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恩惠、刘柏惠 | 最低工资与城镇减贫：基于一般均衡的视角

作 者：寇恩惠 刘柏惠

简 介：

寇恩惠，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102206；  

刘柏惠，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100006。

刊 期：《财贸经济》2021年第3期

最低工资与城镇减贫：基于一般均衡的视角

城镇减贫是中国在2020年完成扶贫攻坚战后“从主要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的工作重点。最低工资制度是国际上在初次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的通行做法，是最为直接的城镇减贫工具之一，但学术界对于最低工资减贫的有效性还没有形成确定性结论。这是因为，最低工资是否能有效减贫，不仅取决于谁能借其提高收入，还在于谁为这些提高的收入支付成本。如果最低工资工人既是受益者，又是成本承担者，其实际收益水平会大打折扣。目前学术界对最低工资的相关检验仅局限在收益分配方面，忽视了成本分担的影响，结论可能存在偏差。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作者搜集的县级最低工资数据，以及中国135部门投入产出表信息，借助投入产出模型，统筹多市场多行业的交互影响，从收益和成本两方面分析最低工资的净分配效果。结果显示，最低工资能实现高收入家庭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缓解贫困。有最低工资工人的家庭，无论属于何种收入层次，都能得到净收益；无最低工资工人的家庭，即便是最贫困的家庭也要承受净损失。综合来看，位于收入底端的40%家庭享有净收益，更高收入家庭要承受净损失，净收益水平随收入提高而逐渐下降。这其中，最低工资收益分配的累进性较弱，受益概率和受益程度未实现与家庭贫困程度的匹配；最低工资的成本分担则具有明显累进性。各行业成本受到最低工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导致消费品价格出现幅度在0.5%-3.024%之间的普遍上涨，通过消费过程将最低工资成本转移至消费者，无论是从绝对成本还是相对成本看，越贫困的家庭承担的成本越少。由此可知，净收益的累进性主要来自成本分担的效果。进一步放松就业假设后，最低工资的累进性没有明显变化，但各类家庭的净收益都有所降低，平均净收益由-53.13元下降为-102.10元。此外，文章对最低工资运行机制的解释也为从“类消费税”的角度理解最低工资提供了可能性。最低工资导致包括食品、服装、医疗、交通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从这一角度看，最低工资要比现行的消费税更为累退。

上述结论有助于厘清最低工资的减贫效果和作用机制，对于优化最低工资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措施具有启示意义。要强化最低工资的减贫效果，不仅要进一步增强收益分配过程中锚定低收入家庭的准确性，还要重视成本分担在优化减贫效果中的作用。不享受最低工资的低收入家庭所承担的成本，会进一步恶化其生活处境。对低收入人群的就业保障，以及针对无固定收入的低收入家庭的救济和保障政策，能弥补和优化最低工资的实施效果。

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其一，最低工资的成本分担涉及多个市场、产业间的互动，很难识别，鲜有文献从这一角度考察最低工资的实施效果。本文同时考察最低工资的收益和成本，所得到的净分配效应能更真实地反映其减贫效果。其二，尝试放松就业不变的假设，将就业效应纳入净分配效应中考察最低工资对贫困的影响，能够提高结论的准确性。其三，本文从“类消费税”的角度理解最低工资的运行机制，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拓展到更宽广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