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作者：陈曦【1】
自古知兵非好战，从来攻伐重谋略！从这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兵学著作中，学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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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
其内容博大精深，理论高度概括，逻辑缜密严谨，实践层出不穷，不但是我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而且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简介
《孙子兵法》，俗称为《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吴国将军孙武所撰。它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全书共13篇。在本书作者看来，孙武具备令人叹服的缜密高妙的思维能力，书中的许多表述早已超越了兵家领域，而进入极具概括、抽象、辩证的哲学天地。特别是他对“形”、“势”、“虚实”、“奇正”、“专分”、“多寡”等众多范畴的阐释，使这部书的哲理成分大放光芒。这大概正是《孙子兵法》被兵家以外的众多人士所崇奉的原因所在吧。
前言
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
前言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它不仅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以其极具价值的思想创造，为后人的兵学思考开辟了无数法门。茅元仪倾心赞颂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释可也。”（《武备志·孙子兵诀评》）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将上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替换为“中国古代言兵者”亦不为过。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兵学名著，其作者孙武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时期包括《左传》在内的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仅在诸子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当中，有寥寥几笔提及。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篇堪称孙武第一篇传记，太史公则堪称孙子学研究第一人。
依据司马迁的描述，可知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对兵法的精到见识，远赴吴国拜谒阖闾，期望得到重用。吴王阖闾阅读了孙武所撰兵法十三篇，了解了他的军事思想之后，又进而想通过“小试勒兵”，以了解其用兵才能，于是便有了“吴宫教战”的精彩一幕，显示了他刚强果决的将帅素质。阖闾虽因失去两位宠姬而心有不快，但他毕竟看出了孙武兼具思想谋略与实战指挥的双重才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遂任以为将。孙武没有辜负吴王的期望，在其后吴国数次对外战争中，均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孙武参与指挥的战争，有吴、楚柏举之战与吴、齐艾陵之战等，均为春秋史上的经典战例。柏举之战中的吴军，对《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予以切实有效的贯彻。吴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对楚军展开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敌人仓促迎战，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逃离郢都。阖闾君臣的顺利入郢，标志着吴国的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艾陵之战的获胜方也是吴国，此次大战显示了吴王夫差中原称霸意图的初步实现。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再次强调“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均揭示了孙武为吴国霸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围绕《孙子兵法》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古往今来的学者已作了各种各样条分缕析的研究。对这部常读常新的兵学名著，笔者认为值得着重介绍的思想有以下四点：
第一，统摄全局的大战略观。军事战略不仅包括狭义的指导与筹划战争的方略，还包括广义的指导和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方略。战争理论不能单单研究战术谋略，还必须将战争与政治挂钩，站在统摄全局的国家政治的高度，理性地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便拥有这种大战略观。本书第一篇《计篇》的开篇便有醒人耳目的表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在《作战篇》中，孙武还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强调了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谋攻篇》的“伐交”说，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学研究领域，尽管距离《孙子兵法》的问世已有两千多年，但这种将政治、经济、外交、法规、自然等纳入战略研究的做法，至今仍未被超越，可谓价值永恒。
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孙武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损耗，对可能造成的亡国丧家的巨大风险，均在《孙子兵法》当中得到明晰表述。《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具有这种见识的孙武，不可能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慎战”，清醒地意识到动用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国家冲突的最好途径，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迫使敌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孙子兵法》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第三，行之有效的“战胜”思想。主张使用非暴力手段取得“全胜”思想的孙武，并没有像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加强战备，增强军事实力，辅之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敌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使其闻风丧胆，不得不降，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的理想境界。因此，如何采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手段战胜敌人，自然成为《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攻方向。孙武毅然挣脱西周以来“军礼”的束缚，明确喊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口号，并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术谋略。在《计篇》中，孙武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在《谋攻篇》中提出依据兵力多寡，相应调整对敌战术的方法，即：“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形篇》中，他提出了壮大实力、强大自我的“不可胜”主张，即“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并进而研究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所谓：“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势篇》中，他拈出了“奇正”范畴，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在《虚实篇》中，孙子分析了兵力的集中（专）与分散（分）而造成的强弱虚实问题，认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并进而提出了“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命题。在《军争篇》中，他探究了军队如何利用行军争夺先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顺利到达预定战场。在《九变篇》中，他要求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做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在《地形篇》中，他强调了地形作为“兵之助”的重要价值，提醒用兵者研究地形：“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九地篇》中，他提出了扰乱敌人战术安排的措施，即“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在《用间篇》中，他阐述了间谍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决定斗争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等等。这些论述，均体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原则，千百年来被奉为行之有效的用兵法宝。
第四，重视将帅素质、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军理念。将帅作为军队的统领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问题，《计篇》把此与“道”、“天”、“地”、“法”并列为“五事”，并将“智、信、仁、勇、严”视为将帅所必备。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应具有忠君爱民、不求功名的品质，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在为将帅设置了各项素质指标的同时，他在《九变篇》中还指出了将帅容易产生的五种致命缺陷，也即“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用兵者自当时刻戒惧“五危”，以避免“覆军杀将”的可悲命运。
如何对待士卒，也是检验将帅素质的重要指标。孙武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兵原则。《行军篇》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既要有严肃的军纪法规，士卒一旦违逆便应惩罚；同时又要用怀柔策略使士卒亲附，以教育手段提高士卒能力。孙武提醒用兵者在士卒未亲附前，不宜进行惩罚，要做到恩威并施，把握合适时机。在《地形篇》中，他还提出了“爱兵”但不可“惯兵”的主张，即“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又不能过分宽松，不能骄纵放任，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
《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当然不止以上四个方面，但仅此已足以显示其内涵的博大精深。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孙武具备令人叹服的缜密高妙的思维能力。书中的许多表述早已超越了兵家领域，而进入极具概括、抽象、辩证的哲学天地。特别是他对“形”、“势”、“虚实”、“奇正”、“专分”、“多寡”等众多范畴的阐释，使这部书的哲理成分大放光芒。这大概正是《孙子兵法》被兵家以外的众多人士所崇奉的原因所在吧。
陈曦
2014年7月写于军艺南楼翕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