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决定开始写作
▼
1898年，一位女性在《纽约小姐》杂志里写道：“从事写作的女人犯下两大罪状，一是增加了书籍的数目，二是减少了女人的数目。”但是，如果做一个女人就意味着必须保持沉默，她倒很乐意减少这种人的数目。
这是近一百三十年前的美国，女性写作在那时极为罕见，且受到敌视。人们开始思考这种性别间的差距和鸿沟究竟由何而来。1890年代是现代美国崛起的开端，一切秩序都在坍塌、重组，陷入混乱，其中也包含性别这个方面。
作家亨利·詹姆斯观察到一个美国社会普遍的问题：“（相对而言拥有空闲、文化、风度、社交本能、艺术雄心的）美国妇女同那些全力以赴在生意场中角逐、除了对那些最鄙俗的东西即纯粹商业性、专业性、民主和政治等等感兴趣之外心无旁骛的美国男人格格不入的问题。”这种格格不入构成了一条不平等的深渊，男性作家们对此感到陌生而无力，归根结底，他们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女人。
但与此相对应，女性是文学小说的主要买主，也逐渐能够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仿佛就在这时，女人们才猛然发觉，自己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拥有独立的意志。于是一些女性开始萌生写作的冲动，一种依靠男人无法得到表现的东西。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表现出不可取代的强大能量，而最早开始突破束缚、尝试写作的女性们，如今却已被大部分人遗忘。在《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1890年代的美国》里，学者拉泽尔·齐夫回溯了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开始写作的女性，她们的作品在今天已少有人阅读，但她们的故事，仍具有无可替代的力量。
主妇生活的裂缝
书写的冲动产生于对自身处境的觉察：女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出现了裂痕。
在当时，美国女性的处境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依附于男人的上层名媛与名流，她们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商品，在舒适高雅的生活环境里获得优越的自我意识，随后越来越难以忍受庸俗的丈夫；另一种则是以看住男人为生活核心的家庭妇女，因为离开丈夫后几乎无法生存，她们选择用各种方式来保卫家庭，比如建立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和反通奸联合会。她们似乎想不到其他可以保护自己的方式。
而在这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换来的安全感中，一些女人也有空间重新去感受和思索自己的生活。她们发现，拥有独立能力会让自己感觉更好，即使已经跟男人缔结了牢固的婚姻关系，这种独立能力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她们不愿让这种空间消失。在这其中，她们也渐渐感觉到了自己的欲望，一种过去被长久压抑在心底的冲动。那其中既包括性欲，也含有想要深入参与这个世界的渴望。
而在穷苦妇女这一群体中，女人们越来越感到生育的痛苦，并对此产生质疑。当时的一位女性社会活动家爱玛·戈德曼观察道：“妇女对怀孕有种持续的恐惧，她们胡乱使用各种痛苦的办法堕胎或者人工流产，同时忧愁地感到，生孩子不是上帝赐给女人的幸福，而是降给她们的灾难。这些默默地忍受着苦难的女人只有到了身受分娩的痛苦时，才对她们的丈夫提出抗议并说出女性的心声：'把孩子拿走，别让这小畜生靠近我——我要把他弄死！’”
1912年，爱玛·戈德曼（1869–1940）在纽约联合广场谈论节育。
那么时代是如何回应这些女性的诉求的呢？
对于贫困女性的生育困境，当时的医学权威表示：穷人们只能怪自己，因为他们太放任自己的欲望了。如果女人多用用脑子，她们的生殖器官就不会这么灵光了。他们还认为，不愿意接受经济依赖事实的妇女就是打开万恶之源的闸门，走出家门就业的妇女会在肉体、精神、道德等方面付出严重的代价，所以应该像禁止童工一样来禁止女工。
另一方面，宗教人士时刻警惕女人们将离婚作为解决家庭不幸的办法，有牧师甚至表示，离婚会造成社会动荡与可怕的革命，比如法国巴黎在一年内发生八万起离婚案之后，就发生了巴黎公社运动。
在这种社会环境和舆论场中，女性们也许会不可抑制地产生一种新的冲动，想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当时的一位女作家埃伦·格拉斯哥描绘过这样一个写作冲动被唤醒的场景：1890年，她才仅十七岁，读大学时有一次去别人家里做客。比她年长的女主人发现她无知得可怕，于是不厌其烦地向她解释孩子是怎样孕育的。格拉斯哥认定这一时刻不但唤醒了她小说家的本能，而且使她对美国妇女的状况产生了兴趣，对社会历史和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关心。
