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贾奉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贾奉雉》是蒲松龄最具自传性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就是自己写自己的作品。它抒发了在科举制度下传统士人的理想情志，形象表达了知识分子在现实困境、精神危机中对于前途的探索与迷茫，体现了蒲松龄对于科举仕进这个最大的人生课题的深刻思考，具有深邃的哲理意蕴，堪称古代科举小说的巅峰之作。
贾奉雉是一个秀才，“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他虽然极有才华，但科举考试就是不中，这其实就是蒲松龄自己的处境。科举考试的范围仅限于文史，方式就是作文，科举考试其实考的就是文章的好坏。所以，在科举时代，文章被看作文人个体价值的体现，甚至成了文人个体价值本身了。一个人有才华的主要标志就是文章写得好。
郎秀才看了贾的文章，却“不甚称许”，认为这样的文章肯定是考不上举人进士的。贾问他怎么办？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则难，俯而就之甚易。”包括写文章应试，如果踮起脚尖高攀仰求就困难，若弯下腰降格相就很容易，郎劝贾写文章时要俯就考官的选择标准。于是，郎“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为标准”，但这些文章都是贾奉雉“所鄙弃不屑道者”。他笑着对郎说：“学者立言，贵乎不朽…如此猎取功名，虽登台阁，犹为贱也。”他认为读书人著书立说，以传世不朽为贵。如果以低劣的文章猎取功名，即使当上宰相，也是低贱的。郎曰：“不然。文章虽美，贱则弗传。君欲抱卷以终也则已；不然，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郎秀才告诉贾，如果作者的社会地位低下，文章即使写的再好也不能流传，所以，要想“立言”，使自己的文章传世，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获得社会地位只有一条独木桥——科举考试。如果想通过科场获取功名，首先得知道什么样的文章能入阅卷者的“法眼”。阅卷的人都是靠这种陋劣的文章考取了功名，所以，他们也只会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文章，不会因为评阅你的文章而另换一副眼睛肺肠。指出贾奉雉“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的根本原因在于考官素质低劣，不辨良莠。这也正是导致蒲松龄科场失败的原因。因此，文人既然要参加考试，就只能“俯而就之”。郎秀才可谓世事洞明，而对于他的指教，“贾终默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气哉！”这既表现出作者对自己品格操守的自重，也是对自己处境的自嘲，而“鲜通人事，亦贤者之一病也”。因此，也注定了他在科场里一无所获，在现实中无路可走。
贾不赞同郎秀才的说法，自然也不会听从他的建议，果然，“是秋入闱，复落”。
三年后，考期将近，郎忽至，拿出自己拟的七道考题让贾作文，贾故意用一些阘茸泛滥不可告人的语句连缀成文，没想到郎秀才看了大喜，曰“得之矣！”因使贾熟记，坚嘱勿忘。贾到考场上，默写一遍这事先准备好的七篇文章，竟然中了第一名。但当他“又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
贾奉雉抱持“学者立言，贵乎不朽”的气节，只能得到“秋闱，复落”的下场；当他俯就考官，以不堪入目的文章竟中经魁时，又“怏怏不自得”，觉得“无颜出见同人”，他“闻捷即遁”，决心抛弃世俗功名之想，从此“遁迹山丘，与世长绝”。
孔子教导学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如果不能结交按中庸原则行事的人，那就结交狂与狷这两类人。狂者，清高拔俗，志气宏大，勇于进取；狷者，固守理想，择善而从，有所不为。贾奉雉身上所表现的狂狷之气也正是蒲松龄自我性格的真实写照。在世人看来，他是一个偏执的、活在内心的人，也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但在科举时代，像他这样的名籍之材、雄杰之士，被埋没的不知凡几。科场里怀才不遇，是士子的锥心之痛，也是他们最为普遍的人生困境。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入世和出世是中国传统士人所固有的思想的两个层面，入世受阻则出世，从宗教里寻求精神安慰，李白谓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贾奉雉在科举路上进退无路时，“遁迹山丘，与世长绝”成为他最好的选择。
他和郎秀才走入深山洞府，老神仙一见面就告诫他：“汝既来，需将此身并置度外，始得。”想修道成仙，先要把自己的生死都放在心意之外。当天晚上，贾正在打坐时，看到一只老虎走到他的床边，喘着粗气闻遍他的腿脚，他仍然安坐不动，可见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当“口脂散馥”的爱妻“俏然登榻”，他便情不自禁地与之“嬉笑为欢”，郎秀才因此责备他“情缘未断”。第二天早晨，老神仙“便令逐客”。贾被逐出山门，出家宣告失败。他入世不得、出世不成的经历，说明“不是仙家尽虚妄，从来难得道心坚”。
