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 | 一切书籍的真正自由是在书架上某处
本雅明纪念碑
碑文铭刻了本雅明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历史哲学论纲》中的句子：“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
我正在打开我的藏书。
是的，我在做这件事。书本还未上架，还没沾染归列有序的淡淡乏味，我还不能在它们的行列前来回巡视，向友好的观众展示。这你们不用担心。相反，我得邀请你们跟我一道进入打开的、狼藉遍地的箱篓中。
空气中弥漫着木屑尘埃，地板上遍布纸屑，我得请你们跟我涉足于在黑暗中待了两年后重见天日的成堆书卷，从而你们兴许能够和我分享一种心境。这当然不是哀婉的心绪，而是一种企盼，一个真正的收藏家被这些书籍激发的企盼。因为这样一位收藏家正在跟你们谈话，而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他不过是在谈论他自己。
假如我为了要显得客观实在而令人信服，把一个藏书的主要部分和珍品向你们一一列数；假如我向你们陈述这些书的历史，甚至它们对一个作家的用处，我这不是太冒昧了吗？我本人至少有比这更明确、更不隐晦的意图：我真正关心的是让你们了解一个藏书家与他所藏书籍的关系，让你们了解收藏而不是书册的搜集。如果我通过详谈不同的藏书方式来论说收藏，那完全是随意的。这种或别的做法仅仅是作为—个堤坝，阻挡任何收藏家在观赏其藏物时都会受其拍击的记忆春潮。
@Stephen Opotz
任何一种激情都濒临混沌，但收藏家的激情邻于记忆的混沌。事情还不止于此：那贯注于过往年代，在我眼前浮现的机遇和命运在这些书籍习以为常的混乱中十分醒目。因为，这堆藏书除了是习惯已适应了的混乱，以至于能显得秩序井然，又会是别的什么呢？
你们当中谁都听说过有人丢了书就卧病不起，或有人为了获得书而沦为罪犯。正是在这些领域里，任何秩序都是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平衡举措。“唯一准确的知识”，安纳托·法朗士（Anatole France）说，“是出版日期和书籍格式的知识”。的确，如果一个图书馆的混乱有什么对应，那就是图书目录的井然有序。
因此，在一个收藏家的生活中，有一辩证的张力居于混乱与有序两极之间。当然他的存在还牵连着许多别的事情：他与所有权有神秘的关系，这点我们下面会再谈；他与物品的关系，就中他不重视物件的功用和实效，即它们的用途，而是将物件作为它们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和爱抚。
对收藏家来说，最勾魂摄魄的莫过于把单独的藏物锁闭进一个魔圈里，在其中物件封存不动，而最强烈的兴奋，那获取的心跳从它上面掠过。任何所忆所思，任何心领神会之事，都成为他财产的基座、画框、基础和锁闭。收藏物的年代，产地，工艺，前主人——对于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一件物品的全部背景累积成一部魔幻的百科全书，此书的精华就是此物件的命运。
于是，在这圈定的范围内，可以想见杰出的相面师——收藏家即物象世界的相面师——如何成为命运的阐释者。我们只需观察一个收藏家怎样把玩欣赏存放在玻璃柜里的物品就能明白。他端详手中的物品，而目光像是能窥见它遥远的过去，仿佛心驰神往。关于收藏家神魔的这一面，他年深日久的形象，我就谈这些。
@Stephen Opotz
书籍自有它们的命运。这句拉丁格言大概有意将书籍的品性一言以蔽之。所以像《神曲》（The Divine Comedy）、斯宾诺莎（Spinoza）的《伦理学》和《物种起源》这样的书有其各自的命运。然而收藏家对这句格言却有不同的理解。对他，不但书籍，而且一部书的版本另册都有各自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一本书最重要的命运是与收藏家遭遇、与他的藏书会际。
