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臆解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西周王年，主要方法是通过归纳得出金文纪时词语的涵义，以铜器类型学研究为基础，利用已知66条年、月、纪时词语、日干支俱全的文献和金文材料，来排出西周金文曆谱。由于工程专家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未能掌握，且受王国维月相四分说的荼毒太深，导致对月相真义并不能真正理解，以致排定的西周王年表结论舛误甚多，经不起推敲。且相关铜器曆日乃至传统文献用以互校，也不能自洽，故尔受到广泛批评。虽如此，但工程的思路和方法无疑是对的。导致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专家对月相定点论的怀疑和否定，自行搞了一套月相新定义。王国维先生曾提出月相四分不定点，断代工程进一步提出月相二分不定点，这实际上还是“四分月相”的变异说法。断代工程以此对彝铭曆日断代，其依据的基础理论就存在先天缺陷。一个月相可对应半月中的任意一天，则日干支在相邻王世中数个日期都有可能，由此编排的金文曆谱有的可以蒙对，有的就错的离谱，从而影响王年的正确排定。哲研习西周史时日弥久，对金文曆谱中古之月相真义颇有新得。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西周金文月相不但是定点的，而且是有规律的。朔、望、上下弦月乃月相之四分矣，类节气之二分二至。古先哲以朔不可见，转而以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以代。
生霸死霸即上下弦月，初吉即胐日。因大小月影响，初吉在二日，则既生霸在十日，既望在十六，既死霸在廿四；初吉在三日，则既生霸在十一日，既望在十七，既死霸在廿五。古人制定月相称谓必指月之特定某日，而非王国维先生所说四分。明白了古之月相的其中关节，则用以考求铜铭曆日无不中的。可以好不夸张地说，给你一个铜铭曆日，你完全可以推算出它的绝对年代。由此得出的铜铭曆日可以精准到年月日，比断代工程的结论精确度要高得多。哲正是依据这一理论武器，依据文献和铜铭曆日轻松推定出武王克商、成王去世的绝对年月日。后又相继考定了成王继位、周公摄政、成王亲政、康王继位与去世、穆王元年等等周初最重要的王年节点的绝对年代。进而相继排出了龚、懿、孝、夷、历诸王元年，得到了一个相对可靠的西周年表，自名为毛氏西周断代年表。
哲推定的西周年表可以修订断代工程结论的诸多错误。武王克商年不用说了，差距甚大，哲之结论有待大家检验。就算工程拟定的成王元年，虽然与哲的结论较为接近，却明显是可以看出存在错误的。工程以召诰曆日定成王元年为前１０４２年，是基于“召诰、洛诰”为同一年的认识，且以为作于成王七年，实误也。对“召诰、洛诰”的曆日推算，哲取得的验算结果和断代工程是一致的，皆在公元前1036年。但据哲的研究，“召诰、洛诰”是作于＂成王亲政始年＂，也即＂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后一年。这个结论与传统说法有别，可以修正人们对周初历史的模糊认知。传统说法，都认为二诰所记为成王七年事，实际是成王继位后九年事，即周公反政次年。事实上，成王继位在前1044年，周公摄政在前1043年，反政在1037年，成王亲政在前1036年，去世在前1008年5月1日。可以看出，周公摄政与成王元年并不在同一年。由于西晋竹书整理者对此不能理解，今本《竹书》中虽将成王元年正确排定在前1044年，但却是将成王亲政当作了成王八年，因而与哲考定的有一年之差。为了便于与《竹书纪年》对照且叙述上的一惯性，因此哲拟定年表中，将前1044年定为成王继位年（即武王丧年），将周公摄政1年蠡定为成王元年，与《竹书》同。故取成王亲政廿九年薨，加继位一年和周公摄政七年，实在位三十七年无误。由上也可以看出，今本《竹书纪年》材料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从哲所拟定的西周断代年表也可以看出，自穆王之前，基本和《竹书》记载近似，或差别不大。穆王之后，龚、懿、孝、夷、历诸王元年与《竹书》所载有差别，但各王在位年数差距不大。从中也可以看出，或是司马迁记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之说影响了西晋的竹书整理者，从而造成了穆王之后，各王元年的拟定有所偏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参照出土铜铭曆日加以修正。事实上，哲也是这么做的，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通过十五年趞曹鼎曆日在周懿王十五年的考定，直接否定了断代工程定龚王元年在前922年之说。依据曆日推算懿王元年在前900年，也否定了工程定周懿王元年在前899年之说。通过虎簋盖和鲜簋的曆日确定了穆王元年在前962年，通过据师询簋曆日考定了周夷王元年在前876年等等。
