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哲学对话重启大幕之第五季｜中国启蒙与启蒙中国：让现实告诉未来

马克思与启蒙问题：

当代视野与中国语境

青年哲学对话会部分成员

小编说：“哲学生于对话，死于独白”是全国马克思青年对话会的口号，这种无剧本哲学戏剧所带来的思想的激烈碰撞以及口才的热烈比拼是无与伦比的。但对于像小编这样有幸亲临现场的哲学学徒们来说确实存在一个小困惑：就是不容易从老师们时而一致，时而对抗的思辨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当然对于没能到现场而又不愿错过这次精彩交锋的哲学同仁们来说也需要一次盛况重现。在这里，小编仅代表“激进阵线联萌”感谢《哲学动态》（2017年第一期）编辑部为大家做出的梳理工作，从长达数小时的会议录音中提炼出各位与会老师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会议精髓。今天我们推送第五季内容：中国启蒙与启蒙中国：让现实告诉未来。

《哲学动态》编者按：

启蒙问题自提出之日起，对启蒙的高扬抑或反思便构成思想谱系的“双调”。当今中国正行进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直面启蒙、反思启蒙、超越启蒙，展现启蒙的面相和力量，明辨启蒙的张力和界限，进而回答启蒙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究竟意义何在，是摆在中国学人面前不可“绕道而行”的重大课题。有鉴于此，2016年11月5～6日，《哲学动态》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联合主办了第三届全国青年哲学对话会，二十余位青年学者围绕“马克思与启蒙问题”，就“马克思对启蒙思潮的继承和创造性转换”、“启蒙思潮的三条路径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启蒙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思想和现实意义”等话题展开了一场思想对话。与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切入问题，或正面阐释，或反面论辩；或凝神深思，或慷慨陈词。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碰撞频频，尤为可贵的是，讨论始终贯穿着对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深度关切；透过这一关切，展现出新一代学者的思想自觉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担当。本刊认为，探析马克思如何在变化了的时代开辟出反思启蒙的新路径，从而构建一种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启蒙范式，这对于推进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特将此次对话会的部分内容刊发于此，以期哲学界同仁能进一步深化这一主题的讨论。

哲学戏剧第五季：

中国启蒙与启蒙中国：让现实告诉未来

丁三东：

如果我们考虑到启蒙思潮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可以获得很多启发。权利、正义、自由等启蒙观念在20世纪早期就被引入了中国。然而，鲁迅早就发现这些观念并没有结出制度成果，因为生活本身没有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启蒙就成了真正落到实处的东西。即便没有受到权利观念的熏染，一个普通农民工来到一个陌生城市打拼，他也会意识到并捍卫自己的权利。启蒙作为历史运动，它在社会生活层面要与传统告别，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生活。这无论对于欧洲，还是对于中国都是最关键的。在现代之前，不管古希腊还是中世纪、不管中国还是欧洲，实际上有个普遍的构想，即人的本性是基于自然的。现代对人的本性的构想是自由。自由的生活是一种自我规定的生活，而不是被规定的生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康德哲学，康德说不管在认知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自我规定的。黑格尔更进一步把自我规定的方式理解为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荷马史诗》里刻画了奥德修斯的返乡之旅；中国古典思想里也有很多“返回”的构想。然而，现代生活的典型形象是浮士德，它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超越的历程。

卞绍斌：

丁三东老师从“告别传统”、“张扬自由人性”这两个方面来论述启蒙，对当下中国有重要意义。但有两个前提值得商榷。当我们说“启蒙告别传统”的时候，将会带来一个重大问题，即传统里没有启蒙思想吗？在漫长的文化传统中，我们似乎可以挖掘丰厚的启蒙思想。所以我认为“启蒙是告别传统”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启蒙最初面对的主要是宗教和王权，比如霍布斯面对宗教纷争、洛克面对王权时，呼吁伸张个体权利。所以，在告别传统意义上建立启蒙，有很大的误导性。包括卢梭提出启蒙思想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告别传统，而是向往有远古色彩的、纯净的乡村生活。

