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鸩毒李世民:司马光为何将时间写成玄武门之变的前三天?

李建成鸩毒李世民:司马光为何将时间写成玄武门之变的前三天?

原创2019-10-02 08:54·微史春秋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以血腥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皇帝生涯。

在政变之前李家兄弟就已出现暗下毒手的事,其中最严重的便是“李建成鸩毒李世民”。

此事和玄武门之变一样,千百年来也充满谜团。

李世民

很多人认为“鸩毒”事件是李世民自导自演的,甚至认为是他称帝后篡改史书有意抹黑李建成。

其实即便是现有的史书,对此事的记载也大有不同。

一、《旧唐书》、《新唐书》记载此事,但是时间模糊

李建成给李世民下毒的记录主要见于三部正史,分别是《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

其中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和前两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下毒的时间。

新旧唐书都只是记载有下毒之事而无具体的时间。

《旧唐书》

后晋刘昫《旧唐书》的记载是这样的:

“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

这里没有提到事发于何年何月,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下文得出大概的时间:

《旧唐书》下文说:

“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克期举事。”

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是武德九年,那么我们可以得出“鸩毒”事件发生在武德九年突厥进犯之前。

欧阳修的《新唐书》基本沿袭《旧唐书》的说法。

“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暴疾,衉血数升,淮安王扶掖还宫……俄而突厥寇边,太子荐元吉北讨,欲因其兵作乱。”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李世民被下毒发生在武德九年突厥进犯之前。

《新唐书》

根据“九年,突厥犯边”和“俄而突厥寇边”这一记载,事情发生的时间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在武德九年前,即武德八年。

根据《旧唐书》记载,武德八年六月突厥进犯,“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直到十月突厥才退兵。

第二种可能就是在武德九年,因为这一年三月突厥再次进犯。

“三月庚寅,幸昆明池,习水战。……丁巳,突厥寇凉州。”

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么下毒事件发生在九年三月之前。

按新旧唐书的推测,此次“鸩毒”事件至少离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还有数月的时间的。

二、《资治通鉴》记载的时间极为具体:六月初一

然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关于此事却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记载,与刘昫、欧阳修的模糊记载大有不同。

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时间线索是它最重要的特征。

“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

司马光将“鸩毒”事件的时间确定在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初一)。

而六月庚申(初四)就是玄武门之变的时间。

也就是说,“鸩毒”事件距离政变仅有三天。

这一个时间的确定就使得整个事件本身更添新谜团了。

为何这么说?

李建成既然下毒,而且是很毒的鸩毒,李世民竟然没有被毒死,仅仅是“吐血数升”,这已经让人怀疑下毒的真伪。

《资治通鉴》

李世民中毒后,李渊仅仅是批评李建成以后不准夜饮,这也让人怀疑此事的真假。

而现在司马光将此事定在六月初一,三天之后他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玄武门亲手射杀兄弟,就更让人怀疑他的中毒是假的了。

按司马光的说法,下毒离政变仅有三天,其实也就是两天时间。

而这段时间,李世民召集幕僚秘密谋划政变,确定方案,最终亲自带人埋伏玄武门,亲手杀死兄弟。

哪里能看到他中毒了?“吐血数升”,他甚至是休养治疗时间都不够。

所以司马光将“鸩毒”事件确定在六月初一,使得下毒事件的嫌疑人更像李世民自己。

三、司马光为何将时间定在玄武门之变前三日?

史书上的这个时间差别,对我们分析下毒事件本身和之后的玄武门之变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若是按新旧唐书记载,李世民中毒了,李世民虽没有是,但离政变还有一段时间,他好好调养的时候是够了。

而按《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不但没有被毒死,而且还休养都不需要就加紧政变,丝毫不影响三天后他亲自上阵射杀李建成李元吉。

这事的阴谋气息无疑更多一些。

李世民剧照

那司马光为何将此事确定在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呢?

我们知道今天的玄武门之变之所以充满谜团,一个重要原因是史料的失真,李世民对那一段历史进行了干预和修改。

那一段历史很难算是信史了。

司马光很可能还是因袭了之前的记载,而这一记载即便是李世民伪造抹黑李建成为自己政变找理由的,司马光也会留下来的。

对于李氏兄弟相残,司马光有一段评价,很有意思。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

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李建成是嫡长子,李世民却有大功,司马光认识到兄弟二人水火不容,于是他有个假设:假如李渊有周文王的明见,李建成有泰伯主动让贤的风度,而李世民也有子臧那样让位给他也不要的美德,就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了。

司马光

司马光还有一个看法更有意思:“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

司马光认为手足相残难以避免,李世民也应该等李建成先发难,然后他去应难平难,这样一来事情不是李建成挑起的,李世民属于被迫应对的一方,就没有罪名了。

司马光明显是站在道德角度评论此事的,希望李世民以被动的状态迎接政变,最后获胜,这样于他的声誉无损了。

李世民杀死兄弟登上帝王,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历史上杰出的帝王,这个污点就更显得突出了。

在中国,人们总是以道德标准来审视历史人物。

尤其是对于那些杰出者、贤者,人们会以更加严苛的道德准则来打量他。

就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总结感叹的那样:

“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人们是希望贤者是完美无瑕的。

所以对李世民这样的杰出人物,人们总是叹息他兄弟自相残杀,血腥上位。

也许司马光把“鸩毒”事件确定在六月初一,就是出于“俟其先发,然后应之”的想法。

只是不知道,这事是李世民本人如此定的,还是司马光曲笔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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