当我说对一个真正的收藏家，获取一本旧书之时乃是此书的再生之日，并不是夸张。这是收藏家的童稚之处，与他老迈的习性相混合。儿童能以上百种方式毫厘不爽地翻新现存事物。在儿童中，收藏只是翻新的一个过程；其他手段有摹写物态，剪裁人形，张贴装饰图案，以及从给物品涂色到为其命名等等整套儿童的收藏方式。更新旧世界，这是收藏家寻求新事物时最深刻的愿望。这就是之所以一位旧书收藏家比寻求精装典籍的人更接近收藏的本源。书籍怎样跨越收藏的门槛成为收藏家的财产呢？下面我就谈谈获取书籍的历史。
所有获得书籍的途径中，自己写书被视为是最享誉的方法。
提起这个，你们不少人会不无兴味地想起让·保罗（Jean Paul）的穷困小教师吴之（Wutz）的藏书。吴之在书市的书目上看到许多他感兴趣的书名，他反正买不起，就都写成书，这样逐渐建立了他的大图书馆。作家其实并不是因为穷才写书卖文，而是因为他不满意那些他买得起但又不喜欢的书。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也许会觉得关于作家的这个定义十分离奇。但上面从一个真正的收藏家的角度所作的言谈都是离奇怪异的。获取书籍的寻常手段中，最适合收藏家的是借了书意味着不归还。我们这里推想的真正出色的借书者其实是个资深的藏书家。这并不是因为他狂热地捍卫他借来的财宝，也不因为他对来自日常法律世界的还书警告置若罔闻，而是在于从不读借来的书。
假如我的经验可权作证据的话，借书者通常是届时还书，很少会读过此书。那么，不读书，你们会反问，应是藏书家的特点吗？这真是闻所未闻，你们会说。这一点也不新奇。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事，专家们可为我作证，但引用安纳托·法朗士给一个市侩的回答已足矣。这个市侩羡慕他的藏书之后问了一个千篇一律的问题：“那么这些书你都读过吗，法朗士先生？”“不到十分之一。我想你不会每天都用你的塞维赫瓷器吧？”
顺便提一句，我对这种态度的特权做过试验。有几年时间，至少占我藏书历史的三分之一，我的藏书拥有不到两三个书架，一年内只增加几寸。这是它军纪严格的时期，没有证据说明我还没读过，任何书一律不准进入我的收藏。这样，要不是因为价格上涨，我也许不会把藏书增至堪称图书馆的规模。一时间，重点转移，书籍获得真正的价值，或干脆就是难以获致，至少在瑞士是如此。危急之时，我从那里寄出一个大宗订书单，因而能购置像《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和巴赫芬（Bachofen）的《塔那基的智者》（Sage von Tanaquil）这样的绝本。这些书那时还能从出版商那儿买到。
@Stephen Opotz
你们也许会说，你探讨了所有这一切旁门左道后，我们最终该走上获取书籍，即买书的大道了吧。买书是通衢大道，但并不平直舒坦。一个藏书家购书和一个学生在书店里买课本，一位绅士为淑女买礼品，或一个商人为消磨火车旅途买书，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旅途上作为过客，我也有过极难忘怀的购买。财产和所有属于战术的领域，收藏家禀有战术本能。经验教会他们，攻取了一座陌生城市时，最卑微的占董店会是一座堡垒，最偏僻的文具店可能是战略要地。在我寻求书籍的征途中，不知有多少城市向我袒示了它们的秘密。
并不是所有最重要的购买都是在书商的店铺里进行的。邮购书目的作用大得多。即使邮购者对欲购之书了如指掌，个别的版本总是令人感到意外。邮购总不免有赌博的意味。购置的书有时今人沮丧，有时则有欣喜的发现。
举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为我原有的儿童书籍订购一本有彩色插图的书，原因仅是书中有格林写的童话，由位于图林加的格林玛书局出版。格林玛书局出版了格林编辑的一本童话书。有了这十六幅插画，我这本童话书就是上世纪中叶生活在汉堡的杰出德国书籍插图画家莱色（Lyser）的早期作品的现存绝本。另外，我对人名的同音反应是正确的，因此我又发现了莱色的一部作品，即《琳娜的童话书》。莱色书目的编著者还不知有此书，它应有比我在这里首次介绍的更详细的说明。