聂敏里：

卞邵斌老师的说法值得商榷，在这里还要注意区分启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要区分启蒙运动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启蒙作为普遍精神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比如霍布斯和洛克针对的只是启蒙的具体情况，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既有普遍性因素，还有特殊性因素。反启蒙有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把启蒙的普遍性取消，只谈启蒙的具体性，并在“启蒙”前加一个定冠词“西方的”，似乎这样启蒙就变成地方性的东西，这是反启蒙的主要策略。另外，还要注意区分历史上启蒙人物的复杂性。比如卢梭在政治上是启蒙的，但是在文化上却坚决反启蒙；伯林赞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但是反对理性；韦伯、哈耶克身上具有很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却被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内思想界的流行为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在我看来，启蒙最关键的是自我批判。我们身上也有复杂的、传统的、保守的东西，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自觉到。刚才谈到启蒙是自我限定，康德讲自由是自我立法的理性，在这里应当明确自我立法不等于自我限制。反启蒙人士的基本思路恰恰是面对现代问题开古代药方，以否定启蒙的方式来谈对启蒙的限制。

卞绍斌：

回到中国问题，应该追问的是，启蒙在何种意义上适合当代中国现实？何种启蒙观念契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苏格兰、法国、德国启蒙运动可能有共同之点，比如私有财产权、自由平等价值等，这样的启蒙运动对当代中国意义何在？聂敏里老师说我们不能脱离普遍性说特殊性，这种说法恰恰已经把普遍性和特殊性隔离开来，其实每一个特殊性人物思想里都带有普遍性旨趣，不存在脱离普遍性而只谈特殊性这样绝对的情形。三种主要启蒙思潮都有共同的普遍价值趋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对当代中国有什么意义？在何种意义以及何种程度上我们能接受它？

袁立国：

我们不能大而化之地谈论启蒙，欧洲启蒙三条路径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法国启蒙传统是个人主义和激进的，但在德国则变成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的东西，恰恰是苏格兰启蒙传统所造成的现代性断裂不十分明显。弗格森讲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把道德和传统进行良好的现代转换，从而能够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良好的平衡。同样，今天我们在讲中国的启蒙时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如何把握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二是改良和革命的关系。

聂敏里：

很多英国史学家包括英国经济学家都强调，英国有自由主义传统，国王权力并不很大，这与法国和德国很不同；法国是绝对主义国家，德国是封建诸侯国家，跟英国情况不同。

田冠浩：

我尝试作初步概括。在三个启蒙传统中，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和自由主义历史观传统，特别是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观，把现代社会和历史的形成几乎看作自发机制造成的结果，反对理性的宏大规划。法国传统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政治经济学的倾向，法国人比英国人更讲理性和平等，所以后来开启了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同时也提供了英德之间的思想过渡。德国更多强调观念、理性，考虑人的自我立法、人对社会生活进行主动设计的能力。今天我们重新考虑启蒙和中国问题的时候，需要在这些差异性中选择我们能接受或对于我们现实来说更恰当的启蒙倾向。

夏莹：

启蒙的差异化只是启蒙存在样式的差异，在其本质上，我比较赞成丁老师说的，启蒙具有普适性原则，就是和传统断裂。

丁三东：

我没有用“断裂”这个词，我用的是“告别”。但我没有说以怎样的方式“告别”，我更没有表明我对它的价值评判。

夏莹：

在“如何告别”的意义上，当代激进思潮表现得更彻底。启蒙对于激进思潮而言是动态的，启蒙就是一种永远处于告别、断裂过程中的一场运动。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坚持主张启蒙的动态性？因为现实太坚硬了，现代资本的完美罪行，我们只有在不断革命中才可能与之抗衡。

袁立国：

启蒙不是外在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启蒙走出来的，实际上今天我们就处在启蒙之中。激进派的最大问题在于能否把启蒙的核心价值现实化为制度建构。就当代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建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良善结合的政治空间。

王海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的确如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启蒙还停留在思想反思、理论借鉴和学术研讨层面，还没有落实到对当代中国的问题观照之上。苏格兰人对于启蒙的理解，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反过来看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启蒙在现代意义上的本质是人的自由本性的展现，启蒙在现代西方已经通过思想的反思、制度的建构落实下来，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常晋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我同意王海锋老师的判断。当代中国人思考启蒙问题，不能仅仅把启蒙当作外在的抽象原则和精神，启蒙最大的正面意义在于自我规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如果把启蒙变成一种超验的不容置疑、不容反思批判的原则，那才是真正的反启蒙。马克思把启蒙往前推进了一步，进入启蒙、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相交织的问题，并探索了超越启蒙的可能性。用启蒙反思当代中国和世界，必须了解发生的重大变化，找到切入现实问题的关键。当代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四大变革：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启蒙需要反思的现实问题主要有五类：一是资本劳动市场；二是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三是科学技术，即新信息时代的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将全面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四是文明与宗教，特别是如何应对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五是生态问题，这是现代启蒙的“大限”。

