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 |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几点思考

丁帆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扬子江评论》主编、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当代文学下限问题一直就是困扰着文学史撰写者的一个两难命题：时间距离拉得愈远就愈能够看得清楚作家作品的本相；就越能够解释清楚历史背景的真相；就越能够看清楚文学现象的本质；就越能够廓清社团流派发生和发展的脉络；就越能够看清楚文学思潮在文学史走向中的脉象图示。反之，时间距离越近就越发让人难以把握作家作品入史的尺度；越发难以接近历史的真相（即便你掌握了大量的一手史料，但是囿于某种众所周知的禁忌，也无法表达清楚）；也就无法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进行准确的评判，最终对近距离的文学史做出经典性的评价与表述。

无疑，文学史的表述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考验每一个撰写者历史眼光的试金石。当然，在中国，尤其是撰写近距离的当代文学历史教科书，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即便是再难，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工作。诚然，下限越近，我们所面临的考验就越大，而经典化过程就必须有一批学者去经受这个考验，否则我们会愧对历史，愧对文学。

我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文学史撰写者对近距离的作家作品的遴选，对于文学社团、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判，是文学史经典化的第二次筛选（第一次是所有的报刊上发表的即时性的评论和理论文章），而二次筛选面临着的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激浊扬清的重要任务，我们不但要摆脱一切来自外部各个方面的干扰，还要必须从大量已经存在着的文学评论和批评文章的定评和定论包围圈中突围出来，不被已有的格局所左右，以现有的资料为参照物，从大量的作家作品和史料当中发掘和发现出具有文学史经典化元素的文本来进行论述，这才是对近距离文学史下限的最有力学术支撑。

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能够下限到什么程度呢？窃以为，本着发生过的事件就是历史的原则，哪怕就是截止到今天，即便是刚刚发现了的你认为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好作品，或者是一个带有史诗意义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你有能力将其经典化，有把握充分论述它在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那么，作为一种特殊文学史意义的发现，它足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刚刚发生的事件”正是撰写者即时性的伟大发现，何尝又不是对文学史的巨大贡献呢？但是，这样的眼光并不是每一个撰写文学史的学者都具备的。我以为，要想具备这样的素养，可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必要质素。

我仍然坚持我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标准，这个标准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史家二次遴选文本的需求：即：历史的、人性的和美学的稳定三角支撑。这就是文学史家“历史在场”价值理念的显现。也是霍埃赞扬布罗姆对文学经典化的名言：“由于经院式哲学家退出了文化的'指导性场景’，所以这位文学批评家便进入到这个场景中来提供一种关于现代心灵试图去创造性思考而同时又对其自己的发生及历史条件进行反省的诊断。”作为一个文学史编撰家，我们应该反躬自问的是：你在叩问文学史的时候，你的灵魂在场了吗？你有创造性的思考了吗？——关键是你的思考经受住了“历史条件进行反省的诊断”了吗？你在文学史经典化的论述文字中饱含了对这个时代痛痒的深刻哲学批判了吗？只有具备了这些先决的价值条件，你才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你才有可能洞穿身处当下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那么，时间的下限就不是问题了。

我觉得在文学史经典化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这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中所表述的“当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延和内涵。

从漫长的 20 世纪至今，我们的“当代性”只是一个时间的表述。恰恰相反的是，西方理论中的“当代性”并非完全是指时间性的概念，它有更加复杂的多维度哲学内涵，而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则是指向单一的时间内涵，亦即“时代性”的内涵。这就是有些理论家所阐释的所谓“独特的年代学的和政治的以及美学的含义”。这正是我们不断在使用的“年代学”中“政治”大于“美学”的意识形态观念，而非一种面向文学艺术理论“当代性”的一种驳杂的哲学阐释。所以我们的当代文学所列出的文本范例都是文学史上经由“时代性”左右而反反复复“翻烧饼”的老面孔，而并不是超越时代性的文本，更不是遵循文学艺术的美学与哲学本源遴选出来的经典化文本，一位西方文学史家认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当代性具有其他任何性质无可比拟的优先性。不是历史优先于当代，不是未来高出当代，恰恰相反，当代使历史成为真理，当代使未来成为现实。因此，当代性总是优先考虑为现实性、真理性。只有当代性才具有能动的知识描述，一切知识的描述都需要通过当代性得到重新描述，得到重新评估。”这绝不仅仅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简单翻版，而是价值重估的眼光，它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建立在“优先考虑为现实性、真理性”基础之上，凸显的是“当代性”意味着一种符合人类发展的“真理性”的恒定价值观。反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史，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文学理论建构，或是文艺批评，缺失的恰恰就是这种“超越现代性”的“当代性”意识，亦即“真理性”的追求，更不必说我们在文学史经典化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主体意识了。当然，“从文学史流行的观念来看”，“当代性”也是涵盖“我们的时代性”的，但是，它无法脱离的是其存在着的许许多多悖论，其中“延续变异性悖论”就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经典化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所在。

