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内战到“光荣革命”（一）

前几天，读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现通译为《英语民族史》），大体理清了英国内战到“光荣革命”的脉络。期间的政治博弈（掺杂着宗教斗争），实在让人眼花缭乱。本文将仿照丘吉尔的叙事体例，用五部分讲述这段历史，分别是：前传、内战、共和国、王室复辟、光荣革命。

前传：斯图亚特王朝

伊丽莎白一世，是英格兰都铎王朝的末代女王，因为没有子嗣，将王位传给了远房亲戚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即位后，此人被称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至此，英国进入斯图亚特王朝。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詹姆斯一世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共主”，但此刻，两个国家并未合并。

伊丽莎白一世

在都铎王朝时期，国王和议会的关系尚称友好，尽管双方的权力界限并不明晰，不过，国王在行使君主特权时比较审慎，总体上，矛盾没有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斯图亚特王室则不然。

詹姆斯一世是“外来户”，他对英格兰的法律及其惯例不熟悉，也不欣赏。此人颇有“理论家”的气质，试图援引君权神授的理论来统治国家，这和沿袭古老传统的议会起了冲突。就像丘吉尔所观察的那样，这种冲突成为英国十七世纪大部分时间政治辩论的焦点。詹姆斯召开第一届议会之际，便抛出议会特权和国王特权的问题。下议院提醒国王，他们的权利包括选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议会在开会期间免遭逮捕的自由。令人不安的是，詹姆斯一世及其儿子（后来的查理一世）对这类呼声嗤之以鼻，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引线。

詹姆斯一世

上文提到，在17世纪初的英国，国王和议会的权利界限比较模糊。举例来说：颁布一项法令需要议会的同意和国王的批准；国王如果不召集议会，议会就不能开会；国王宣布解散议会以后，它也无法开会。除了财政上的困难，一切都不能迫使国王召集议会。如果国王能够通过其他渠道筹到金钱，他可能一连数年不召集议会。此外，国王还有一种不成文的特权，以应付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需要。如果国王根据国家利益并通过立法程序废除某项法案，谁有权断定他的行为是非法的呢？（p.575）

詹姆斯一世笃信君权神授，而且援引历史先例（在漫长的中世纪，这种先例不难找到）证明国王可以行使绝对权威。然而，下议院没有屈服，一批律师、法官出身的下议员（如柯克、塞尔登）同样诉诸历史先例，提出了一套政治理论：议会为之抗争的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英国人民合法的古老遗产。他们是在维护古老的宪法，破坏下议院既有权利的是国王。

柯克法官

双方都援引历史先例为自己的权利辩护，但是，这种模糊的状态到底朝君主专制（像欧陆国家那样）的方向演化，还是朝议会主导的方向演化，在当时还是个未知数。但可以预见，不分出胜负，这场斗争是不会结束的。丘吉尔说，“国王和议会各有一套坚定不移的原则，这给未来的斗争抹上了悲壮的色彩。”（p.595）

需要指出，詹姆斯一世固然在观念上敌视下议院，不过，他本人很精明，知道适时地妥协，而且只在财政紧张时和议会打交道。有一次，他对西班牙大使说，“下议院是一群无头之鸟，议员们乱哄哄地发表意见。每次开会时，只听到他们乱喊乱叫。想不到我的祖先竟然允许出现这样的机构。我不是本地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已是客观存在，所以只好容忍这个无法撤销的机构。”（p.577）

这种精明推迟了王权和议会的冲突。不过，继任者查理一世则缺少了父亲的判断力。

有件事很有意思。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议会主张发动战争，干预欧洲事务。我们知道，在欧陆，新教和天主教打得不可开交。英国是新教国家，因此，下议院支持自己的新教教友。不过，这种“好战”姿态背后还有一层精明的算计。议会知道，国王没钱打仗，一旦开战，势必通过议会筹款。此时，掌握钱袋子的议会便可以强迫国王承认议会的一系列权利。詹姆斯一世心知肚明，他宁愿对外绥靖，也不想让议会得逞。

年轻气盛的查理一世则不然。西班牙王室拒绝过他的求婚，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掌权后，他主张对西班牙开战，并为此召集议会。议会固然批准了拨款，但它同时决定，“国王在和平时期也要依赖的关税应该由投票表决，每年表决一次。”按照惯例，征收关税本是国王的特权，无需议会同意。查理一世求战心切，答应了议会的要求，尽管很不满意。

查理一世

对西（班牙）战争失利后，下议院打算弹劾查理一世的密友白金汉，借机削弱王权。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查理国王解散议会，转而用索取义务贷款的方式筹集军费，这种破坏行为引起了大震动。不过，此时，双方没有撕破脸皮，而是各退一步。议会同意不再弹劾白金汉，查理同意召开议会。

1628年，为了得到议会的拨款，查理一世不情愿地接受了下议院的《权利请愿书》。当时，查理的法官对他说，即使他承认上述的自由，也不会损害他的最高权力。请愿书的主旨是限制国王的特权，反对义务贷款、未经审讯的监禁、军队进驻民宅和军事管制法。

国王得到拨款以后，相信法官的保证，认为自己的权力不会受到损害。下议院则进一步出击，反对天主教仪式派和英国国教仪式派的发展。（p.600）1629年初，议会再次开会时，他们以宗教议题为突破口，他们认为有关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法令过于宽容和松弛。（p.602）

下议院在决议案中宣布，凡提倡天主教仪式者、在税收获准前进行征税者或帮助征税者以及交税者，均为社会之公敌。更重要的是，下议院试图借机弹劾财政大臣理查德·韦斯顿。一个星期后，国王解散议会，开始了个人独裁。

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利属于国王。这么做，也谈不上违法。

为了实现个人独裁，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同法国和西班牙讲和。其次，分化、收买部分议会派领袖。在当时，不是所有的议会派领袖都反对国王，而且多数人无法抗拒国王的恩宠，甚至一些议员把反对政府作为博得国王恩宠的手段，例如下议员温特沃思。在高官厚禄的感召下，这位议会派领袖倒戈，抛弃自己的主张，成为国王的得力干将，担任了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和枢密院成员。（p.605）这样的人物不在少数。拒绝收买的议会派领袖，或被迫害（埃利奥特），或隐退（如霍利斯、黑兹尔里格、皮姆）。实现个人独裁的第三个条件是，必须厉行节约、不打仗、不进行任何冒险活动，将国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尽量保持平静。

所以，我们把查理一世称为专制君主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是一位没有武力的专制君主，手上没有常备军。国王坚信他是根据国内的许多传统习惯进行统治的，即使他的反对者也很难否认这一点。p.607讽刺的是，等到克伦威尔的军政府时期，英国人反而怀念起17世纪30年代的平静时光。

至此，查理一世的政府虽有弊政，不过，尚能在不召集议会的情况下维持统治。议会反对派则一直在蛰伏，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珍视的信念，他们需要并且在等待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查理一世不久就会送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