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 | 林天斗二三事

林天斗（19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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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彬

原标题：我接触到的林天斗先生

林天斗

宁海大佳何涨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父亲林大高曾任童保喧部中校营长

姐夫（表哥）胡福相

是光复台湾省的首位警务处长

读了刘开文先生《思忆林天斗》一文后（原文点此链接，或者文末原文链接），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与林天斗先生接触过的点点滴滴。

我与林老第一次相见颇有点特别。

当时，我在宁海中学的办公室在“三好楼”一楼南半边，右边是政史地组，左边是体育组。

上世纪八十年代某日，我上完课后，回到办公室，见门口坐着一位虽头发花白，且精、气、神俱佳的老人。他见我要进办公室，就移动了一下双脚，而我也侧身而过，没有打招呼，没有多看上一眼。

后来，有同事告诉我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林天斗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单位已使我震惊，资深研究员这个身份更令我肃然起敬。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高等学术研究机构之一。在里面工作的人大多学富五车，知识渊博。能与其中的资深研究员林天斗先生碰面，是我的荣幸。但我竟然与他擦身而过，失之交臂，况且他还是一位高龄老人，简直是失礼之极。为此，我感到自己的无知，无礼，无地自容。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林天斗先生也多了一些了解。

林天斗，大佳何涨坑人。离休以后，几乎每年夏秋之际，他都会回到家乡小住一段时间。他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城关，串走于各个单位。无论是熟人还是不熟的人，有时间，聊上几句；人家忙，独自闲坐一阵。但从不麻烦别人。他还是一位热情的人，重乡谊的人，乐于伸援手的人。

林老每回宁海，都会来宁海中学走访，他似乎特别钟情于我们外语组。因此，我们见面的次数多了，自然也就熟悉了。每当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在时，相互打声招呼，聊起教育，聊起学校，聊得最多的还是外语。我不在时，他自己拉把椅子，闲坐着，或者翻翻报纸。

1987年，教育系统开始评职称。当时，我是晚生后辈，还没有资格参评中学高级教师。要参评中学高级教师，必须要有论文。于是，我开始写文章。虽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外语教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自学》等算是上档次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但都只是2000~3000字的豆腐干文章。我自知陈郎才浅，写不出高、深、大的文章来，意欲转向翻译文章。

翻译文章，一是要有好的题材，二是能翻译出来，三是要有发表的平台。三者缺一不可。成天囿于宁海这个小县城里的井底之蛙我也曾尝试着从英文报刊中找来资料，译成汉语，邮寄到各报刊杂志社，但都无果而终。无意之中，我得知在新华社《环球》杂志社工作的一位学兄，就写信求助。他给我寄来英文资料，我也译好寄了回去。结果还是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后来才知道，这位学兄已经被调往广东，接任新的工作。但我心有不甘，根据文章的内容，把译稿投寄到《现代服装》杂志，有幸被录用。有了这一次的成功，我对翻译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林老在翻译这条路上能不能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呢？

毕竟我是晚辈，在林老面前，不敢造次，不敢放肆，更不敢打听他的工作情况。直到1990年的一次见面，我厚着脸皮，讲出了我的愿望，并问他能否为我提供英语资料和发表文章的平台。

他略微沉思了一下，说：“我回去，寄一份资料给你。翻译好，寄给我，让我先看看。”

我高兴极了。看起来，林老已答应我的请求了，不过，需要先考查一下我的能力与水平。对于这点，我不仅没有任何想法，也不可能有其它任何想法。这只能说明林老办事审慎，有他自己的做人底线。

英文资料寄来了。其标题是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Museum （汉语是《美国博物馆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约有6000多汉字。我把它译成汉语后，寄了回去。

两、三个月后，他回信说：“翻译得很好，文字功底不错。”随信的又是一份英语资料。自此之后，我与林老就有了书信往来。

我是一个不善于保留资料的人，往往用过即弃。林老到底给我写过多少信，心中无数。至今留存的只一纸信和两枚信封。

留存的信中说：“据编辑部同志告知，你那篇有关国家消亡的问题的译稿按照安排，年内不可能发排。耽误了你的计划，致以为歉。但此稿明年第一季度定可刊出，你可放心。没有把你的事办好，尚希见谅。”

