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政治哲学丨如何读懂莎士比亚戏剧？

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对诗的本质的理解有所变化。如今，将诗视为自然的镜子，或者解释说诗在教育什么东西,已被看成是对神圣艺术殿堂的玷污。人们认为，诗人是不必有什么意图的，他们的史诗与戏剧是特定的（sui generis）,不能按文明社会或者宗教的标准来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将莎士比亚的戏剧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就使这些作品与其所激发起来的重要问题——行动的人及其生活所面临的问题——毫不相关了。

但是，因为莎士比亚最生动也最广泛地呈现了僭主的命运、善好统治者的品质、朋友之间的关系、公民的职责，如果不带偏见地去阅读，就会触动读者的灵魂；读者也会因为读了莎士比亚而更好地理解生活；由此，莎士比亚也就变成一个长期的向导和指南。他的作品因此发生了《圣经》所曾经发挥的作用，人们通过莎士比亚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更丰富、更多彩的世界。正是莎士比亚的这个重要方面被人们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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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观点中的诗

根据现代的观点，诗的东西是超越于基本的公共政治关切的；艺术家更接近于反政治的波希米亚而不是政客。只要一说到诗的政治解释，就会要么被怀疑为试图将诗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要么是在输入外来学说，而无意识地将莎士比亚作为其先驱，则始终是忘却了戏剧本身。

▲威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几乎在他所有戏剧中都特别关注建立政治场景，而他最伟大的英雄和统治者都发挥了他们在市民社会才能发挥的能力。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人们就禁不住要问：什么是莎士比亚所认为的善好政制与善好统治者？我以为具有政治激情和受政治教育的人会比纯粹的个人更能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承认这个事实，就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不仅关涉到戏剧也关涉到我们的政治观念。

如果政治被作为诗的对立面，那么，哲学就更是如此。因为，据说诗所处理的是激情与情感，而哲学则以理性为基础。诗人是有灵感的创造者，而哲学家则只理解事物本身。此外，对这一点，人们只能认为大部分现代哲学确实没有关注诗，但是既不清楚这是不是必然情况，也不清楚诗人是否不能是一个思想者。

对一个并未充分思考人类自然本性的人能否写出令人信服的戏剧，人们是有疑问的。说莎士比亚并没有对他在戏剧中所描述的人有一贯而合理的理解，仅仅是一个假设；只有对其所有作品做最终的、彻底的解释，才可表明确实如此。表面说来，一个人可以将《麦克白》写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致让林肯相信那是对暴政和谋杀问题最完美的表达，这样的人应该是懂得政治的；否则的话，不论语言如何优美，那戏剧也不会吸引被认为确实懂得政治的人。

当代关于哲学与诗的对抗，正是时代的产儿；它会非常有助于使我们想起另外一种哲学——可以感性地讨论人类事物的哲学，以及另外一种诗——将优美的激情和严格的理性统一起来的诗。

02

文艺复兴时代对诗的理解

莎士比亚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来写作的：当时的常识告诉人们，诗人的功能就是制造快乐，而伟大诗人的功能就是通过快乐教会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美。常识受悠久传统的支持，而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又焕发了新的活力。苏格拉底说，荷马是希腊人的老师，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那些希腊统治者通过荷马史诗提出了他们要为自己设定的人的类型。阿喀琉斯是真实的英雄，他的荣耀，其后的英雄们直到亚历山大都欲与之匹敌。而懂得荷马的人是希腊人。如果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那么，荷马和赫西俄德一样，都创造了为后代人所崇拜的神祇。他是民族的真正创始人，因为这个民族的人与众不同，创造了那些他们因之而被记忆的灵魂。这是伟大诗人的抱负。歌德理解这一点：

伟大的戏剧诗人，如果同时多产，又受渗透在他所有作品中的高贵目的所驱动，那他就会成功地使他的戏剧中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灵魂。我想，在这方面遇点麻烦是值得的。从高乃依那里产生了一种能够形成英雄的能力。这是关于拿破仑的事情。他需要英雄的国民，出于这个考虑他说起了高乃依：如果高乃依活着，他会让他做王子。一个知道自己使命的诗人因而需要不懈地为其更进一步的发展工作，以便使他对民族的影响既高贵又有益。