埃伦·格拉斯哥（1873–1945）
但诸如此类的觉醒并不能让女性迅速进入更广大的世界，她们只是在内心涌起了写作和表达的冲动。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们自然地被局限于书写自己性别的事情，妇女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成为她们艺术创作的素材。这种局限常常被当作女性写作的弱势，被有心之人恶意攻击。
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这本书中，作者乔安娜·拉斯提到一种观察：“对女性小说家的所有评论中最广为人知也最万无一失的一种，那就是，说她们的阅历狭窄，她们的人物从未离开过'卧室和客厅’（另一种表达是'闺房和起居室’）。另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她们的房间是'密封的’，女人无法应对空气流通的空间，比如华尔街或五角大楼。”
这几乎完全是一种因果倒置的偏见，但谁能预料到，这种局限竟然带来了一种反作用力，让她们打开了男性作家们深陷其中的某种困局。
来自不同阶层和环境的女性，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她们艰难的写作尝试。
不得不的妥协与创造
在1890年代，当女性决定开始写作，她们首先要考虑和纠结的，是自己的写作如何与写作规范和小说市场相协调。那时的小说在书写女性方面，都有着近似的主题，需要合乎清教的道德规范。如何在这种约束下书写女性独立的新主题，这是第一批开始写作的女性需要解决的问题。
婚姻的神圣性几乎不容置辩，所以女性作家只能接受那些沿用了一个世纪的情节模式，只是在次要情节、过场交代和评论中有所创新。结尾必须是大团圆结局，但过程中可以有所波折，作家便能够见缝插针，在其中埋藏和穿插一些能够表达真实感受的细节。
比如在格特鲁德·阿瑟顿1895年的小说《佩兴丝·斯巴豪克和她的时代》里，作者写了一些催人泪下的场面，同时宣称全书的主题乃是“妇女身上有着代代相传的依赖男人的本能，以及性别使然的对竞争场所的恐惧”，然后作者用具体细节来表明：做母亲的女人也可能成为醉鬼；半数上流社会的已婚妇女用偷情来打发她们的无聊；女子基督教禁酒联合会中的许多女子参加运动的劲头，完全同女人爱恋男人时充满情欲的劲头一样……
格特鲁德·阿瑟顿（1857–1948）
在小说的关键之处，作者还会借小说人物佩兴丝的话表达自己的独立意识：“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正正当当结婚的话，就不存在权威或服从不服从的问题；但是女人只不过是同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公妓而已，这个男人使她对整个造物方案都要咒骂连天。”
这类故事的结局，最后还是无法脱离婚姻的模式，但女性作家们会绞尽脑汁，想出一套新的情节，让故事没有那么容易走向结婚。
即便这样，这些小说家在当时还是很容易遭到攻击。吊诡的是，许多攻击恰恰来自一些妇女组织，这类组织认为，只要不在任何地方提及伤风败俗的行为及其带来的伤害，就可以保护妇女们免遭浩劫。而写这种小说的作家甚至会被认为是潜在的家庭破坏者。
表达自我的写作具有如此之大的风险性，使得女性的写作空间进一步缩小。在观点被束缚的情况下，女性写作者开始收回她们的目光，在极为收缩的写作空间里，舒展她们各自对于生活直觉式的体验。在急速变动的时代里，她们用自身的缓慢留住了一个个被快速遗忘的世界。当然，不同出身、性格、地位的女性，分别选用了不同的方式，也形成了对于彼此的映照。
在当时极其保守的出版市场下，一位居住在乡下的女性作家萨拉·奥恩·朱厄特，选择了留在过去，描绘老一辈人在缅因州乡村的传统生活。她自己也拒绝按世俗的方式生活，而是选择了终身未婚。当外部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朱厄特所生活的世界，却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行进着。她全部小说的背景都设在她的故乡地区，写老人们在晚年的恋爱，他们参加的葬礼，他们从事的日常琐事，“自然得有如森林中一朵小花的活动”。
萨拉·奥恩·朱厄特（1849–1909）
朱厄特的写作范围可以说是狭小的，但这恰恰增强了其作品的纵深度。她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背景熔铸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其中，“人类的活动就像河鲈的游弋潜跃一样，既是微不足道的，又大有深意”。
这样一种超越技巧的天才，来自女性对于自然和生活直觉式的信任。对于自己所描写的世界和生活，她只要一瞥，就可以洞察一切——
