯肺所致的咳嗽，中医称之为“肝咳”。宋徽宗爱妃的咳嗽明显属于“肝咳”，这时就要降相火，此时用黛蛤散最效。《医学从众录》记载，青黛三钱，海蛤粉三钱，二味专治咳嗽吐痰，鼻面发红，属肝火犯肺者，一服即愈。
黛蛤散只有两味药，即青黛、海蛤壳。蚌壳粉+青黛就相当于黛蛤散，只是海蛤壳换成了功效相当的蚌壳粉。该方子治肝咳一剂而愈不是偶然的，其用到了降相火的两大法理，即重镇之法和清热之法。蚌壳粉是用重镇之法降虚火，青黛是用清热之法降实火。故蚌壳粉配伍青黛，是兼顾了虚实两种情况的相火。相火消除后，肝胆的功能运转就恢复了正常，入侵的病毒被清除，肝咳也就痊愈了。用清热之法降相火是大家容易理解的，以下重点谈谈如何用重镇之法降相火。
人体中焦的运转就像一个大锅炉，底下是阳火在烧，包括肾阳、肝阳和脾阳，锅内的阴液被加热汽化后上行，滋养上焦和旁注四肢，驱动人体各项机能的运转。如果锅内的阴液不足，或者下面的火力烧得太旺，锅底的火就可能烧到锅炉上方，出现我们常说的肝火上炎、肝阳上亢现象，这好比厨房炒菜时可能出现火在锅上烧的情形一样。阳火上越一方面使锅炉下面的火力不足，另一方面会灼伤上焦，可能导致咽喉肿痛、眼睛发红、面目肿痛、上焦出血、灼伤肺阴等现象。
这时就要将上面的相火降下来，那些生活在海底的贝壳类动物的壳通常有此功效，比如鲍鱼的壳（中医谓之“石决明”）、珍珠贝的壳（中医谓之“珍珠母”）、牡蛎的壳（中医谓之“牡蛎”）、海蛤的壳（中医谓之“海蛤壳”）。从察象的角度看，水生动物是阴中之阳，牡蛎、河蚌等贝壳类动物生活在水底，贝壳是这些动物的骨，骨为肾所主，故其贝壳有“潜阳”、封藏的功效，能将上越的浮火收下来，封藏好。在重镇潜阳的药物中，牡蛎是上上之选。因为牡蛎深藏海底，牡蛎壳质地沉重，直入下焦，其潜阳、封藏之性相对更优，更能使浮阳亢阳归位。
生活在水底的河蚌，其贝壳亦能使上越的阳火下行归位，故也有平肝潜阳的作用，只是药性不如海生贝壳，后者味咸能软坚散结，性寒可以清热。在中医里，有咸寒之性的药物是很重要的，其可以帮助下收阴不涵阳的浮火。故海生贝壳在药性上会比河蚌壳强得多，其对体内赘生物如痰核、瘰疬、瘿瘤等皆能软化之。在中医常用药中，有石决明、珍珠母、牡蛎、海蛤壳而无蚌壳。
中医的治疗中，用重镇的药物使阳火归位称之为平肝、潜阳，常用的药物有石决明、珍珠母、牡蛎、龙骨，这些药物使阳火所归的位置是有差别的。石决明、珍珠母主要是使阳火归于肝部，中医称之为平肝药物；牡蛎主要是将上部的浮火收归肾中；而龙骨是大型古代动物的化石，主要是把浮阳收到脾里。
当然，用重镇之法降相火未必一定要用水底贝壳动物的壳，用植物性药物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比如中药青葙子是一种植物的种子，其质地沉重，种子皮又黑又亮，能入肝肾，将上亢的肝阳往下收，也是中医常用的平肝明目药。中医还常用矿石药物如磁石等，来治疗阳浮于上、上盛下虚的病症。
▼阳火归位意义重大
上越的阳火是人体宝贵能量的一部分，只是由于错位而不能发挥作用，反而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若能使之复位，比用苦寒清热之法祛除之更有意义。可以说，使阳火归位，是阴阳调节的最高境界，可以在不损失物质、能量的情况下，恢复身体的气机运转。这对于那些身体虚弱，难以承受物质和能量损失的患者意义尤其重大。此次新冠疫情中，重症患者80%以上是老年人，且多有基础性疾病，这些患者的肝胆功能是相对较弱的。加之老年人通常有阴虚阳弱的特点，容易出现阴虚发热、肝阳上亢的情况，此时可用重镇之法平肝潜阳。