首先，“延续变异性悖论”所指向的就是在当代性延续过程中“出现新的特征与先前的当代性形成互相消解的矛盾”。这是由伊万诺娃提出的质疑：“近年创作的作品，散发着油墨香的新著，究竟表现了什么样的'当代性’？这样的文学中，创作这种'当代性’的定义过滤之后的纯诗性吗？这种特性可以把当代与其前代的文学特质区分开来吗？可以从'当代性的特性’中加以区别吗？”显然，这个问题提得十分尖锐，它关涉所有国族的文学“当代性”如何成为鉴别入史的标准。客观地来衡量我们 70 年来许许多多评论家们所推荐出笼并加以鼓吹的“带着油墨香”的作家作品，有多少能够以“当代性”的名义进入文学史经典化的序列之中呢？它们的“纯诗性”有多少是被审美的因素而推举出来的呢？它们有多少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呢？这个问题始终缠绕在每一个不断变更的“时代性”的时间长河中，弥散在漫长的当代文学史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当代性”的特性究竟在哪里，它并不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那个“时代精神”的笼罩，而是在审美的人性观照中“真理性”的突显，它既是历史的标准，又是当下的标准，更是永恒的标准，由此，才能考验出我们作家、艺术家以及评论家、批评家、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当代性”的时间河流中审美素养的高下。

显然，有些学者在《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中概括总结西方理论家对“当代性”特性的时候，认为它十分切合我们的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的规律：“每一个作者所处的时代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如果他活着的时代称作'当代’，而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特点叫作'当代性’，那么，'当代’这个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所指内涵的变迁，使'当代文学’内涵与其名称之间存在着悖论。”这个悖论就是我在前面谈到的创作和理论来回“翻烧饼”现象在苏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特有的背反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一次性呈现，如果第一次出现是喜剧的话，第二次出现就是悲剧，那么第三次出现是否就是闹剧了呢？“所指内涵”的变化让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者们在遴选具有历史意义的“当代性”作品的时候，往往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那样勇敢和认真，他们面对不断位移的时间,一往无前地随着风车的转动猛烈地冲将过去，显示出大无畏地英雄本色，但是他们的勇气却被文学史的“真理性”所唾弃。

其次，就是“瞬时的结构性”问题。“当代是一切共存。在场和一致性是当代性的首要结构特征。”伊万诺娃认为：“持续当代性才是真正的当代性”，而且是一种“朝前看”的当代性。在当代文学里，当代性被当代人看成“系统陈列”，而“瞬时的结构性”的目标就是让“持续当代性”融入作家的头脑之中，融化在作品的情在作节叙述中，所以它一定是“朝前看”的，“当代性”就是把历史、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价值“真理性”嵌入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批评中去，这个观念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史“经典化”选择的标准。

从作家作品的“共存性”四个维度（“经典的当代性”“作家的时代性”“异质的并列性”和“瞬时的结构性”）来衡量 70 年来我们的经典作品，则可以看出许许多多的悖论一直在统摄着我们当代文学史遴选的价值标准，因为我们对经典的阈定往往是遵循着其“当下的时代性”和作品的“现实意义”标准入史的，所丢弃的恰恰就是“历史”和“未来”这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哲学意义上的时间元素，这样的遴选标准是否可靠呢？这是一个价值理念碰撞的问题，不仅久久地萦绕盘桓在作家创作和批评家的头脑中，同时也无情地左右着我们对文学史的价值判断，是一个长期由历史形成的理论心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文论中的“当代性”的理论倒是触发我们进行深刻反思的一个契机。

人们总以为文学经典化是靠着长期的历史积淀就可以完成的，我以为这一点只是其中一个元素而已，作家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活在“未来”的时间里固然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标准，但更重要的则是它必须活在“历史”之中，活在“当下”之中，也就是说，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是衡量作品是否经典化缺一不可的三个时间审美元素，但需要说明的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三个时间概念之中，它们又绝不是单纯的时间意义上的概念，它涵盖的哲学内涵和意义都必须潜藏在作品其中。用西方文论中的“当代性”的概念来说，“当前共存性”是前面所提到的“使历史、现在甚至未来并存于当下，并存于我们活着的当下”的“超越时间”的哲学概念。所以，这个“当下”的指向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同时，也应该是其作品内涵和审美的终极指向存活于时间美学的概念。也就是说，活在“当下”的时空当中，它应有作者掌握“真理性”和美学的主体意识。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抑或是文学史的建构，如果仅仅被“时代性”因素所左右，则就失去了其作品永恒生命力的审美功能，“活着”是含有真理、审美和人性的永恒哲学时间概念，而不是指在时间长度中某一个时段的“瞬间性”时刻。

