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的人性之光 | 纽霍尔谈多萝西亚·兰格
采棉厂的移民，亚利桑那州，埃洛伊市 1940年11月
多萝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20世纪美国杰出的纪实摄影师，首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的女摄影师。
她的作品充满人文关怀与民主精神，从记录加州移民工人到美国南部的佃农，再到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加州造船场里为军需业工作的女人和少数族裔工人。
兰格一直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关照眼前的世界，她尊重每一个被拍摄对象，将人文关怀与民主精神渗透在拍摄之中。
多萝西亚·兰格，约1935年
多萝西亚·兰格：温情的人性之光
文 | 纽霍尔夫妇
译 | 刘姮妤
多萝西亚·兰格，1895年生于新泽西霍博肯。她最初的职业是教师，最后竟发现自己成了一名摄影师。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着克莱伦斯·怀特（Clarence White）学摄影。兰格曾为阿诺德·根特（Arnold Genthe）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送了她第一台相机。冬天，拍了一些孩子后，她决定带着相机周游世界，当时她20岁。她在旧金山丢了所有的钱。
之后，她在一家照相馆工作，因为非常喜欢在柜台遇到形形色色的顾客的感觉，她留了下来。1916年，她开了一家肖像工作室，主要拍摄简单的、没有日期的肖像，反响不错。
后来，她嫁给了画家梅纳德·迪克森（Maynard Dixon），和他一起去西南部旅行，开始尝试在户外拍照，但拍摄仍集中在人的头部。她意识到自己的作品需要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夏天，她和孩子们在山里度假，兰格试图拍摄大自然，以失败告终。在雷雨交加中，“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拍照，将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只是人，形形色色的人，付钱给我的人和不付钱给我的人。”
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兰格注意到了在她工作室附近街道上游荡的失业者。1932年，一个午后，她在哥哥的保护下上街拍照。拍摄了白天使面包店门前的队伍。
领取救济的队伍，旧金山，加利福尼亚，1933 年
她发现其实无需保护，令人震惊、感动、难以捉摸的街道现实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早些时候，我认为拍一张男性的照片就足够了，也不会多想。但现在，我想给一个身处他自己世界里的男性拍张照片。”此后，只要工作室不忙，兰格就都去街上拍照。这些照片打动了威拉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他为其撰文，并在他的工作室奥克兰布罗克赫斯特683号画廊展出。
在这些照片中，“她对形势的本质关注”引起了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注意，他试图将相机作为研究工具。1935年，泰勒应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之邀报道移民劳工，他坚持要一名摄影师担任研究助理，这要求前所未有，于是他雇用了多萝西亚·兰格。
街上的失业者大多保持沉默。帐篷和破车里的无地者，因干旱和债务被迫离开他们的农场，他们想申诉。她不仅拍照，也倾听。
“他们被连根拔起，唯一的底色是极度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去拍一个骄傲的人。我必须用我的相机记录下比这些人的贫穷更重要的东西——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精神。”泰勒发现兰格“在倾听和观看方面都很在行”，在报告中，他将她听到的痛苦、简单的陈述写在照片旁边。
报告很奏效，国家开始建造难民营，联邦政府在建立农业重新安置管理委员会（后来的农场安全管理局）时，设立了一个摄影部门，由罗伊·斯特莱克（Roy Stryker）领导，旨在向公众解释他们的难处。多萝西亚·兰格和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是首批被雇用的摄影师。这些照片被数以千计的报纸和杂志转载，唤起了全国的同情和良知。尽管被批评家抨击为“垃圾箱画派”，被政治家抨击为“颠覆分子”，但他们创造了一种影响一代摄影师的风格，且对新闻摄影影响深远。
他们启发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创作了“用诗歌注解的照片集”《自由之地，1938年》（Land of the Free, 1938），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受其影响创作了画册《家乡，1940年》（Home Town, 1940）。两部电影也由此成型。1935年，帕尔·罗伦兹（Pare Lorentz）拍摄他的电影《冲破平原的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时，偶然发现了兰格和泰勒的报告，这份报告让他加入了加州移民的剧情：“我借了多萝西亚一周，和她一起工作……由于技术上的风格化，人们不能说'那是多萝西亚·兰格的照片’。另一方面，通常我们可以从被拍者所处的糟糕的现实情境认出她的肖像作品。她的肖像里没有流浪汉、不幸的、漫无目的游荡的国家渣滓。”
“她镜头中的人站得笔直，注视着你。他们持有简单的尊严，像那些顶着风、在阳光下工作、拥有自己土地的人一样。”金·维多（King Vidor）开始执导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时，从洛伦兹（Lorentz）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报告，并将其作为视觉真实性的参照指标。
1939年，兰格和泰勒两人已成婚，图文并茂地发表了他们的报告摘要：《美国大逃亡：人类侵蚀的记录》（An American Exodus: A Record of Human Erosion）。
1941年，兰格获得了古根海姆奖金，但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辞职了。她拍摄了日裔美国人从太平洋海岸撤离时的歇斯底里，以及他们被赶到集中营的场景。之后，她继续为其他几个战时政府机构拍照，有时和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一起。1945年，医生警告她要放轻松。她反问道“摄影师如何能放轻松呢？”她拍摄了创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兰格后来崩溃了。病了几年后，1951年重新拿起相机。
现在，兰格将拍摄主要集中在关系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球、社会、时间：“……我的拍摄方法基于三点考虑。首先，把手拿开！无论我拍摄什么，我都不会介入、篡改或安排。第二，方位感。我试图把它想象成它周围环境的一部分，想象它有根。第三，时间感。无论我拍摄什么，我都试图表现出它在过去或现在的位置。”
1954年，兰格与安塞尔·亚当斯、泰勒和她的儿子，作家丹尼尔·迪克森（Daniel Dixon）一起为《生活》杂志的文章拍摄了《摩门村》（Mormon Villages）。1955年，拍了《爱尔兰农夫》（The Irish Countryman），依然为《生活》杂志供稿。之后为法院论文拍摄了《公共辩护》（The Public Defender）。1956年至1957年，与皮尔·琼斯（Pirkle Jones）一起拍摄了《最后的山谷》（The Last of a Valley），该地区的人被疏散，山谷被摧毁，仅作为一个大坝遗址。1957年，拍摄了《新加利福尼亚》（The New Califor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