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免疫的两面性(中)
免疫的两面性
文｜罗伯托·埃斯波西托
译｜蓝江
二
这让我们回到了免疫系统的第二个基本矛盾。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免疫同时是必要的和危险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有机体、个体或社会能够在毫无免疫系统下存活，免疫系统保护人们不受外来威胁的侵害。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一旦超越了某个门槛，它们具有这样的风险，即阻塞甚至摧毁它们需要保护的事物。问题在于辨识出这个门槛——应该将门槛放在什么地方？它可以挪多远？谁守护着这道门槛？可以肯定的是，免疫系统直到某个时期，它仅仅只与医学和法律领域有关，但自那之后它被扩展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语言当中，成为了当代经验中的真实的或象征性的凝结点。在现代时代的末尾，这种需要成为轴心，所有的现实实践和虚构文明都围绕着这个轴心来建立。为了理解这一点，只需要看看免疫学的地位——即研究和强化免疫系统的科学任务——在我们的社会中，免疫学不仅仅是医学背景下的研究，而且也是社会、法律和伦理领域的研究。
正如艾滋病的免疫缺乏综合症的发现，对正常化有着重要意义——即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从属于准确的规则，而不仅仅是卫生检疫。对于国际间各个地区而言，病人的梦魇不仅仅是防疫性的隔离，而且也有社会文化上的隔离。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移民现象，对此就会更加明晰。到处都有隔离，到处都有检查，建立了新的对我们的生物性、文化和社会身份有威胁的事物（或者至少是看起来有威胁）隔离开来的界限。仿佛害怕触碰，甚至是无意间的触碰，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认为这就现代性起源核心，在一个小圈子里的触摸、接触和感染，都变得令人无法容忍。由于害怕被感染，人与人的接触，人际关系，在一起生活的方式立即变得土崩瓦解。
威胁到信息技术的病毒入侵也是如此。现在所有政府都耗费巨资来捍卫他们的计算机系统，不受病毒的干扰。简言之，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从个体身体的角度，从社会机构的角度，从技术体系的角度，从政治体系的角度——免疫问题已经占据了所有道路交叉的中心位置。
这些东西与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运动并非毫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人、观念、语言、技术彼此交流和缠绕在一起，交流越多，产生的反作用越大，越需要进行预防性的免疫。新威权主义就是对全球化的普遍感染的免疫性拒斥。恰恰是柏林墙的拆除导致更多的小墙的建立，将共同体变成一个个的堡垒。从这个角度看——即便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病毒已经是我们所有梦魇的普遍性的元话题。但有一段时间，至少在生物学层面上，这种恐惧有所缓解。我讲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流行一种乐观的想法，即抗生素药物可以彻底根除许多历史悠久的疾病。艾滋病的出现让这种乐观想法戛然而止。人们的心理彻底崩盘了。在我们面前出现的真实的或象征性的病毒是不可战胜的——它们顿时让我们陷入意义的虚空，并摧毁了我们。那时，对免疫的需求不断增长，直到它成为我们最基本的尺度，让我们的生活具有了新的形态。
不过，正如我们说过，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免疫体是必要的——正如我们今天感觉到我们必须需要疫苗一样——如果超越了某个界限，最终就会否定它。它强迫生命关进一个笼子里，在那里我们不仅失去了我们的自由，也失去了个体和集体生存的意义。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二律背反：保护我们个人和社会身体的东西，也可以阻碍它的发展。可以说，高规格的免疫化意味着以单纯活下去的理由牺牲有品质的生活。为了活下去，生命必须融入到它试图避免的一切当中。在接种疫苗时，我们发现也有同样的内在矛盾——当然在今天接种疫苗以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当我们面对疫情去接种疫苗，该疾病的可接受的部分被植入有机体。为了让人活下去，必须让他尝尝死亡的味道。毕竟，古希腊的药（pharmakon）一词从一开始就有“治疗”和“毒药”双重意思——毒药就是治疗，通过毒药来治愈。
问题在于，免疫装置总是会失控。这里有一个非隐喻的说法，我们需要考察一下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旦免疫系统反作用太强，就会反过来损害它所保护的身体，并摧毁它。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机制（一种个过度防御性抗体）已经出现在新冠病毒中。在新冠病人中，一旦免疫程序超越了其正常功能，就会出现经典的反作用。免疫系统试图阻断被感染的细胞，产生很厉害的炎症，并对肺部造成致命伤害。倘若如此，人们就得借助免疫抑制剂来阻止这种内在风暴，这些抑制剂会阻止免疫系统的作用。
在新冠病毒的攻击下，免疫范式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我们生活体系的关键所在，我们整个生存都围绕着这个轴心而转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生物学、社会或政治），我们经验被中断了，当务之急仍然是一样的：在病毒潜伏的地方阻止其蔓延。
当然，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今天（在等待疫苗，即等待诱导免疫），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唯一防御方式，在这个防御背后，我们必须将我们自己封闭起来。至少要坚持到威胁消退位置。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极限，一旦超越这个极限，这个机制就不会在不带来任何无法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起作用。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且也是人类学的问题。免疫是一种保护，但是一种消极的保护——它通过更小的恶来远离更大的恶。在社会层面上也是如此，去社会化的风险并非毫无根据的。可以说，今天的当代社会是通过彼此分离的有生命的身体联系起来的。当然，在这里已经有一个比例分配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在共同体和免疫体之间的微妙平衡问题。当然今天的去社会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旦超过了某个点，在这个点之前，否定没有战胜保护机制，摧毁了它要保护的身体。注意——这道门槛不远了。今天，在病毒的压力下，我们社会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牺牲个人自由来逃避危险。但若不禁止我们最深刻意义上的生存（我们的生存就是关系性的生命）的话，这还能持续多久？同样的免疫用来保护生命，也可以掏空生命的意义。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即便在今天，也并非简单的共同体和免疫体对立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可持续的形式下将它们关联起来的问题，这种形式不会为了一方面而牺牲另一方面。当然，今天或许是新今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我们正在目睹对免疫体需求的非同寻常的剧增。共同体和免疫体之间的平衡似乎为了后者而被打破。极限似乎将被超越，其结果是让共同的生命被最小化。如何恢复它？在何处寻找共同体和免疫体衔接的正确的点？在哪些前提下，用什么工具来衔接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