由此，我想到的是当下最畅销的余华的《活着》，无疑，这个作品的内涵指向是符合时间维度上的三元素的，但是，它能否成为未来不朽的作品永远“活着”呢？正如伊万诺娃所说的那样：“持续当代性才是真正的当代性。”这个原则恰恰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衡量标准的，那就是：“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三元素。以此来衡量和检视共和国 70 年来被经典化的作家作品，我们是否需要重新鉴别和遴选那些能够活在三个元素之中的作家作品呢？能够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充分展示出它永恒“活着”的三元素作品会是哪些呢？

无疑，有些作品只能活在历史中；有些作品只能活在当下；有些作品可能会活在未来（这是死去作家的荣幸），还有的作品能够活在另外两项时间维度之中，那也就是了不起的作家作品了：抑或活在历史和当下之中；抑或活在当下和未来之中；抑或活在历史和未来之中。以此来衡量共和国 70 年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也许就显得十分残酷了，能够全面符合表层（时间维度上的）和深层（作品内涵维度上的）双重标准下的作家作品，就十分难以遴选了，如果是不用那么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也许像《活着》的作家余华在其 1990 年代的修订本《活着》中，已经有了一些“超越时间”的自觉意识，他是想把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时间在作品中串联起来，以求达到将一种“历史的必然”的“真理性、人性和审美性”融入对当下“时代性”的解构之中，终极目标就是想把自己的作品永远“活着”，活在历史和未来的世界之中，活在三个时间维度的“真理性”之中。

这样的作家当然也还有，像王小波那样特立独行的作家，他没有活在他生前的“当下”，属于不是那种符合“我们的时代性”的另类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却属于他肉体死亡后的“未来”，仅此一项，他的作品仍然“活着”，活在他生后的 N 个时间段的河流之中，我无法预测他的作品存活的时间，但是我知道它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就像鲁迅作品那样延绵不朽，只有这个时代彻底改变之后，他的作品的历史和未来的生命力才逐渐减退，因为他把“超越时间”的“真理性”牢牢地植入了其作品之中，让我们看到其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倒影。

当然，在那些肉身已经逝去的作家之中，《白鹿原》与它的作者一样“活着”，他们“活着”的理由在哪里呢？用“当代性”的标准来检验，就是作品所具有“超越时间”的强大“真理性”，亦如上文所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当代性具有其他任何性质无可比拟的优先性。不是历史优先于当代，不是未来高出于当代，恰恰相反，当代使历史成为真理，当代使未来成为现实。因此，当代性总是优先考虑为现实性、真理性。只有当代性才具有能动的知识描述，一切知识的描述都需要通过当代性得到重新描述，得到重新评估。”无疑，只要我们能够获得这种“重新描述”和“重新评估”的权力，并具备知识的储备和史料的积累，我们就有可能在“超越时间”的“真理性”条件下重新遴选那些可以活在历史、现实和未来时间长河中的所有符合文学史“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真理性”标准作家作品。

因此，我们看一个作家是否能够“活着”的标准，只需看他的创作主体中有无那种“我存在”的意识，不管他是“有意后注意”还是“无意后注意”，只要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意识统摄作品，那就是将作品置于“生命的存在性”之中了：“当代性含有生命由出生并延续到终点这一时间段内'活着’的意义，换言之，即与消亡的相对应。当代性意味着'活着’，而与'我活’及'我存在’这个概念相反的则是'过去’和'未来’。这样，当代性意味着'我存在’。”在此，我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这里，“当代”与“过去”“未来”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人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性”的命题，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它成为当下中国作家、中国批评家和中国文学史家最稀缺的精神高度，它也是哲学外延与内涵“当代性”与我们一再倡导的所谓“时代性”和作品的“现实意义”概念截然不同的分水岭。所以，我们所说的“当代性”是那种“朝前看的当代性”，亦即是摆脱当下一切思想约束的作家主体性的“当代性”和史家眼光的“当代性”，是一种笔者所定义的那种“超越现实世界的当代性”，唯此，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当代性”中，去寻觅那种被“重新描述”和“重新评估”过的经典化的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的序列之中。同理，作家主体只有真正获得具有“超越时间”“真理性”的“当代性”的时候，他才能进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之中，真正获得创作在自由王国中行走的通行证，从而活在时间与思想的永恒之中。

所有这些，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当代文学史不设下限和经典化的过程，只凭编撰者的眼力见儿。能否完成这样一个重大的工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代性”和“时代性”会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灵魂，这不是一张过期的旧船票，我们能否登上“当代性”的邮轮，不仅需要理论的创新，更需要登船的勇气。

2020 年 10 月 13 日，

根据在《文艺争鸣》会议上的发言修改，

限于篇幅，省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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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根据在《文艺争鸣》会议上的发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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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娴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