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这里有一个如何切入中国现实的问题。黑格尔认为，现实是本质和实存的统一。以赛亚·伯林有本书《现实感》，副标题却是“观念及其历史研究”，这和马克思《资本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作一幅传达某种独特经验的肖像，而不是一张能够作为一类相似结构的概括性符号的X光照片。”我认为老师们强调的一般性维度有点像X光照片的样子。实际上，欲切入中国现实，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独特而丰富的经验呈现出来。回到启蒙问题，丁三东老师讲自由是一个自我规定，是发现自我；吴猛老师讲自由是对被给予性的反对。首先有个大前提是肯定的，即以人为根据。我认为“对被给予性的反对”与伯林的“消极自由”有相似性。这里有一个疑问，积极自由是自我规定、勇敢去做；消极自由是不被强制、不被给予，这两者间只不过采用了一个主动和被动的修辞技巧。倘若用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方式切入中国现实，倘若在社会价值观多样撕裂的情况下还不断强调个人意识，那么如何达成价值共识？

吴猛：

我不认同周丹老师把我关于启蒙的理解放到消极自由层面。消极自由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间接成果，您用来理解当前中国现实可能有些问题，因为这恰好违背启蒙精神。启蒙精神并不在于确定某个原则或者永恒的尺度，就像后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批判的那样。事实上，18世纪启蒙运动，不论从英、法、德哪条路径看，都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回应，启蒙原则是在对社会生活不断追问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讲，重思启蒙不是把古代社会或近代社会的某种原则“拿来”今天的问题，而是首先追问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怎样的？另外，聂敏里老师提到启蒙有地域性问题，在我看来，地域性恰好是启蒙的当代产物。在当代启蒙运动的反外在性过程中，塑造新的内在性，最终破除外在性，无形中不仅塑造而且固化了某些群体。现在启蒙运动的形象由此就有了一种定势，似乎启蒙应当“首先”将视野放在某一地域。我们应回到康德，康德对理性的公共运用才是启蒙精神之所在，而这就意味着胸怀人类。

臧峰宇：

谈论启蒙不能脱离具体语境。对于中国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启蒙；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一次思想启蒙。启蒙是不断进行的过程，今天重新理解启蒙，需要梳理启蒙思想资源。一方面，我们要挖掘和梳理中国特有的启蒙传统，比如阳明心学就是不同于程朱理学传统的一种启蒙。另一方面，仍应从西方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启蒙资源。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以来，给中国人提供了科学启蒙的观念，弥补了中国人以往对理性和科学认识上的不足。总之，通过反思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在不断走向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启蒙仍不能失语或空场。现在既需要自我澄明，也需要启发民众。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是自我澄明，在这里自我意识十分重要。在当代中国，怎样使现代中国人达到自我的澄明，达到对传统的启蒙和超越，仍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卞绍斌：

 卞传统对启蒙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告别或断裂的存在。关键是用什么观念反观传统、提炼传统习俗，并为启蒙所用。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在先的理念或观念，借助它可以规范传统和现实。所以，关键在于找到某种有价值的启蒙理念和理想。

罗骞：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观念论者来讲，中世纪最本质的概念是忠诚、虔诚，而不是地产。我模仿马克思的说法，认为对于今天的观念论者来说，现代的本质是理性、自由和民主，而不是商品或资本。

杨洪源：

这是从反面讲的，富有批判性。马克思的观点与之不同。

罗骞：

是的。马克思说我们不从观念解释历史，而是从实践解释历史，实践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把历史看成我们先在的观念展开或者现实的过程。马克思讲的实践当然也包含观念，马克思说，不仅思想要趋向现实，现实本身也要趋向思想，简单来讲这里不存在还原论。

黄志军：

我们以前太关注理性，今天更需要关注勇气。今天我们有思想，但是却不敢深入到最彻底的东西中去。

鲁绍臣：

就中国的启蒙而言，自我意识或者说注重反省的传统并不比西方弱，我也认为王阳明是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思想传统中，可以开掘出更适合中国人的启蒙传统，因为这些传统是感同身受的东西。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启蒙思想传统却没有开启出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深入到社会最基本的架构之中。比如中国古代一直强调“父母在，不敢私其财”、“父母在，不远游”，这些都限制了广泛的社会交往，限制了在和他人的互动中去完成自我的调整和完善。

