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女神,绝不止步于美貌。对智慧的向往、对自由的执着、对正义的坚持、对美的渴慕,都是对美貌的超越。林徽因(1904-1955),1946年辅助丈夫梁思成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专业课教授,直至病逝。建筑学家、工业美术家、诗人和作家,曾参与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有着泰戈尔赞叹的美丽与智慧;她一生痴迷建筑,却也有诸多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她参与野外考察古建筑,辨认佛光寺;她也积极挽救景泰蓝工艺; 然而,她的形象总是被禁锢在与徐志摩、梁思成的情感纠葛,或是建筑史学家的妻子与助手;她是人间的四月天,执着春的生机,孕育夏的绽放。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1932年借读于清华大学,同年7月毕业。1933-193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言文学部。作家、翻译家。杨绛一心向往清华,只因那时清华不在南方招收女生,只得上了苏州的东吴大学。三年级时,杨绛放弃了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申请的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宋庆龄、冰心上过的学院)奖学金,报考清华外文系。母亲取笑她说:“阿季(杨绛小名)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也许,正是这条红线把她牵到了大才子钱钟书的身边。女儿钱瑗小时候得了指骨结核症,为了减少女儿体力消耗,他们就哄女儿只在床上玩,不下床活动。钱钟书先生工作虽忙,但每天都会抽时间给女儿讲故事,他拿着法文小说《吉尔·拉布斯》,对着书给女儿讲故事,他讲的眉飞色舞,女儿听得直咽口水,杨绛料想这必定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于是决定翻译《吉尔·拉布斯》。女儿看完他的译本后,说这些故事全不是爸爸给讲的那些故事,他才知道钱钟书先生根本没有照着书讲,而是自己编造故事讲给女儿听呢。赵萝蕤(1912-1998),1932-193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者。当时清华的外国语文学研究所的招生考试,除了要考英语,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的法语几个了,德语却得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她是当年清华外国语文学研究所招收的唯一学生。她后来追忆当时的情境说:“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荒原》是英国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在当时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诗作。荒原最初发表时,几乎无人能懂,就连诗人自己也说。“在写《荒原》时,我甚至不在乎懂不懂的自己在讲些什么”。而赵萝蕤就是把《荒原》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这使她一举成名。但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具备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和中西文学功力的翻译者,竟是一位妙龄闺秀,一个还在大学学习的学生。
何泽慧(1914.3.5-2011.6.20)作为钱三强的妻子,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但在生前,她的大部分光芒还是被其丈夫所掩盖。
去世后不久,学界开始细细回顾这位以“真”著称的女科学家。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她而言似乎都毫无吸引力。人们说,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谈起造原子弹的种种,何泽慧语出惊人:那些是人家搞出来的东西,并不能算是真正物理学上的发现。此话一出,主持人立即语塞。生前的何泽慧,虽已至耄耋之年,但一直坚持全天上班。有人考虑她年高体弱,要派车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她却坚决不同意。一个八九十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就这样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这样的简朴让人难以想象。此前,何泽慧和她研究室的同事一起坐火车去山西开会,到了饭点,当地领导请她去餐车吃饭,老太太说,“不用,我从食堂买了一个馒头带着。”而她的一块手表用了30多年,必须平放在桌上,表针才能转动,但仍舍不得买一块新的。她是平和的学者,着眼于国际风云,冷静分析社会差异,关注中国的外交关系。她是闲云野鹤的读书人,透视古今,阐释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她也是公民,关注社会热点,却总生出深刻而透彻的反思。她一直如此:“身居陋室,俯仰古今,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