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玄学论战：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精彩至极还产生多部经典
文 ｜ 李佳佳
从1923年2月到1924年年底的近两年时间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科学与玄学展开，被称为科学与玄学论战，同时也被称为人生观论战，此次论战最终衍变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争论不仅涉及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同时还涉及了东西思想文化的对比，为我们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西社会文化提供一次深度剖析的范本。
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合影，成员包括蒋百里（前左二）、梁启超（前左三）、张君劢 （前左
人生观能否与科学分家？
这次论战发端于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此次演讲的主题为人生观，主要是对科学主义中“科学万能”的思想提出批评，演讲词随后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张君劢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截然不同，科学是客观的、是物质的、发起于事物之共象，为因果规律所支配，科学可从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是主观的、是关于精神的、起于直觉，具有人格之单一性，是自由意志的。在“我”与亲族、异姓、财产、社会、外界物质及信仰关系中皆是以“我”为中心。从对东西文化的态度来看，张君劢认为中国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是需要被颂扬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在张君劢看来，西方的物质文明是有重大缺陷的，以为其未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进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张君劢的演讲词发表后，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撰写《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批评张君劢的观点，此文随后于1923年4月12日发表于《努力周报》，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为了驳斥张君劢的观点，从人生观能否与科学分家、建立在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科学智识论、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三个维度分析，并认为张君劢的人生观逃不出科学的范围，进而指出张君劢对科学、对欧洲文明及对中国精神文明的误解，批评张君劢为“玄学鬼”附身，最后指出根据时代的诉求，要承认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的问题上。丁文江的反驳随后又引来了张君劢的反击，张君劢再撰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此文从十二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著名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马克思主义者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论战一直持续到1923年年底，科学派和玄学派都将自己的观点和成果搜集起来，以出版图书的形式作为论战的重要成果，两派均于1923年12月出版文集，科学派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文29篇，再加陈独秀、胡适两篇序；玄学派出版《人生观之论战》一书，此书收文30篇，再加张君劢序一篇，两本书的体量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观点截然对立。两派在思想上的交锋吸纳进了新的内容，尤其是科学派的《科学与人生观》不仅表达了科学派的主张，同时还推出了中国现代思想上的另一个重要的派别，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其标志是陈独秀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做的序和与书中所收入的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两篇文章所展开的辩论，可见，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在思想领域的进一步深化。
此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科学派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科学派的影响和力量更加强大。发起于科学派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可以称为是唯物史观派），在论战的后期其实是向科玄两派同时展开了批评，从陈独秀和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撰写的序便可看出，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是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其中，陈独秀批评了张君劢和范寿康的人生观，批评了梁启超情感胜于科学的观点；对于科学派，陈独秀批评了丁文江的唯心论，指出世界的发展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只有物质基础才能支配人生观，才能解释历史。胡适的唯物史观蕴含于他提出的著名“胡适十诫”中，胡适从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了人生观、心理现象、道德理教等现象。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老师合影，前坐四人从左到右依次为李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后排立者三人为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对科玄两派正式提出批评的是邓中夏和瞿秋白，邓中夏于1923年11月24日在《中国青年》第6期发表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清晰地勾勒了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指出了论战的阶级斗争性质，并分析了唯物史观与科学派的异同，认为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派在根据科学、应用科学方法方面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唯物史观派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上更加彻底和坚决。1924年1月26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指出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应联合起来迎击玄学派。瞿秋白于1923年12月20日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发表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在此文中，瞿秋白分析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驳斥了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其第二篇文章《试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于1924年8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3期，此文主要是批评胡适的实验主义，指出，实验主义不是彻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甚至可以说是革命哲学。
1924年5月25日陈独秀撰文《答张君劢及梁任公》，于1924年8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3期，批评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和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此外科学派的萧楚女于1924年8月在《新建设》第2卷第2期上发表《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一文，指出东方文化派和精神文明派反对科学、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是一种幼稚并落后的观点。1924年7、8月以后，虽然科玄论战已经接近尾声，但还有一些关于科学论战的论文发表，如谢国磐的《评吴稚晖的人生观》、陈大奇的《略评人生观和科学论争—兼论道德判断的普效性》、张颜海的《人生观论战余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