比如一个在山坡上锄地的女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过了这个季节会有些什么情况，土地的特征，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的小主人的特征，等等。乡间万物的色彩、即将到来的干旱、溺爱孩子的大人、还未流行的麻疹等各自独立的事物，在朱厄特笔下互相关联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她并不急着去捕捉更广大、复杂的世界，而是回到生活本身，以女性的敏感，“察觉分分秒秒的流逝，以及每天时时刻刻作用于感官的万事万物”。
在朱厄特的小说里，关于女性的主题并未被刻意地表达，但一种女性意识却融化于她的字字句句之中，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彰显。她的代表作《尖枞之乡》成为经典。
朱厄特在阅读。
1902年9月3日，五十四岁生日那天，朱厄特遭遇车祸，从马车里摔出来，头朝下倒地。脑外伤终止了她的文学事业，时间没有给她机会去证明，这种独特的女性意识可以在文学旅途中走到何处。
与朱厄特的写作方式相对应，另一位女作家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同样将目光投向乡间生活，关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弗里曼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乡野，和一群被时代遗弃的人，其中处处充满了阴暗的怀疑、仇恨的气氛，以及狭隘的社会习俗。
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1852-1930）
在弗里曼笔下，村民大多器量狭小、妒忌心很重，几乎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小说的主人公会跟环境产生激烈的对抗性，具有一种非常世俗化的焦虑。男人找不到工作，女人找不到男人，都是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可怕状况，于是小说里的人物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避免这种悲惨命运。
相比于朱厄特，弗里曼显然有更大的写作野心，更关注时代环境的影响，但她自己显然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干扰，没有形成内在的写作秩序，常常还没有理解某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急于批评，还未消化某种流行理论就将其应用在小说中，这导致她的很多作品显得造作、不自然，常常需要依靠刻意的情节转折来敷衍小说中抛出的大主题。
小说里呈现的这种对抗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自身的焦虑。写作是弗里曼与生活搏斗的牺牲品。这种搏斗为她提供了许多素材，同时也使得她极度害怕自己没有职业和伴侣。所以她的写作逐渐呈现出强烈的功利目的，最终她开始转向写历史浪漫主义小说，为了更多的钱，更多的认可。迈向独立的努力使她失去了精神和感受的独立。
弗里曼的住所。
朱厄特和弗里曼分别书写了旧日世界的两个面向。她们的接受和对抗都是基于一种女性处境的无力，但都各自开拓出一种具有风格性的空间。朱厄特不断深入自己的风格，忽略外部的评价，而弗里曼则急切地寻求外部环境的认可，逐渐放弃了自身的天才。
娜拉出走之后，女性去往何处。她们从生活的两端，各自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随后又各自被时代和生活淹没。
勇敢的觉醒
在1890年代，面对时代的变幻莫测，所有作家都希望找到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甚至是阐释出世界运行的规则，但所有游走在时代浪尖的男性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统统失败了。他们陷入某种自我矛盾之中，挣扎不得。在性别方面，男性作家也在奋力地跨越两性之间的鸿沟，最终都陷入深渊之中难以自拔。归根结底，他们太想把一切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一种女性的视角。
在文学方面，要想跨越性别间不平等的深渊，达成某种理解，需要女性自身的觉醒，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反抗、一种危险，以及一种勇气。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这种觉醒竟然真的出现了。四十八岁的凯特·肖邦交出了她的女性题材小说——《觉醒》。
凯特·肖邦（1851－1904）