中医谓清阳不升则浊阴不降，这通常是中焦的阳气不足所致。当上越的阳火归位后，中焦和人体气机运转就能恢复正常。于是乎清气乃升，浊阴下降，左升右降的气机大循环也随之恢复，身体上焦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废物的降泄也恢复了，心、脑、肺、肾功能的功能也都得以恢复。
肝主一身气机的疏泄，肝气升发的状态决定了人体的精神状态。肝气郁结时，左升右降的气机循环就会出现障碍，人体就会表现出抑郁的精神状态。而当肝气的升发旺盛时，人体就会精神十足，目露精光。所以，肝胆的运转关系全身。
中医有个著名的方子叫升降散，原名内府仙方，其基本功能就是恢复人体左升右降的循环。升降散只有四味药，即白僵蚕、蝉蜕、姜黄、大黄。2020年5月28日北京卫视的养生堂节目里，讲到有位患者患了重度的肠化型异形增生，距离胃癌已一步之遥。中医用升降散治疗一段时间后，异形增生全部消失。
阳火归位甚至还可以起死回生。中医师双安安有这么一个医案，某老妇年逾七旬，夏月伤暑，发热，便泻，日20行，经多种抗生素及补液治疗不效，后改服中药。起初用芍药汤、左金丸、四君子汤多方，数更其医而不见效。用芍药汤则便泻反剧，用四君子汤则烦躁不安。视其头汗不止，形体枯槁，舌光如镜，便泻日10余行，泻物少而稠，腥而不臭，脉小细数。故仿效吴氏一甲煎法，令以生牡蛎120克煎服。翌日病家喜告只用5分钱的药便泻即止，后嘱以靡粥自养而痊愈。此前老妇已重病月余，所用药用箩装，而病反剧（【04】，P200-201）。
在这个医案中，头汗不止而便泻频繁，是阴阳分离之象，说明阳火已上越到头部，生命垂危；便泻每日10余行，腥而不臭，是中焦阳火严重不足的表现；形体枯槁，舌光如镜，说明精微营养物质向身体上焦和四肢的输送严重不足，并造成了阴伤。脱阳合并阴伤是非常难治的情况，此时若用苦寒之法清热会进一步损伤脾胃，且苦寒化燥会使阴伤加剧；若用补阴之法，会因中焦的阳火不足而使泄泻加剧，阴伤更甚；若用温补之法，则会使阳火上越之势加重，加速脱阳。故此时唯一的办法是使阳火归位，非此不能救。
一甲煎即是牡蛎单味药，这是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设计的方子，吴鞠通谓之“既能存阴，又涩大便，且清在里之热，一物而三用之”。这三大功能，实际上都是阳火归位的结果。阳火归位后，中焦阳气严重不足的局面改变，小便的自利和大便的滑泻自然止住了，于是有了“存阴”和“涩大便”的效果；同时中焦的“锅炉”恢复运转，精微营养物质源源不绝生化出来输送身体各处，脏腑的阴虚燥热也得到缓解，故有了“清在里之热”的效果。
古人用牡蛎打粉，扑洒在汗处，有止汗之功。各种滑脱之症，不管是遗精、滑精、泄泻、自汗、盗汗、崩漏、带下等，但有阴虚发热，或亢阳不敛之象者，均可用牡蛎收敛固涩之。《名医别录》谓牡蛎“涩大小肠，止大小便”。陈修园谓：“龙骨若与牡蛎同用，为治痰之神品”。牡蛎有如此众多而神奇的功能，归根到底都是阳火归位的结果。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01】 《中国抗疫简史》，张剑光著，新华出版社，2020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02】 《偏方治大病效验录》，张存剃、王波、陈振喜主编，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03】 《医学衷中参西录》，张锡纯著，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2016年6曰第22次印刷
【04】 （《小郎中学医记》NO.5，曾培杰、陈创涛编著，人民军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