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钟的音乐考古学断代
文◎王友华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21年第1期。
摘 要：自西周早期至西汉，甬钟一直是乐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进历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于纹饰、形制、体量、调音技术、编列、音列和组合等七个方面。甬钟的形制、体量以及组合的演进历程皆分四个阶段；纹饰风格和编列的演进历程分五个阶段；调音技术的演进历程分六个阶段；音列的演进历程分七个阶段。编列成分单一且所属年代为一个阶段的盛期的甬钟的断代，只需要依据一个标准就能作出判断；编列成分复杂或某些特征不典型的甬钟的断代，则需要参考多种标准进行综合分析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关键词：甬钟；音乐考古学；断代；标准
现存甬钟来源复杂，有传世的、有收购的，亦有出土的。出土甬钟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经科学发掘出土者，有偶然出土者；或出土于墓葬，或出土于窖藏，抑或出土地既非墓葬亦非窖藏。自西周早期至西汉，历时千年之久，甬钟一直是乐悬的重要成员。断代既是甬钟研究的内容，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经科学发掘出土于墓葬的甬钟之断代通常比较复杂，得于他途的甬钟之断代棘手尤甚。在甬钟的断代上，音乐学界一般依普通考古学研究的结论；然而，甬钟断代偏差时有发生，给后续研究带来困扰，甚至导致错误结论。作为具有音乐功能的礼乐器，从音乐学角度审视甬钟的年代是有效和必要的。随着音乐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对甬钟认识的深入，甬钟的音乐考古学断代的条件已经成熟。
王子初先生以《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之二》开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之先河，提出了依钟形结构、音列、音梁与调音技术等三个断代标准，对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有了一些方向性的改进。该文发表十三载以来，音乐考古学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断代标准的更新，及研究成果的积累，从更多维度对青铜乐钟进行断代分析的条件已经成熟，学界对青铜乐钟的断代也有了进一步的现实需求。
青铜乐钟有甬钟、纽钟、镈、编铙，以及句鑃等多种类型，本文仅分析甬钟的断代，断代标准为纹饰、形制、体量、调音技术、音列、编列和组合等七要素。
一、依纹饰断代
甬钟诞生于西周康王时期，其主体纹饰继承晚期南方大铙纹饰的主要特点：以枚为主体纹饰，有清晰的篆带和钲间，36枚对称分布于腔体两面，每面18枚，上下分三行，左右分二部，行隔以篆带，左右隔以钲间，每行6枚，左右各9枚。自西周早期至西汉，这些甬钟纹饰主要特征基本不变。不过，甬钟纹饰的风格因年代之殊而有不同的特征。甬钟的纹饰主要分四部分：枚；枚区框格（包括篆带和钲间框格）；篆带和鼓部的纹饰；甬和舞面的纹饰。
甬钟纹饰风格的演进可分五个阶段：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各时期纹饰详情如下（见表1，图1—5）。
表1 甬钟纹饰断代表
二、依形制断代
《周礼·冬官·考工记》之“凫氏”详载青铜乐钟之形制规范：“十分之铣，去二以为钲；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之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修，去二分以为舞广；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以其甬长为之围；参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参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记载中，乐钟各部分尺寸皆以铣长为基准，即铣间、鼓间、舞修、舞广皆依与铣长之比而定，鼓间与舞修的长度相等，其余各部分与铣长之比值分别为0.80、0.64、0.64、0.51、1.0。
不过，乐钟种类较多，形制各异，即使同类乐钟，其形制在长期演变历程中亦因时而异，若《考工记》所载为实录，也只能代表甬钟、纽钟、镈等诸类乐钟中某一类、某一时期的形制规范。处于动态中的甬钟形制之分析，唯考之以现存甬钟形制数据一途。