购买书籍绝不仅仅关乎金钱，或单单有专门知识即可。两者相加还不足以建立一个真正的藏书库。一个真正的藏书库总是有些深不可测，同时又是独绝无双的。任何通过书目邮购的人除了以上说到的品格外还必须有鉴赏力。出版日期，地点，规格，先前的主人，装帧以及诸如此类的细节必须向买主有所暗示——不是枯燥孤立的事实，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根据这和谐整体的品质和强度他必须能够鉴别一本书是否中他的意。
拍卖场合则要求收藏家有另一套本领。对书目的读者，书籍本身要会言传意授。或者，如果版本的来源已确定的话，有可能表示先前的所有主。一个有意参加拍卖的人，除了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以免被竞争冲昏了头，还必须给予书籍和对手以相等的注意。这样的事频频发生：某人因出价越来越高，便死抓住一项高价货不放，多半是为了彰显自己而不是为了买书。
另一方面，一个收藏家记忆中最精彩的时刻是拯救一部他从未曾想过更没用憧憬的目光流连过的书，因为他瞥见此书孤零零地遗弃在书市，就买下，赋予它自由。这犹如《天方夜谭》中的王子买到一个美丽的女奴。你看，对一个收藏家，一切书籍的真正自由是在他书架上的某处。
@Stephen Opotz
巴尔扎克的《驴皮记》（Peau de chagrin）在我的藏书库长列的法文书中脱颖而出，至今仍是我在一个拍卖行最激动的经历的见证。这发生在1915年，在爱弥尔·赫什（Emil Hirsch）主办的鲁曼拍卖行。赫什是一位最杰出的书籍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书商。我说的这个版本1838年由拉布斯出版社印行于巴黎。我拿起这部书，在上面看到的不仅是它的鲁曼行的编号，甚至还有前买主九十年前以现今价格的八分之一买下此书的商店的标签。上面写着：“帕比特利·法朗诺”。那真是一个好时光，还能在一家文具商那里买到如此精美的版本。此书的钢刻画是由法国最杰出的装帧图像艺术家设计，由最优秀的刻印家镌刻。
但我要告诉你们我怎样得到这本书。我事先去爱弥尔·赫什的拍卖行巡察了一下，浏览了四十至五十本书。巴尔扎克那本特别的书激起了我永远占有它的强烈愿望。拍卖的日子到了，幸运的是，据拍卖的时间安排，《驴皮记》的版本前面先拍卖此书的全套彩色插图，与书分开印在印度纸上。卖主们坐在一条长桌边，与我直角相对坐着第一轮拍卖中有个众目所瞩的人，他是慕尼黑有名的收藏家巴伦·冯·西莫林（Barcon von Simolin）。他对这套插图兴趣极大，但面临出价对手。总之，竞争十分激烈。结果这套插图赢得整个拍卖最高的出价，远远超过三千马克。没人预料到这么高的数目，在场的人都颇为兴奋。爱弥尔·赫什一直显得无动于衷，不知是想争取时间还是有别的什么考虑，他径直转向下一个拍卖品，没有人对此有太多的注意。他喊了价，此刻我的心怦怦直跳，深知我不是这帮收藏家中任何一位的对手。我只叫了一个比通常稍高的买价，拍卖商没有引起买主们的注意就履行了通常的手续，说道，“还有出价的吗？”他的木槌三声震响，中间短暂的间歇有如永年，接着便加上拍卖的费用。
第二天早晨我去当铺的经历说起来就离题了，我倒愿意谈谈我想称为拍卖的反面的另一件事。那是去年在柏林的一家拍卖行。拍卖的书籍在质量和题材上五花八门，仅有几部论述神秘论和自然哲学的稀有著作值得注意。我为几部书喊了价，但每次都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一个人似乎专等着我出价，然后出个更高的价来对抗，显然准备击败任何出价。几轮之后，我已无望购买那天我最感兴趣的书。这部书是稀罕的《一位青年物理学家的遗言》，由约翰·威廉·里特（Johann Wilhelm Ritter）于1810年在海德堡以二卷本出版。