断代工程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分别是：（1）西周晚期吴虎鼎的研究，（2）晋候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3）天再旦与懿王元年，（4）虎簋盖的研究，（5）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6）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的昭王之年，（7）《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可以说，断代工程所依据的七个曆谱支点中，哲通过对其中三四个支点的曆日再次验算校真，已经得出与断代工程迥然不同的结论。这七个支点中，其中有一个就是静方鼎。哲对此鼎留意也是很久，迟迟不下手研究，一是此鼎曆日中，虽然月份、日干支、月相皆有，但缺乏王年数值。虽然王世可以从铭文中大致推定，但因无一个可靠的西周断代年表，则不能缩小王世所在的范围。另一个原因是工程虽然取静方鼎为材料试图还原周昭王年代，但也有学者怀疑此鼎为伪器，认为不可用。王恩田先生就曾撰“静方鼎铭文辨伪”一文，提出了此鼎的十一项存疑之处，认为“静方鼎是利用商代晚期的方鼎，伪刻了昭王伐楚的铭文，认为不能作为研究昭王南征伐楚的史料”。李仲操也认为，“未敢信其为真”。他是通过对铭中曆日着手考证，认为“它与西周器铭曆日不类”，从而怀疑此铭为后人伪刻。因此，要进一步研究静方鼎，首先要抉其真伪。诚如王恩田、李仲操二先生所论，静方鼎之形制和纹样确实具有殷末周初之特征，却有周代长文之铭刻。且铭文显然非铸造，乃是后刻，也难怪招人怀疑。哲以为，彝器为商物以及铭文铸造与否，倒不是判读真伪的依据。周初铜器，很多属于战利品，其中有商代之铜器，也未可为怪。至于刻铭，很好的一个例证就是“新见Ⅱ簋”。李学勤先生曾作《新见Ⅱ簋与“周有八士”》一文以考释。哲已撰文指出李先生考释之误，且错误在于搞反了此铭始读顺序，实际应从左起右读。此簋所记史实为，武王五年十月辛卯朔，恰好遘遇帝辛祭祀日，武庚举办了肜祭仪式。周武王派周八士为武庚作了成套的祭祀彝器，并带有王的赏赐物品来助祭。哲将其命名为王子禄父簋。此簋属于周武王的礼器，故铸造时并无铭文。肜祭完成后，商人将此段史实追刻在此簋上。哲认为，静方鼎的刻铭应该是类似的情况。器物当然是真器，盖在商末周初铸造。是属于战利品还是自铸物，今已不可考。但可以推定的是，铭文属于后刻无疑。故要判读铭文的真伪，还需要由铭文自身来解决。王恩田指认铭文存在错字、字形结体松散，大小不一、章法布局不似康昭世等等疑惑，这些其实都可以从铭文是錾刻上得到解释。唯王恩田、李仲操二先生都认为铭文书例、曆日上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导致困惑的地方，只能继续从铭文、曆日上加以梳理。如王恩田认为不可解之四是，古人向以子卯为忌日，周王在“甲子”日发布师中与静征伐楚国的命令，违背礼制规定。哲倒是认为，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无道被诛，后王以为忌日，盖为史实。然“子卯不乐”，所忌者多为殷商、古夏之人耳。且铭中所记“甲子”，也仅是纪时词语尔，非谓吉日。何况周王让师中与静是“省南国，相埶㕇”，而不是征伐楚国，并无违背礼制之处。另王恩田认为，“证以金文，...有甲寅者8件，甲午3件，甲申2件，甲戌8件。以甲子记时者，一条也没有。”这一说法也是太绝对了。如六年召白虎簋就记有“隹六年四月甲子。王才...。”金文中以“卯”日为纪时词语者，更是多的举不胜举。可见，此条证伪材料依据不足，自可排除。剩下的，就只能辨析铭文以及曆日本身是否存在作伪。所幸哲已经完整厘定了西周王年断代表，且通过铭文曆日的考证，可以求出其所在的真实年月日。李学勤生前对静方鼎的曆日作过考证。其在“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一文中，推定铭文史实发生在昭王世。大体意思是认为，静方鼎曆日大致是在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区间。如其在“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一文总结说：
“古本《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水经注》等书记载了昭王十六年伐楚，至十九年南巡，死于汉水的史事，有令簋、令尊与令方彝、中方鼎、中甗、中觯，以及近年出现的静方鼎、甗，等等，很多青铜器，足以证实这一段令人惊异的历史。”
李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存在问题的。且不说令簋、令尊与令方彝，哲已据曆日考证出其真实年代，分别是成王十六年和成王十一年。就拿静方鼎的铭文叙事来说，哲认为更像是周昭王早年经营南土之事。周昭王经营南土，非一年之功所能蹴就。铭文曆日亦表明了这点，哲为此反复比对，验算，终于认定静方鼎所记史实发生在昭王九年和十年。由于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的身份，他的这个推论影响了很多学者。如断代工程结论就将静方鼎曆日定为昭王十八和十九年。刘启益先生也曾撰“静方鼎等三器是西周昭王十六年铜器”一文，附说为昭王十六年事。其他学者采用类似观点的也很多，不一一枚举了。要扭转这些旧有学说和观点，对此鼎铭文的正确释读和梳理，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了。