总体上看，甬钟形制有四个共同特点：合瓦形腔体，于口弧曲，平舞，略有锥度的管状。甬钟形制因年代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别，主要体现于决定甬钟形制的一些主要参数之间的比例，例如，甬高与通高之比，舞广与舞修之比，鼓间与铣间之比，舞修与铣间之比，铣间与铣长之比等。其中，甬高与通高之比，体现甬钟腔甬结构的总体比例；舞广与舞修之比，体现舞面的形制和合瓦形腔体上端的形制；铣间与铣长之比，体现合瓦形腔体下端的形制；舞修与铣间之比、铣间与铣长之比，则体现合瓦形腔体的形制（主要包括腔体的长度和两铣外侈的程度）。这些比例所涉甬钟数量多，每件甬钟的参数为12个，统计数据近万，限于篇幅，这里仅呈现统计和计算结果。
甬钟形制演进可分四个阶段：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各时期甬钟形制数据统计如下（见表2，图6—10）。
表2 甬钟形制数据表
表2显示，甬钟细部结构在各时期呈现不同特征。
其一，在甬长方面，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甬长与通高之比为0.34，至春秋晚期，这一比例升高至0.41，西汉时期，进一步升高至0.44，即甬长随时间推移而增长。
其二，舞广与舞修的比例、鼓间与铣间的比例，决定合瓦形腔体的形制。先秦时期，舞广与舞修之比介于0.75—0.76之间，鼓间与铣间之比介于0.72—0.74之间。西汉时期，这两个比例分别升高至0.79和0.84。即甬钟合瓦形腔体的形制在先秦时期大致相同，腔体偏扁，西汉时期，腔体偏浑圆。
其三，舞修与铣间之比亦体现腔体的形制。先秦时期，这一比例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升高，西周早期为0.83，西周晚期增至0.84，春秋晚期进一步增至0.86，表明甬钟两铣外侈的程度逐渐减小。西汉时期，这一比例值仍比较大，则是甬钟两铣弧曲（中间外鼓，两端内收）的体现。
其四，铣间与铣长的比例体现腔体的宽窄。西周早期至西汉，这一比例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0.85—0.79—0.77—0.76），即甬钟两铣外侈的程度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西周时期，甬钟腔体偏短阔，至战国时期，甬钟腔体偏修长。西汉时期，这一比例最小，则主要是两铣弧曲的体现，迥异于先秦时期的直铣外侈之特征。
三、依体量断代
影响甬钟体量的因素较多，包括铜和锡等金属资源、礼仪规制、年代，以及甬钟的功能等。先秦时期，青铜器的规格，例如数量、品质、体量等是贵族身份的象征。铜属珍贵资源，时称金，是青铜的主要成分，铜资源的多寡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常常决定贵族拥有青铜器的数量和体量。楚国铜资源富甲天下，湖北黄石和安徽铜陵至今仍存先秦铜矿遗迹，楚庄王借此有问鼎中原的豪情。在这一背景下，青铜器成为战争掠夺的物资，亦为赏赐和馈赠佳品，戎生钟以及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中的晋姜鼎铭文载，晋国于晋昭侯六年以千车盐易金（铜），以铸戎生编钟和晋姜鼎，钟鼎之典重可见一斑。
甬钟的体量与年代的关系十分密切，以体量为标准，可分四期：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
甬钟体量的分析主要涉及甬钟的通高和重量。甬钟系编列乐器，成编使用，体量的大小与各件甬钟在编列中的次序关系密切，同一编列的甬钟，各钟体量不同，音高与体量成反比，音低则体大，音高则体小，同一编列首、末二钟的体量差别最大，因此，体量统计时，必须选择编列清晰、完整的甬钟进行分析。体量分析所涉甬钟数量较多，限于篇幅，这里仅录统计结果，详情如下（见表3）。
表3 甬钟体量数据表
表3显示，西周晚期以前，甬钟的体量较小。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甬钟的体量明显增大。春秋晚期至战国末，甬钟的体量达到峰值。西汉时期，甬钟体量则明显缩小。自西周早期至西汉，甬钟体量演进轨迹呈现出一条抛物线（通高平均值/厘米：37.31—39.42—58.32—52.35。重量平均值/千克：8.15—13.14—33.27—5.69）。
值得注意的是，与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相比，西汉甬钟的通高降低不多，仅5.97厘米，但是，重量却减少27.58千克，仅及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甬钟用铜量的17%，表明西汉甬钟的用铜量少，故西汉甬钟的腔壁薄，易破裂，音乐性能不佳。