聂敏里：

我与鲁绍臣老师对古代社会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差别。中国古代社会的私有财产不发达、不完善，但不等于没有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制度是完成了的私有财产形态。启蒙很重要的一点是自我批判、自我限制，这是用来观察德国19世纪以及当代中国何以会有一批知识分子从自由知识分子转化保守知识分子的关键。我在对德国近代启蒙运动的研究中认为，德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可以界定为自由主义者，但是应该加一顶“帽子”——精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具有特殊优越的能力，高于其他人，具有很深的精英主义情结，这造成德国自由主义者缺少民主的思想维度。他们讲个人自由，但是从来不讲民主、平等；总是讲启蒙别人，但从来不讲启蒙自己。中国1980年代以来也有一批知识分子具有很深的精英主义情结，所以从这些人中蜕变出保守主义者。我们知道，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启蒙的关联在于：启蒙首先是自我启蒙，首先认识自己有不足、有欠缺，因此，不是“你”高于他人、启蒙他人的问题，而是“你”和他人平等相待、相互补充、共同完善。这里体现出的就是自我启蒙精神。马克思说教育者首先是受教育的，环境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也都是讲启蒙运动的这种基本观念。

丁三东：

臧峰宇老师强调传统资源，我不否认。但我们还要看到现代区别于此前时代的根本转变，而不能流于表面的说法。比如如何解释“天命之谓性”？再比如，奥古斯丁也讲人是自由的，基督教也不会简单地主张人对上帝的完全被动的服从。但我们不能把奥古斯丁的自由构想混同于现代的自由主张。聂敏里老师提到平等观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把一个人的种种经验要素去掉，最终剩下来的就是人格，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位置，这个位置不可被取消也不可被取代。人格不是空洞的，它作为权利要有所表达。“我”尊重“你”的人格，但却剥夺了“你”所有的拥有物，由此人格以及对人格的尊重就成了全然空洞的语词。

卞绍斌：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人格概念。在洛克强调自由和私人所有权时，康德却以自由观念反对他，因为洛克的私有财产权可能预设强力占有。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对道德人格的强调很突出，但不太关注所有权问题，可以说缺乏以平等、自由的理念反观我们的所有权。

周丹：

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人格，这种“所有权”包括人对自我实现的占有。如果私有权仅仅限制在对“物”的占有之上，这反而导致和加深了人格的异化。

谢永康：

我比较赞同在启蒙的规定中加入“人格”概念。丁三东老师的思路非常偏向康德的思路，他实际上把启蒙理解为自由，而自由是自我规定，自我规定又是借助传统来解释的。这里面似乎有一个循环，自我规定首先是“我”去规定，而又是在这个规定过程中才获得“我”。

丁三东：

这不是解释循环，通过生存论的方式可以避免观念上的“空转”。

谢永康：

这个循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避免。也许我们应该把“人格”这个范畴提到前提视域中来。我们探讨问题一定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不仅有观念，还有物质材料，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我们后来构成出来的某种东西。就此而言，如果认同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讨论问题的话，就应该把在“人格”概念下探讨的东西提到自我意识之前，现实的个人才是自我意识的基础。对我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探讨现实的个人的时候，怎样把理想性的东西和所有制或财产概念中的观念统一在自我范畴之内，这才是真正支撑自我批判的问题。

崔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一百年。让一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听我们今天的对话，他们能够听到什么？我的判断是听不懂。之所以不懂，一方面是对理论来源不了解，另一方面是不了解相关概念体系。我们已经从多个角度讨论启蒙，但可能还忽略了一个维度，即能不能考虑一下启蒙话语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对中国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当时的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语言文字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写文章不再用文言文，白话文中大部分理论词汇是外来词，包括我们今天讨论时所运用的绝大部分词汇都是外来词，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当然，我没有考证过“启蒙”这个词的具体情况。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启蒙话语在众多外来理论词汇中占据什么位置？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怎样的？比如我们所讨论的关键词“自由”和“理性”，已经进入了日常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哲学作为思想的时代，怎么把握时代，能不能抓住一些重要概念和问题，将其作为时代的声音予以回应和反思呢？比如聂敏里老师刚才说德国人讲自由比较多，讲民主、平等少，这对中国思想领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那么产生了什么影响？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这都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臧峰宇：

总之，我们仍需进一步对“启蒙”作词源学考证，也需要比较中西方学人在理解这个概念时自觉或不自觉的差异。我们通过讨论，一方面得到了一些重叠共识，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启蒙的多重面相，明晰了彼此的差异，推进了对启蒙的理解。我们的讨论将告一段落，但启蒙问题将伴随中国发展的滚滚洪流不断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