“山木萧条啼鸟歇，道门清净俗人稀”，山寺是净行息心之所，也是文人向往之地。但他们尽管身在江湖之远，却心存魏阙之上。虽然在失意时倾心于仙山洞府，寄兴于江湖僧寺，但也只是为了修整被现实挫折、破碎的心灵。儒家知识分子自有其刚毅进取、积极用世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他们自谓栋梁，留心济世，难忘功名。因此，他们在仙山而凡心难去，虽出家而欲念犹存。“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也是他们的精神困境。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传说魏晋时的刘晨和阮肇两个人到天台山采药，遇到两位仙女，留居山中，他们半年以后还乡时，子孙已历七世，故乡已面目全非。贾奉雉在仙山上过了一天一夜就被逐出，但是人间已经过了一百多年。贾回家以后，“但见房垣零落，旧景全非，村中老幼，无一相识者”。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改变贾奉雉贫穷的生活状况，这也是现实社会中士子永恒的生存困境的象征。他的儿子早就死了，“苦无屋宇，暂入孙舍”，但他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孙子的气。他告诉自己的妻子：“吾甚悔此一返。”他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仍然只有科举这唯一的一条路可走，“不得已，复理旧业”。他说，“若心无愧耻，富贵不难致也”。于是，泯灭愧耻之心，放下“学者立言，贵乎不朽”的执念，以“帘内诸官进身之物事”为标准，发奋图强，终于金榜题名，飞黄腾达。于是，“连捷，…声名赫奕，歌舞楼台，一时称盛”。
“贾自山中归，心思益明澈”，虽然放下了“如此猎取功名，虽登台阁，犹为贱也”的“偏见”，却还没有悟透做官的真谛，“为人鲠峭，不避权贵，朝中大僚，思中伤之。贾屡疏恬退，未蒙俞旨。”他身上还有“少年盛气”，做人过于耿直，难免得罪权贵，在官场上不能和光同尘，与时舒卷，甚至想辞官也得不到皇帝的恩准。但明伦评说：“凡鲠峭不避权贵者，未有不为大僚中伤。虽屡疏求退，必至祸作而后止。”果然，“未几而祸作矣”：他的家人“皆窃余势以作威福”，终于连累他锒铛入狱。他在官场可谓腹背受敌，最后落个“奉旨充辽阳军”的可悲下场。
贾奉雉的官场遭遇让他深深感叹：“十余年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一生追求的功名富贵不过是一场梦幻；涉足官场犹如经历一次地狱境界，“悔比刘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悔不该从山寺中回到人间，不过比刘晨、阮肇多经历一次人间苦难罢了。他充军时路过海边，忽然看见郎秀才驾着一艘大船，鼓乐齐鸣，“贾见惊喜，踊身而过”，船与人“瞬息已杳”。先生之志荒矣，先生之心苦矣！这种亦真亦幻、扑朔迷离的境界，让人无比惆怅，无比感伤。贾对于尘世的决绝背弃，所表达的正是作者对于现实的彻底绝望。他在科举的路上奔波了太久，奔波得太累，“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玄，午夜闻鸡后，死灰欲复燃”，他从十几岁一直奋斗到七十多岁，却不曾在仕途上有寸缕之功，可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他有儒家知识分子用世有为的理想，以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人生目的，但这种抱负理想与“幕中不衡文，凭数为成败”的科举选官制度捆绑在一起，必然使“良骏败于拙御，智士踬于暗世”。在饱尝现实人生的悲欢离合之后，只有遁世退隐，以追求永恒的精神解脱，这是古代失意文人的无奈选择。李白赐金还山后授道箓，苏轼贬谪后尊崇释氏，欧阳修有名作《醉翁亭记》，早年力抵来自“蛮夷”的佛教，晚年被贬官后潜心学佛参禅，“寄语瀛洲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小说写贾奉雉在科场中怀才不遇，在道场中情缘难断，在官场中腹背受敌，这不仅是对科举制度的控诉，对社会人生的复杂感受的抒写，更是对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精神困境的形象描绘和哲理思考。
郎秀才知道模仿什么样的陋劣文章能考中举人，但他放下了功名之念，就不用读这些不堪入目的文章，“某惟不作此等想，故能不读此等文也”。他以神奇的法术押中了考试的七个题目，帮助贾以“陋劣之文”得中经魁；在科场失意时，他引导贾去深山洞府修炼；在官场遭难时，他驾巨舟接贾归入茫茫大海。这个亦鬼亦仙的人物形象含蕴丰富，寄托着传统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挣脱物欲羁绊，不为世俗桎梏”的逍遥避世的精神质素和人生追求，使故事的结尾表现出浓重的出世意味。蒲松龄在现实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其内心的绝望和对现实的厌恶，非遁入空门无法解脱。正如王维的《叹白发》所言：“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