四、依调音技术断代
青铜冶铸技术主要包括青铜器的金属配比、形制设计和熔铸等。《周礼·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所载铸造礼器和乐器配方为六铜一锡。青铜乐钟铸造技术除了金属配比、形制设计外，音高设计和调节亦为关键锁钥。若所铸乐钟音准不合，往往需要毁钟重铸。影响青铜乐钟音高的因素很多，包括形制、结构、体量、壁厚等，乐钟铸毕就能获得的理想音高并不容易，通常需要经过调节才能符合设计标准，这一技术即调音技术。
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乐钟主要为单音钟，音高由设计和铸造决定，即凭经验获得预设音高。西周早期，工匠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甬钟的侧鼓音，双音钟出现，即冯光生所谓之“铸调双音”。最早的调音痕迹现于西周早期偏晚的甬钟，故讨论乐钟的调音技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甬钟入手。
调音是一项综合技术，除了调节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高外，还包括调节正鼓音和侧鼓音之间的隔离度，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量比例，以及与之相关的音色，当然，也包括为防止因锉磨而导致的钟壁破裂现象。调音技术包括锉磨或刻凿、增设于口内唇和增设音梁三个方面。锉磨或刻凿可降低音高。增设于口内唇可防止因锉磨内壁而导致钟壁破裂，也可增加锉磨量，提高调音成功率。设置音梁，既能防止钟壁破裂，也能改善音色，还能增加锉磨或刻凿铜量而提高调音成功率。为清晰起见，本文将锉磨或刻凿、增设于口内唇和增设音梁统称为调音技术，并进行综合分析。
甬钟的调音技术演进经历了六个阶段：西周时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西汉时期。
（一）西周甬钟的调音技术
现存甬钟中，最早的钟腔内壁有调音锉磨痕的是V式&&&钟，该甬钟3件成编，侧鼓无凤鸟纹，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显然，甬钟铸毕后，进行过调音，调音方法是锉磨钟腔内壁，调节的音高包括正鼓音和侧鼓音。
西周中期，甬钟4件成编，钟腔内壁有锉磨痕，侧鼓还出现示意敲击部位的纹饰。
西周晚期，甬钟的调音技术逐渐成熟，锉磨痕在钟腔内壁呈槽状，调音槽集中在钟腔内壁八个部位，分别为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调音槽为长形沟槽，自于口往里延伸。根据调音的需要，不同甬钟调音槽的数量不等，少则一两条，多则八条。例如，西周厉王时期的士父钟（见图11）和西周晚期的眉县杨家村甬钟，钟腔内壁都有八条调音槽，长度约为铣长的三分之二。
为何采用锉磨技术调音呢？钟壁厚度与音高关系密切，壁厚则频率高，壁薄则频率低，铸钟师预先将钟壁铸造厚一点，为调节音高留下余地，然后，通过锉磨，降低钟壁厚度，从而降低音高。
为何锉磨正鼓、侧鼓和铣角内壁的这八个部位呢？合瓦形甬钟为双音钟，钟腔正鼓、侧鼓都是敏感部位，是影响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高以及甬钟音色的关键部位。陈通和郑大瑞在《古编钟的声学特征》中指出：“钟正面中线是一组振动方式的节线，偏离钟正面中线一个角度的地方应是另一组振动方式的节线（包括轴向节线），分别敲击这两个位置，就可以得到两个基音。”⑩甬钟分区块振动，击正鼓时，钟体以四侧鼓中心线为界形成一个基频的四个振动区块，击侧鼓时，钟体以铣部和正鼓部中心为界形成另一个基频的四个振动区块。两个正鼓部和两个铣角是正鼓音的最敏感部位，锉磨之，可降低正鼓音。四个侧鼓部是侧鼓音的最敏感部位，锉磨之，可降低侧鼓音。
并非所有甬钟调节音高时都需要锉磨八个部位，锉磨部位的多寡由实际效果决定，工匠先选择最有效的地方进行锉磨，若锉磨少数部位就能得到预设音高，则无须锉磨更多部位，若正鼓音和侧鼓音都需要调节，或者锉磨少数部位仍达不到预设音高，则增加锉磨部位。
（二）春秋早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春秋早期，甬钟仍然沿用西周晚期的调音技术，显示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甬钟调音技术的延续性。例如，春秋早期的宝鸡西高泉钟和礼县大堡子山秦子甬钟，锉磨部位与西周晚期的士父钟如出一辙。