文字简练，主题明确，无华丽词藻之修饰，有惜字如金之深意。文如其人。这大概就是林老的性格特征吧！

从时间上看，此信是我的译稿《国家何时才会消亡》寄回给他之后的时间段。此信不仅反映了我们之间通信比较频繁，更体现了林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谦逊待人的长者风范。每读此信，我总感到羞愧难当，自觉不自觉地会热泪盈眶。

在林老一手操持下，一万多字的拙译《国家何时才会消亡》终于在1992年3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捧着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刊物，读着自己绞尽脑汁译成的作品，兴奋之情自是不言而喻。经再三对照自己手写的原稿和印成铅字的文章，发现改动得不多。但发现文章中仍然留着唯一一个用上括号的外语单词aufgehoben。这是一个德语单词。我通过多方请教，把它译成“合理化”。在刊物里，也印着“合理化”。说明编辑部也赞同我的译法，而林老却用红笔把它改译成“扬弃”。经反复细读上下文，经不断地咀嚼回味，经再三比较、推敲，我深深体味到“扬弃”就是发扬好的，丢弃不好的，就是去粗取精，就是优胜劣汰，岂能是“合理化”所能与之比肩的？我不得不佩服这一改动。改得更贴近原文，更有逻辑性。真是一字师呀！与此同时，我也由衷地钦佩林老文字功底的深厚和较真的工作态度。

转瞬间就到了1997年，林老又给我寄来了信和一叠英文资料。信上的大意是信息中心准备翻译一册50多万字的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信上还说，该书将由几个人分开翻译，然后再由情报中心负责统稿。在宁海，我和王劳旺老师各负责翻译一部分。

能有幸参加如此巨大的工程，并由国家第一印书馆出版，自然是喜不自禁。

通读了英文资料之后，其书名应该是《国际政治学》。我负责翻译的是其中的第二十六部份——瑞士政治学和第二十七部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治学，约计6万多字。

不料，林老1998年6月的来信给我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是不愿意听，也不愿接受却又无可奈何的坏消息。信上说，由于版权问题没有处理好，书不能出版，所有的译稿由商务印书馆作为资料保存起来。信中还说，由于书未出版，稿费只能发一半，通过银行寄给我们。稿费竟然有750元。

稿未用上，却给稿费。这是始料未及的事情。直至今日，我差不多有上百篇文章见诸铅字，通过国家银行寄稿费却是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750元，在上世纪末，是许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可见稿酬是何其的优厚！

2000年8月3日，83岁的林天斗老先生不幸遭车祸罹难，但我毫不知情。直到追悼会的前一天，已任副县长的王劳旺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了林老罹难的大致情况，并约我一起去参加追悼会。

当时的殡仪馆在白峤岭脚。在肃穆庄重的灵堂里，在低沉哀婉的哀乐声中，我排在除了王劳旺以外没有一个熟人的队伍里，缓缓地向林天斗先生的遗体告别。见到林老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个不停……

林老走了，我的良师走了，令我钦佩敬重的老人就这样走了。

林天斗先生离开人世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每当我看到抽屉他给我的来信，重读《国家何时才会消亡》这篇译文时，他的音容体貌，他的谈吐言辞，他的办事风格总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隐现。

他，个子不高，脸盘方正，头发稀疏，胡子刮得很干净；他，总是穿着白色，或淡色的短袖衬衣，西装短裤，风凉皮鞋，麦杆草帽。若不是他那白晢的皮肤，准会被当成田间劳作的农民；他，不拘小节，少有客套，无知识份子的清高，没有身居高位的架子，相处随意，待人平易；他，办事干练，但不失谨慎，乐于助人，但自有方圆，乡谊情重，但不逾底线；他，……

值林天斗先生离世将近21周年，谨以此文表示深切地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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