正像拿破仑所知道的那样，只有诗人可以给国民这样的灵感。

诗是最有力量的修辞形式，它超出了一般修辞，而一般修辞则可以塑造政治家修辞（statesman's rhetoric）得以发挥作用的人。哲学家并不能感动多数人；他只对少数人说话。诗人可以将哲学家的观点转换成形象，而这些形象触及了激情的最深处，使人们知道他们所浑然不知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关于英雄德性的描述对一般人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荷马对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德性的具象化却令人难忘。这种描述人的真理并使他人实现这种真理的愿望，在史诗和戏剧中将诗提升到了最高。诗由于诗人政治上的高贵性，在内容和功用上都有了意义。诗并不是自足的；诗被灌注了生命，因为它与激发行动者最优秀部分的同样事物相联系。

▲拿破仑像

诗人具有双重任务——理解他期望表达的事情，理解与之说话的听众。他必须知道真正永恒的人类问题；否则，他的作品就会无足轻重、短暂易逝。在他所言说的东西与他的观众所最关切的东西之间会有某种对应；舍此，其作品就不过是贡献给了对其技巧的艺术鉴赏了。

在伟大作品中，人们并不意识到技巧的存在，甚至并不意识到艺术家的存在；人们意识到的只是手段与目的的完美契合。美丽的言辞仅仅是对美好事物的反映；诗人沉浸在事物之中，而这些事物才是真正的、美的来源。他必须知道怎样去感动他的读者。

诗人也是如此，他需要知道怎样和他的观众打交道，也需要知道在只看到事物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改变视角。观众是由不同层次的人组成的复杂的动物。他要对每个人说话，要吸引简单的心灵，也要吸引敏感的心灵。因此，他的诗就像他的观众一样复杂而具有不同层次；它首先是为由贵族和普通人组成的惯常秩序（conventional order）构思的，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则是为理解者和不理解者组成的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构思的。诗人通过观察人并与人说话了解人的性格。所以，理智的人严肃地对待诗人；诗人具有与人相处的经验，那是从事其他技艺或科学的人所并不拥有的。

诗人是自然的模仿者；他再现了在世界中所看到的一切，正是他对世界的投入使他成为诗人。他并不是原创者，因为那就意味着他要从无中生有；如果他仅仅关注其自身，他将一无所获——就其自然来说，它注定并不充分拥有从根本上阐明事物的知识。区别一个好诗人与差诗人的标准是，他是否看到事物究竟怎样，是否学会了区分表面和深刻。特别是，诗模仿了人，按照我们详细阐述的古典传统，这意味着模仿了人的德行和恶行。所以，诗人最关心的是人类行为的各种类型。情节，那些导致繁荣或灾祸的一系列行动故事，是戏剧的灵魂，它主导着其他所有东西，包括对心理情绪的描绘。

人的德行和恶行原本可以说是由政治概念来界定的。公民社会及其律法规定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公民教育的形式。生活的特征受到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制（regime）决定性影响，而政制则鼓励或阻碍了存在于其中的不同人类形态的成长。生活方式的任何改变预示了政治的变迁，而正是通过政治方式变迁产生了效果。是共同生活使人开发了潜力，是政治秩序决定了对共同生活的目的与安排。更重要的是，统治与被统治，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这些事情极大地锻炼了人的能力。政治提供了一种架构，使得任何一个人都能在其中发展自身；它吸引了最有好奇心的激情，也吸引了最有好奇心的人。所以，试图完美地表现人的剧作家，通常总选择政治英雄。因为剧作家的艺术自由，他可以比历史学家更有特点地描画他的人物，更少地受制于偶然特征。

人的本质在极端中显现，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可能的情况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从一定意义上说，观众在观看莎士比亚戏剧时，可以比在日常生活中更真实地了解自己，日常生活更多的是被特定时空的偶然事件所决定的。可以有那么一个戏剧，完全只处置私人生活，关心养家糊口的问题，但是，从来也不超出那种生活的人将无法全面发展。在这种生活观点中勉强获得的戏剧，仅仅不过是一个工具，增加了对生活的奴役。