同时，甬钟的调音技术有了新的尝试，即增加于口内唇，并在内唇上进行锉磨。戎生钟是目前所知最早采用这一技术的甬钟。8件成编的戎生钟都有三棱状的于口内唇。乐钟于口设内唇并非新技术，殷商编铙已经采用，西周甬钟弃之，春秋早期的戎生钟重拾这一技术（见图12）。当然，戎生钟设内唇与殷商编铙设内唇的动因不尽相同，殷商编铙的内唇单纯用于防止敲击导致钟壁破裂，戎生钟内唇虽然也防止钟壁破裂，但应该缘于避免调音锉磨带来的破裂风险。
不过，并非所有春秋早期的甬钟都设置于口内唇，也并非所有设置于口内唇的甬钟都采用锉磨内唇的调音技术。8件戎生钟都设于口内唇，但是，锉磨调音情况有三：一是与西周甬钟一样，仅锉磨钟腔内壁；二是仅锉磨于口内唇；三是同时锉磨钟腔内壁和于口内唇。锉磨于口内唇的位置与锉磨内壁的位置一致，为正鼓、侧鼓和铣角八个部位。
（三）春秋中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春秋中期，甬钟除了沿用春秋早期的锉磨钟腔内壁和于口内唇的调音技术外，开始增设音梁。音梁位于侧鼓部内壁，为与于口内唇相连的凸起部分。音梁增加了侧鼓的负载，改善甬钟正、侧鼓音量不平衡问题，亦利于改善音色和减少锉磨带来的破裂风险。例如滕州庄里西村编钟（00611，见图13）。
这一时期甬钟的音梁短小，但意义非凡，标志着甬钟调音技术新时代的到来。
（四）春期晚期和战国早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甬钟音梁的长度明显增加，凸起也更高，如同隆起的山脊，故学界称之为“音脊”。战国早期的随州擂鼓墩M2编钟（见图14）的音梁凸起高度达2厘米。
除了音梁的变化外，甬钟调音锉磨的部位有所变化，即在音梁上进行锉磨。春秋晚期的26件王孙诰甬钟中，16件甬钟有音梁和调音痕迹，调音痕迹集中于于口内唇、铣角和音梁，有的钟口内唇和音梁锉磨近平，有的仅留下几道凹槽。
“音脊”的出现是一个进步，是调音技术更加成熟的标志。与前一个时期的音梁相比，“音脊”更高、更长，体量增大，能增加侧鼓载荷，改善音色，增加侧鼓音量，减少开裂概率，同时，增加了可锉磨的余地，从而提高调音的成功率。
（五）战国中期和晚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战国中期和晚期，甬钟调音技术臻于完善，音梁由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山脊形的条状变成块状，学界称之为“音塬”。
甬钟调音除锉磨于口内唇和钟腔内壁外，亦锉磨音塬（见图15）。与音脊相比，音塬体量大，进一步增加甬钟的牢固程度，有效增加侧鼓部的载荷，改善音色，还可加大锉磨量，提高调音成功率。
（六）西汉时期甬钟的调音技术
西汉甬钟仍然采用合瓦形腔体结构，于口弧曲，有内唇，调音技术与先秦时期明显不同之处有两点：设楔形音梁、刻凿调音。
楔形音梁与先秦时期的音梁形制明显不同，先秦甬钟的音梁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高或低，但音梁两侧边缘没有棱角。西汉甬钟楔形音梁状似楔子，两侧边缘清晰，有棱角，与于口内唇相连，往里延伸，直至与钟内腔高度差消失，楔形音梁一般不长，大约为铣长的六分之一，例如，南越王墓甬钟（见图16）。
刻凿法即通过刻凿音梁，减少铜量。若甬钟铸毕，音高高于设计标准，则在音梁上进行刻凿，刻凿铜量的多少依实际音高决定。与先秦锉磨法一样，刻凿同样可以降低音高，不过，与锉磨相比，刻凿相对粗糙，从锉磨到刻凿，技术有所退步。
五、依编列断代
甬钟的编列因时而异，呈现清晰的演进轨迹，分五个阶段：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见表4）。
表4 甬钟编列及实例表
灭商之初，周人沿用殷商编铙，康王三年，甬钟进入乐悬，替代编铙，沿用编铙3件成编之编列旧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西周穆王末叶。
穆王末叶，甬钟编列扩充至4件，至孝、夷王之世，一直沿用这一制度。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甬钟8件成编，铸造精良，编列规范、稳定。
春秋中期，甬钟编列突破8件成编的编列用制，多种编列并存，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战国末。
出土西汉甬钟数量不多，实用器4例，其中，编列清晰的3例甬钟皆5件成编。
六、依音列断代
自西周早期至西汉时期，甬钟的音列用制可分七个阶段：西周早期早段；西周早期晚段；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西汉时期。
西周早期早段，甬钟沿用殷商编铙音列旧制，侧鼓音未被有意识地使用，正鼓音列为二声音列“宫—角”或三声音列“宫—角—羽”。
西周早期晚段，锉磨钟腔内壁的调音技术开始应用于甬钟，虽然甬钟侧鼓没有示意敲击位置的凤鸟纹，但侧鼓音已经被有意识地使用，正鼓音列为三声音列“宫—角—羽”，侧鼓音出现“徵”，正、侧鼓音可构成四声音列“宫—角—徵—羽”。
