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夏《和谐经济论》| 市场理论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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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读书会，我们要解读的作品是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代表作《和谐经济论》。这本书的解读词是：市场理论的华彩篇章。
巴斯夏，这位经济学家，我们中国人可能对他了解不多。但其实，他的作品在西方广为流传，比如《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和谐经济论》、《论法律》、《经济谬误》、《国家》等。巴斯夏作品的特点是，文笔犀利，想象力丰富，颇具讽刺意味，在欧美国家很受欢迎。
“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才看得懂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卢梭这句话很好地概括巴斯夏。巴斯夏吃透了市场理论，才能如此细腻而生动展现出来。他留下了很多名言警句，比如他说“政府是一个雄伟的小说情节，在这个小说里，每个人的求生行动都是以其他人的受害为代价”。
巴斯夏于1801年出生于法国，他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一个时代，比萨伊、蒙第要晚一点。
巴斯夏是个孤儿，但是其家族势力比较大，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25岁时，他继承了家族留下的遗产。有了这些财产支撑，巴斯夏安心搞学术研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宗教、诗歌等等。
在经济学方面，他深刻地受到了斯密和萨伊的影响，树立了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积极反对大政府主义。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巴斯夏，就会给他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巴斯夏不是一个只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他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活动，试图通过他的理论来影响当时法国的国家命运。巴斯夏整个生命周期，处在法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动荡的大转折时代。
巴斯夏出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年轻时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和七月革命。在拿破仑时期，巴斯夏正好在自己的家族出口贸易公司工作，他目睹了当时的政府对经济尤其是贸易干预造成的严重后果。
到了1840年代，各种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引爆了1848年欧洲大革命。这时，巴斯夏勇敢的站出来，试图以自由理论挽救法国，与独裁政府及思想作斗争。
他创建《自由贸易》报刊，写文章，针砭时弊，抨击贸易垄断及管制；他到处演讲，积极鼓吹自由主义思想。眼看着法国正在急速走向黑暗，政府管制经济，贪腐横行，运动此起彼伏，巴斯夏投身到立法会中担任议员，大声疾呼，用演讲、写作的方式积极呼吁公民自由、保护私有财产，反对中央集权、经济管制和贸易保护。
巴斯夏为宣传自由主义在法国各地积极奔走，但不幸感染了肺结核，无法继续坚持演讲，最终于1850年去世。
巴斯夏是一位天才般的时评家，熊彼特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熊彼特的这一评价带有一些轻蔑色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巴斯夏是一个媒体经济学家。
其实并不是如此。巴斯夏的核心思想确实继承了斯密和萨伊，但在具体的逻辑与细节方面做了很多创新。斯密和萨伊的市场理论缺乏具体的逻辑支撑，过于宏观和形式化。巴斯夏把自由市场理论嚼碎了，并且通过有趣生动的笔法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难得的。
比如，他为了说明关税会带来福利损失，假设两个国家建设了一条铁路，两国互通贸易，相互可以买到对方更便宜的商品。有一天，一国的商人们游说政府，要求政府征收关税，以抵御外来竞争，结果征收关税后，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这样，关税就抵消了铁路建设带来的社会福利。这就是无效铁路理论。
通过这个例子，巴斯夏很好地说明了关税对经济的损害：关税不会有任何正面作用，而只会抵销一切因为科技、劳动、创意、果决和进步所带来的利益。
这个例子说明了巴斯夏自由贸易的思想，似乎与斯密的思想没有多少区别。但其实，巴斯夏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这是除了萨伊外，绝大多数古典主义者都不具备的理念。
巴斯夏认为，消费者的需求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开端。这一理论与后面的边际主义及奥地利学派类似，巴斯夏也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先驱，影响了包括罗斯巴德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
我再举一个例子，巴斯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叫“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他说：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应该同时考虑“什么是可以观察到的、而什么又是不可以观察到的”。
比如说，机器让工人失业这种现象是容易看到的，但是机器创造就业岗位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巴斯夏的观点是，看得见的经济谬误往往是因果倒置，机器不会使人失业反而创造工作岗位，机器越多的地方工人反而越多。
关于这个问题，他还写过一篇反讽文章叫《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所以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阻止大家使用阳光。
巴斯夏这两例子，用了细腻的逻辑，展现出市场容易被人们忽略和误解的逻辑。其实，里面还包含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市场理论，那就是私人契约。
以上面蜡烛商的例子来说，国会的力量阻止人们使用阳光，利好于蜡烛工人，这是容易看得到的，但是这种方式给其它人带来损失，这是不容易看到的。
其实，消费者本来可以免费使用阳光，如今却要花钱买蜡烛，这无疑是用消费者的损失来补贴蜡烛行业。不管看不看得到，政府都不能通过公权力的方式来干预市场，因为市场是私人契约的集合。政府干预市场会让一些人得利，定然导致另外一些人受损。
巴斯夏认为，国家不能补贴高雅艺术。他的理由是，当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高雅艺术的时候，那些钱就不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肯定有人在别的地方受损了。
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所谓有益的补贴是有害的——尤其是对比较贫穷的阶层人士来说——其有害程度甚于任何一种对生活必需品的沉重课税。可见，对市场任何干预，都是对私人契约、私人利益的破坏。
另外一点，巴斯夏强调人们要看到“看不见的”，其实是告诉我们，要从整体、动态、长期的角度来看经济问题，告别单一、局部、短期的思维。这无疑是一种经济思维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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