凯特·肖邦是一位生活舒适悠闲的妇女，她十九岁时嫁给一位商人，之后一直跟随丈夫在新奥尔良和克鲁提维尔里生活，这期间生了六个孩子。1882年，肖邦三十一岁时，丈夫离世，她带着孩子们返回故乡圣路易，并开始尝试写作。对于中产阶级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种种欲望和感受，大多数人都视其为房间里的大象，避而不谈。也许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一些邪恶的、失控的、危险的东西。但凯特·肖邦根据自身的经验，将其看作再日常不过的现象，于是她走入了更深的地方。
凯特·肖邦自然地书写着她所生活的圈子：风流韵事到处都是，女人们能够同时爱上不止一个人，在性方面也很具有吸引力。她用轻松的方式表达性挑逗的快感，比如她介绍一个人物时这样写道：“格雷格瓦尔喜爱女人。他喜欢女人们的亲近、她们的气氛、她们说话的声调和她们讲的话；她们的行为举止和转身的姿势。当女人经过他身边时，她们衣服裙裾的拂擦使他感到愉快。”在这样毫不遮掩的背景环境里，肖邦得以书写女性感受到的自我及其困境。
《觉醒》在当时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写作尝试。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已婚妇女埃德娜的婚外情过程，显然受到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影响。凯特·肖邦在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像埃德娜这样一个嫁了个阔丈夫，生下两个孩子的二十八岁的女人，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天性，她的生活与她的内心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埃德娜过着一种她本该心满意足的生活，但她脑海里却总浮动着某些不愿去想又不得不想的心绪。这种心情无处着落，她似乎从海的声音里得到了一种模糊的暗示：“大海的声音是诱惑人的。它永不休止，时而低语、时而喧嚣、时而呢喃，召唤着心灵到寂寥的深渊去做片刻之徜徉，沉浸到反躬内省的迷津之中。”埃德娜感觉到，她的天性像一种正在觉醒的东西，渴望着更大的满足，并且告诉自己说，她为丈夫和儿女承担了一种并不适合她的责任。
她试着向密友吐露这种不对劲的感觉：“我愿意放弃那些不是最紧要的东西，我愿意把我的钱、我的生命给我的孩子，可是我不愿意把我自己给他们。无法讲得更清楚，我只是刚刚开始理解这一点，这一点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楚了。”她得到的回应是敷衍的附和，随后她陷入了孤立之中。
这种模糊的渴望在埃德娜选择出轨后变得清晰起来，小说里写道：“她正在恢复她自己的本来面目，日益将我们像衣服般披在身上和世人见面的那种虚假自我丢在一边。”她越是发觉自己的天性、欲望，就越是想要向生活索求更多。
（左）凯特·肖邦与孩子们；（右）凯特·肖邦的丈夫奥斯卡·肖邦。
但她无力面对内在欲望和自身责任之间的冲突。她发觉，“孩子们出现她的面前，像是已经把她打倒在地的对手。他们征服了她，并且企图迫使她在余生中处于灵魂的奴役地位”。埃德娜的觉醒，最终导致无路可走，她选择自杀，把自己交给了大海。
埃德娜的选择在社会环境中被看作伤风败俗的行为，但凯特·肖邦想要讲述的绝不只是一个关于婚外情或女性欲望的故事。最为重要和根本的是，《觉醒》揭示了女性的自我发现远不只是性欲的满足，隐秘的行为也并不等于隐秘的、真正的自我。后者意味着一个无止境的旅程。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美国女性逐渐获得了类似的觉醒，而《觉醒》已早早告诉人们：在通往自我满足的道路上，会有很多难以承受的痛苦时刻。它也在二十世纪的前夕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女性该如何处置她们为之奋斗的自由？
《觉醒》这部作品对作者凯特·肖邦来说，也是她深藏能力的一种觉醒，但就像其小说里的主人公埃德娜一样，肖邦在现实中也遭到重重阻力。这本书出版之后，凯特·肖邦受到了众多抵制，图书馆拒绝流通这本书，美术俱乐部也拒绝她加入。她伤心欲绝，噤若寒蝉，再无力创作出更深入的作品。这种痛苦的沉默，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坛永远的损失。
当女性决定开始写作，她们真正开始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发现原来目光可以转向自身，通往自我的路是一趟无止境的旅程。当女性真正被作为主体书写，她们才真正意识到世界辽阔，理解自己的一生如何被时代所塑造，又汇入时代的河流之中。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书写与被书写，让我们明白，意识到性别的不同和平等仅仅是个开始，理解每一个个体、每一种选择背后所埋藏的东西，才是生活真正的迷人之处。
▲
本文作者：读库编辑·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