西周中期，甬钟正鼓音可构成三声音列“羽—宫—角”，音位排列自低至高为“羽—宫—角—羽”。钟尚羽之观念已经形成，首、次二钟正鼓音多为“羽”。锉磨调音技术逐渐成熟，正、侧鼓音设置已成定制，可构成四声音列“宫—角—徵—羽”。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甬钟铸造精良，音乐性能好，音列规范。正鼓音可构成三声音列“羽—宫—角”，正鼓音位结构为“羽—宫—角—羽—角—羽—角—羽”，正、侧鼓音可构成四声音列“羽—宫—角—徵”。同一编列的首、次二钟一般不用侧鼓音，首、末二钟正鼓音皆为“羽”，“徵”不上正鼓。
春秋中期，甬钟音列实现了诸多突破：正鼓出现五声音列“宫—商—角—徵—羽”和六声音列“宫—商—角—羽曾—徵—羽”；正、侧鼓出现六声音列“宫—商—角—羽曾—徵—羽”和七声音列“宫—商—角—羽曾—徵—羽—徵角”；同一编列的首钟正鼓音不再局限于“羽”，“徵”成为9件成编的编列首钟正鼓音，“角”成为10件成编的编列首钟正鼓音；音列中出现“商”声，不仅出现于侧鼓，亦出现于正鼓，“徵”不再限于甬钟的侧鼓。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甬钟的音列在春秋中期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音乐性能达到顶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正鼓出现了五正声之外的“商角”“商曾”“徵角”，音列扩充至七声“宫—商—角—商角—徵—羽—徵角”；正、侧鼓音列丰富、成熟，十二声齐备；同一编列首钟正鼓音向低音区拓展至“商”甚至“宫”，末钟正鼓音比较统一，绝大多数为“羽”。
西汉甬钟质量不高，保存不佳，出土9例甬钟中，仅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甬钟可资分析，该甬钟音列可属bA宫系统，亦可属♭E宫系统，若属♭A宫系统，正、侧鼓音列为正声音阶“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正鼓音位排列为“（宫）—商—角—徵—（羽）”。若属bE宫系统，正、侧鼓音列为下徵音阶“宫—商—角—清角—徵—羽—变宫”，正鼓音位排列为“（角）—徵—羽—宫—（商）”。不管哪种情况，甬钟正鼓音列不出五声，正、侧鼓音列皆不出七声。
表5 甬钟音列表
七、依组合断代
多数情况下，编钟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包括同类乐钟的组合和不同类乐钟的组合，不同时期内，组合有不同的特点，因此，组合可作为甬钟断代的依据。根据组合特征，组合编钟的演进历程可分四个阶段：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末；西汉时期。
编钟的组合使用始自西周中期。西周早期，甬钟进入乐悬，为乐悬中唯一的青铜乐钟。西周中期偏早，镈进入乐悬，与甬钟组合使用，甬钟4件成编，镈单件使用，编钟组合形式为：甬钟（4）+镈（1）。例如，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编钟。
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乐悬有了诸多变化，甬钟编列扩充为8件，镈的编列扩充为3件。西周末春秋初，纽钟诞生，编列形式与甬钟一样，8件成编，不久之后，编列扩充为9件。由于乐钟种类增多，各类乐钟的编列不同，因此，编钟组合形式多种多样，详情见下表6。
表6 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编钟组合表
春秋中期至战国末，各类青铜乐钟的编列都出现多样化局面，甬钟编列突破了8件，纽钟编列突破了9件，镈的编列突破了3件，编钟的组合形式纷繁复杂，详情见下表7。
表7 春秋中期至战国末编钟组合表
西汉青铜乐钟的种类与先秦时期略有不同，各类青铜乐钟的编列形式与先秦时期也不相同，甬钟5件成编，纽钟14件成编，句鑃8件成编，其中，句鑃为越人独特的青铜乐钟。组合形式明确的西汉编钟的组合详情见下表8。
表8 西汉编钟组合表
余 论
有些甬钟的断代只需要依据一个标准就能作出判断，尤其是成分单一且所属年代为一个阶段的盛期的甬钟，这些甬钟具有典型年代特征，断代相对容易。有些甬钟的断代则需要参考多种标准进行综合分析，尤其是一些成分比较复杂的甬钟，这些甬钟或经过拼合，或在不同时期经过补铸，或在不同地域间经过流徙、易主和重组。有些甬钟的年代处于不同阶段之间的过渡期，在某些方面的特征比较模糊。另外，地域因素对部分甬钟的断代有明显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断代的可依之据或能进一步增加，因此，甬钟断代需要一个多维度且开放的理论框架。
作者信息：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