为此，哲将静方鼎句读释文如下，并对铭文作下通俗的训解，以便更好地看懂和理解铭文。【铭文】隹（维）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静省南或（国），相埶㕇。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俾女（汝）采，嗣在（曾）鄂师。”王曰：“静，赐汝鬯、旂、市，采：䍙。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宝尊彝。首句为纪时词语，说的是王在何地何时下令。十月甲子，盖指十月朔日干支。朔日为省文而不铭。省，视也。埶，尔雅：治也。㕇，唐兰释作位，或可商；黄益飞释为“离宫之专字”，意思近似。郭沫若、于省吾等重申宋儒“㡴”乃“居”之旧说，释读为居。哲以为，释居为是。㕇字从广从立，指可居人之大屋也。居，古文从广从几。几，乃案几也，可凭依蹲坐或箕踞。居处，比义连词互训。故居，亦处也，在也。王㕇，即王之居处也。后世有王之“行在”一词近似。清华简有楚居篇，历数各代楚君楚王迁徙所在。谓居，则已言王之行在，本不必以“离宫”释之。相，觀也。亲视。相宅，择地定居也。《召诰》有太保先行相宅。相埶㕇，指为王亲自择地建造行在。后接“八月初吉庚申”句，盖为下年事。不言次年，亦省文也。省南国暨相埶㡴，诸事繁杂。建行在虽比建宅要快，但也需数月乃成。十数月后方复命，盖也合乎情理。《洛诰》孔传有：“遣使以所卜地图及献所卜吉兆，来告成王。”此铭中所告类似。“月既望丁丑”，显然是指八月之当月。王在审阅师中和静二人所卜地图及献所卜吉兆后，八月丁丑日在成周太室召见静，并赐采地、职服，赏静“鬯、旂、市”物三品，乃命事也。静答谢颂扬天子庇休，因而将此荣耀事刻录到宝尊彝上，用以祭祀其父丁。此铭中，有三段曆日，分处两年。哲曾说过，凡带有曆日叙事性质之铭文，实与“文以系时”编年体史家记事方式同，“时不二指”乃清晰表述历史事件最起码的要求。铭文曆日只要年、月、纪时词语、日干支俱全，所指必然是唯一。何况此铭有分处二年之曆日，可求无疑。初吉，在月之二、三日。既望，在月之十六、十七日。丁丑距庚申相距十八日，似乎与哲所拟月相定点有悖。假定八月初吉庚申为月之初一（此乃早限），则既望在十八日。这也是王占奎、李仲操诸先生讨论最多的地方。李仲操是定既望在十四日，故其觉得此铭曆日错的明显，认为它不是西周之物，属于后人伪刻。王占奎先生则怀疑月字前或有夺序数辞，此既望或在九月，或在十月。哲仔细辨析过铭文拓本，应无王占奎所说情形。那么，该如何理解“月既望丁丑”呢？哲以为，当理解为八月既望日后，干支为丁丑日的那天，王在成周大室。首先从行文看，前既已写明“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丁丑若指既望干支，则无需加月字。月字乃是累赘之举，古人惜墨如金，盖不至于如此。其次，查询万方出土铜铭，凡“月既望”前必有序数辞。此铭“月既望”既然无序数，则不应理解为八月既望的干支为丁丑。文献铜铭中常见有某日之后翌日、越数日的用例。如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此先言既旁生霸，后言越六日干支为庚戌，则知“既旁生霸”干支为乙巳。此铭中，“月既望”是定义丁丑与庚申为同月。结合铭文前述八月初吉庚申，丁丑自然相距十八日。初吉在初二、三日，则丁丑自然在月之十九、二十日。因此，我们只要查询比对下，能同时满足十月朔日干支为甲子，次年八月朔干支为己未或戊午的年份，就是该铭的真实王年。查张培瑜《史历朔日表》，可知该铭曆日唯一值在公元前973年及前972年。以毛氏西周断代年表校雠，则为昭王九年和十年。昭王九年十月甲子在前973年8月24日，是年为闰年。次年“八月初吉庚申”在前972年8月15日。前一日为八月朔日，干支为己未。庚申日为初二。八月小，初吉正在初二。由此可论，静方鼎虽为刻铭，然铭文非假。此铭曆日初看确实可疑，但只要理顺了铭文真实意思，貌似不可解之处，实有合理的解释。且哲还从来没见到过，有哪位作伪者，能精通西周曆法如此，所造铭文曆日能与西周史实结合的如此弥合无缝的。从这点上看，亦可反证静方鼎器铭皆不伪。断代工程是认为，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初二日；十九年为公元前977年，八月戊午朔，庚申初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二十日，合于既望。然断代工程将“十月甲子”拟定为初二日，毫无解释，实无凭据。且把“丁丑二十日”说成是合于既望，有违一般人的常识。与传统的既望日相距太远，难以服人。这样的曆日推算，很像是为了弥缝自说而特意曲解。工程断代年表中，成、康王的在位年数，明显是错误的，且已被出土铜铭尧公鼎所证明。那么拟定的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显然站不住脚。以一个错误的穆王元年上推所得的周昭王年代，又能几分正确呢？过去，哲据鲜簋曆日已推定昭王溺死于汉水，正在周昭王十六年。静方鼎所记事件，显然在昭王死于汉水之前，也在南宫伐虎方年之后。以毛氏西周断代年表推算，是昭王九年和十年事，铭文史实与曆日密合，自有合理性，已经接近或就是历史的真相。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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