这书从未重印过，但我一直认为其前言是德国浪漫主义个人文体最重要的范本；编著者通过他为据称是过世的无名朋友写讣告来讲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其实作者与他的朋友毫无二致。当这本书推出拍卖时我突然灵机一动。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反正我一出价拍卖品便会被那家伙夺走，干脆不喊价了。我控制住自己，缄口不言。我所希望的如期而至：没人有兴趣，没人出价，书被搁置一旁。我觉得隔几天再问津此书较明智。结果当我一周之后造访书店时，发现那本书已搁在二手书部门。我获致此书是得益于无人有兴趣。
@Stephen Opotz
一旦你走向堆成山的箱篓，从中发掘书籍，让它们重见天日，或者说不眠于夜色，有多少记忆蜂拥而至!能最清楚地显示打开藏书之魅力的，莫过于要中断这活动真是难上加难。我从中午开始，直到半夜才收拾到最后几箱。
此刻我拿起两本由褪色的纸板装订的册子。严格地说这些册子不应在书箱里。它们是我从母亲那儿继承的两个相册，里面有她小时贴上的黏滞照片。它们是儿童图书集的种子，至今仍在继续生长，虽然不在我的书园里。没有一个现存的藏书库不拥有几册貌似书籍的藏品装饰着藏书的边角。这些不必是可粘贴照片的簿册或合家相册，不必是作者签名的书，装有小册子和宗教箴言的夹子。有些人热衷于传单或内容简介，其他人则嗜好手写的复件或无法获致的书的打字稿本。期刊当然也是藏书库多彩多姿的边边角角的一部分。我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相册。实际上，继承是获得一份收藏的最佳途径。因为一个收藏家对其所有物的态度源于物品所有主对其财产的责任感。
因而，在最高的意义上，收藏家的态度是一个继承人的心愿。一份收藏最显著的特征总是它的可传承性。你们应知道我现在谈这些，心里完全明白这个关于收藏的精神气候的讨论，会加强你们不少人持有的收藏的热情已过时的信念，加深你们对收藏家这类人的怀疑。我完全无意动摇你们的信念和疑心，但有一件事应注意：随着收藏物失去了主人，收藏的现象也丧失了意义。尽管公共的收藏从社会角度讲也许弊端更少，于学术兴许比私人收藏更有用，但物品只有在后者才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我不是不知道我在这儿讨论的、有点多此一举地向你们展示的这种人已行将绝迹，但正如黑格尔（Hegel）所说，只有当夜幕降临，智慧女神之枭才展翅飞翔。收藏家灭绝之时也是他被理解之日。
现在我已收拾到最后一个半开的箱子，时间已过了半夜。我心中充满与现在所谈很不同的想法——并不是思想而是意象，是记忆。我发现那么多东西的各种城市的记忆：里加，拿波里，慕尼黑，丹兹格，莫斯科，佛罗伦萨，菲色，巴黎；记忆中还有罗森塔尔（Rsenthal）在慕尼黑豪华的住房，丹兹格证券交易所，已故的汉斯·劳尔（Hans Rhaue）的期票在那儿支付，苏森古在柏林北部的霉气熏人的书窑。记忆呈现这些书所在的房间，我在慕尼黑的学生宿舍，在波恩的房间，伯莲兹湖畔的伊色瓦德的幽静，最后是我儿童时代的房间，现在我拥有的数千本书中有四五千本先前就在那个地址。
啊，收藏家真幸福，闲人真快乐。人们对这种人要求最少，他们中最能自适惬心者，莫如那个戴着史毕兹维格“书虫”（Spitzweg's Bookworm）面具，能过名誉不佳生活的那个角色。因为他内在有种精神，或至少是小精灵。这精灵确保一个收藏家——我指的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收藏家——拥有藏物，使之成为他与身外物品所能有的最亲昵的关系。并不是物品在他身上复活，而是他生活于物品之中。于是我在你们面前建构了他的居室，用书籍作为建筑的砖瓦，现在他就要退隐内室了，这也理应如此。
选自汉娜·阿伦特编《启迪: 本雅明文选》
编辑 | 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