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经的土地局，藏在天津路一条弄堂里
写公众号就像讲故事，故事总要有个由头。今天的由头，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说起。我记得中学历史书里有这么一段，说孙中山先生早年在英国从事革命活动，有一天在马路上碰到位同乡，聊得投机就去了人家家里。没想到进门才知道，自己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国大使馆。当时中山先生是满清通缉的要犯，如果被引渡回国，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孙逸仙博士写了张纸条扔出窗外，希望能有人捡到纸条交给他的老师康德黎先生，但都被使馆人员没收了。幸亏天无绝人之路，有位在使馆打工的英国籍仆人柯尔帮了大忙，把消息透了出去，根据当时当地的法律，清朝驻英使馆只能乖乖放人。孙中山这次可说是险过剃头，且不说有没有好心人帮忙，就说使馆要是把他偷渡回国，或者给他吃的东西里下点东西，来个“既成事实”，中国近代史就要换种写法了。难怪孙中山事后也是惊魂未定，专门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回忆这一段历史。今天说孙中山，是为了带出今天故事的第一位主人公：设计诱捕孙中山的清朝驻英大使（官职正式名称为“大清钦差出使英法义比大臣”）龚照瑗。
龚照瑗
（1835-1897）
图片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微博
龚照瑗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老乡。我之所以绕那么大个圈子讲孙中山伦敦蒙难的事情，就是为了让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能有更大的光环。事实上在前往欧洲担任使节之前，龚照瑗曾长期在长三角一带工作，担任过多年的上海道台（官职正式名称为“分巡苏松太常等地兵备道”）及浙江按察使。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做了几件大事，一件是受李鸿章委托办理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旧址在今杨树浦路宁国路一带。另一件是和租界中各国领事磋商后，建立了专管洋商租地事宜的上海会丈局。
一张著名的老照片
很多文章把右二指为李鸿章
其实这是龚照瑗
另一个中国人是他的侄子龚心湛
传统时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官员只负责三件事：收税、维持地方治安、处理民间诉讼。这是从刘邦“约法三章”以后定下来千年不易的老规矩，直到近代引进现代行政和法律体系后才打破。上海的租界是国中之国，但名义上还是中国领土，租界一个“租”字，产权问题说得很清楚了。所以租界的地皮还是要中国政府和租界的工部局会同丈量，以免产生纠纷，所以有了“会丈局”。会，就是会同，丈，就是丈量，除了土地面积外，根据清朝的法律，田地又分为熟地和荒地，政府收税的税率是不一样的，也需要会丈局确认。以前中国人对土地的认识还是在地契这个层面，打个手印就有法律效力。有了会丈局，引进了西方的的先进经验，牵涉到土地的问题，有会丈局，牵涉到法律问题的，有会审公廨，有什么事大家坐下来谈，这里的“会”字，和现在人没事喜欢开个“会”的道理是一样的。
天津路170弄
一条弄堂居然有个路牌
也可算排场不小
我走过天津路170弄，纯属偶然。大家直到外滩南京路一带停车非常困难，但有一地价廉物美，就是天津路和宁波路之间的应氏大厦。那天车子停好走出来，凑巧看到天津路170弄作为一条弄堂，专门有一个路牌。这已经蛮特别了，更特别的是弄口有一块铭牌：会丈局遗址。龚照瑗建立的土地丈量机构，原来就在这条小弄堂里呢。
黄浦区文物保护点
会丈局遗址
天津路170弄
如果不注意
很容易和山东北路混淆
天津路一带原来是上海的金融界，民国时代钱庄云集。天津路170弄原来的名字是福绥里，很吉祥的名字，《诗经》中的句子：“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一个人如果能保有自己的善心和善行，他身边的人也能得到安抚，这就是福绥两个字的含义。龚照瑗建立的会丈局最早是租房办公的，1890年搬到北关公所，即老的海关俱乐部，大致位置在今乍浦路一带，后迁天后宫行辕（今河南路桥北堍），期间在1908年的4月-6月期间，曾在福绥里“过渡”两个月。不过，千万不要小看这两个月，正因为有这两个月的“过渡期”，福绥里的名字改成了天津路170弄，但会丈局遗址的牌子，可就挂上去了。
四十年代末的天津路福绥里
会丈局在天津路福绥里总共只存在了两个月，而且现在看到的天津路170弄的建筑，和清朝时已经不一样了。老弄堂是十九世纪末建造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翻建过。到1949年之前，这里以丝绸行庄为主，共有18家。弄堂的西侧已经拆除，建成了应氏大厦和应昌期围棋学校。弄内13号原来是中国地下党外围组织“益友社”所在地，如今已成为学校操场的一部分。东侧房屋保留，当年的会丈局，就曾短暂存在于此。
应氏大厦
应氏大厦内景
学校操场
原“益友社”所在地
天津路170弄
而上海另两处会丈局遗址：乍浦路北关公所和河南北路天后宫，都已经不存在了。有没有留块牌子？不记得有。龚照瑗这位清朝的封疆大吏、钦差大臣，他在上海曾经有过的事迹，知道的人也不多了。历史留给他一个背景板的形象，因为他在出使英国期间，设巧计诱捕了孙中山，如果出现在连环画里，应该是奸角的形象吧。
最近我还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