这是传统戏剧观的流行看法，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观点；很可能莎士比亚也持这种观点，而不是任何现代观点。无疑，他自己对之进行了反思；但悬而未决的是，他是否自然地按上述观点来思考问题？但事实似乎是清楚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所提供的事实详细阐述了他的意图，他有意识地想要通过他的作品传达他的政治智慧。在那些戏剧中，他试图对英国政制是什么、而这政制又怎样被接受并被后世英国人所尊崇有敏感的了解。

他的努力是成功的，因为英国人恰如莎士比亚所表现的那样去理解历史以及历史的表现。他的意图很清楚是政治性的，而他对美与感人事物的理解也首先建立在对公民社会的关切之上。

历史中明显真实的东西，很可能在悲剧和喜剧中也是真实的。莎士比亚的博爱并不局限于英格兰或者使英国人成为好英国公民。我设想，莎士比亚试图整体地描写人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每一个可以独立了解所有戏剧的人，也就能看清所有可以选择的重要生活方式带来的后果，并且完全了解各类美好灵魂的特征。这个问题不是我在这篇导言中可以说清楚的；我提及此只是为了说明莎士比亚的天才。这里，我们只能说，对其他剧本恰如对待历史而言，莎士比亚或许至少是重视政治的。他也是有教育意图的，他的学养足以使他意识到理论和实践中的那些基本选择。

03

重回莎士比亚的写作时代

上述观点如果能成立，政治哲学对我们解释莎士比亚作品就是必不可少的。不管莎士比亚被现代批评怎样作为诗的真实本质来探求，要理解他，我们就必须使用他自己的构架而不是用我们的范畴去挤压它。政治哲学在莎士比亚批评中的作用，就是要给戏剧中所描写的激情的目标一个决定性的判断。当庞贝被选择去谋杀他的客人并成为统治一切的皇帝（或者保持了体面而被废除）时，人们面临的是古典政治伦理的问题，《安东尼与克里奥特佩拉》细致而精确地表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关于统治者以及统治欲望对统治者的影响。只有在哲学讨论中，我们才能发现这些问题是如何展开的，也才有助于我们澄清莎士比亚为我们提供模式的那些问题。当今之世，我们特别需要了解政治哲学的历史，因为我们并不能马上了解政治与道德现象的各种不同可能，而必须寻求对莎士比亚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些东西最充分的解释。

▲荧幕中的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

莎士比亚将他的戏剧置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代中。这是探究他的教诲的最好出发点，因为不同国家在人们之中鼓励不同的德行。这正像异教与基督教的不同对人所最关注的事物产生了不同影响一样。要表现那些不同可能性，典型的人必须处于其游刃有余的环境中。莎士比亚戏剧的时间和地点是带着这样的观点来选择的：要展示角色的特定旨趣。只有在威尼斯、奥塞罗和夏洛克才能发挥他们的潜能；他们是外国人，只有威尼斯这样的城市中才给他们提供了自由和空间。只有在罗马，人们才能看到政治雄心的形成过程，是怎样摆脱了消减它的各种目的的。花一生时间研究戏剧中的场景与情节的关系，指明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国家哪些是典型的问题，是值得一做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与莎士比亚区分什么是最好的人、什么是各种生活的利弊的观点相关。我们需要一代代批评者——其质朴的批评提出的是莎士比亚式的问题，那些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曾经呈现给苏格拉底的问题。我们怎样生活？做一个统治者或者诗人，哪一个更好？我们可以杀一国之王吗？为了爱的缘故我们可以不服从自己的父母吗？如此等等。

席勒指出，现代一方面以抽象的科学为其代表，另一方面则以粗鄙的情感为代表，二者不相关联。一个自由的人和一个好的公民应该在情感与知识之间获得自然的谐调；这就是所谓的有趣味的人，而这种人如今似乎是无法塑造出来的。我们知道，不能把握道德现象的政治科学是野蛮的，不能被正义的激情所激发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莎士比亚的写作先于上述分离；我们意识到，他既具清晰的理智，也具强有力的激情，而且在他那里二者并不削弱对方。如果我们有片刻和他在一起，也许，我们就能重新追寻到生活的完整性，重新发现已经迷失的通向统一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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