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梁簌溟：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
一生“倔强”，成“大儒”
先祖是元世祖，清朝时期，光绪十九年出生，却在六岁，即入中西小学堂，接触西方知识；
中学毕业，却被邀请到北大任教，讲授哲学；
吃素食，学“佛”学，曾两次想出家为僧，后又结婚生子；
佛学之后，又开设孔子研究课，研究“儒学”，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不仅学识渊博，思想高深，他的行为也是“神来神往”，可以放弃北大的条件和环境，到山东的菏泽任高中的主任，到广东任中学校长；他可以不仅是讲学，还到江苏、河北、河南等地，筹办村治学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他在妻子死后，说道：“有更多时间思索、更多时间工作”，却在妻子死后对其念念不忘，一度发誓终身不再另娶。他能说出：“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的“狂妄之语”，他能在大会上与毛主席争吵，说其“没有雅量”……
梁漱溟
梁漱溟，一个“奇怪的人”。是的，如果只是简单了解了这人的履历，很难不认为他是“奇人”。
如果你能更加细致地了解他，会在“神奇”之外，加以由衷地敬重和佩服。
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他能写出《社会主义萃言》，学“佛”，他能写出《谈佛》《究元决疑论》《印度哲学概论》等“思想书籍”；
关注社会现象，能写出《论学生事件》；
教书就写《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搞学问就写《中国文化要义》《中国建国之路》；
思考就写《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
试验乡村建设就写《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乡村建设理论》……
他所研究过的方面，所做过的事情，所取得的成绩，可能是普通人终其一生，都不能达到其中之一的。
而他的很多行为并不能只看行为本身而论断，这是建立在他的风骨和超然上的。
他自称：“我是一个有思想，且又本着我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中国的甘地”，“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用他的博学善思，为国为民，倔强到与主席吵架的人。用自己的“倔强”，成为了当时文人的脊梁，书写自己辉煌的人生。
梁漱溟
从“出世”到“入世”
即便是在今天，网络上各种资源极其丰富的时代，一个中学毕业，二十四岁就能登上北大的讲坛，也足以引起社会的热议。
梁漱溟，在那个时代，更是如此。不过，小时候的梁漱溟，谁也不会奢望他能够成为这么有学识，甚至有思想的人。
梁漱溟六岁的时候，还不会穿裤子，每次穿裤子，都需要妹妹帮忙打结扣。而且，他身型极其瘦削，弱不禁风，体弱多病。在五六岁的时候，眩晕病让他坐都坐不稳。
不过大家都想不到，底子这么薄的梁漱溟，是活到九十六岁的长寿之人。他自己归结长寿的秘密，是因为他“一生坚持素食，清心寡欲”。
从1911年，从十八岁开始，梁漱溟就开始读佛典，次年，便开始吃素。
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正是这篇思想深邃的论述，让梁漱溟因受到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青睐，想要邀请他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
梁漱溟起初并不接受，次年，他甚至真要到衡山剃度出家。可是在半路上，就被抓了回去。但是母亲病重，苦劝他娶妻生子，他不得已只能暂时取消出家的念头，到北大任教。
北大学术氛围浓厚，梁漱溟所讲的哲学，是需要进行思辨的，甚至要经常与人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梁漱溟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逐渐起了好胜心，也逐渐接触了两性的问题。
在出家与入世之间的徘徊，是让人痛苦的。特别是像梁漱溟这种，特别善于思考，头脑风暴极其强烈的人。不过也正是这超乎常人的思考能力，让他最终找到了佛学和儒家学说的某种相同之处。
或许，“出世”也好，“入世”也罢，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
梁漱溟家人
而此时，父亲的突然自杀，让他最终得到了思考的答案。
1918年11月，还有一个星期就是父亲梁济的六十大寿。而国际上却没有如此平静，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而清朝灭亡，不过六载。梁济曾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出任过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教育局总办委员等职务。
所以，梁济并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市井百姓，他心中的思考，也不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的事情。
当时，梁济看到了欧洲战场上的一则新闻，他思考良久，转过头向已是北大教授的儿子问道：“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当时的梁漱溟并未细想，他只是顺着父亲的话说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叹道：“能好，就好啊！”
梁济说完这句话的之后，就离开了家。梁漱溟没有仔细体会父亲的所说所行。可是三天后，梁济就在附近的积水潭投湖自尽。他留有遗书：“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漱溟
关于梁济的死，有人说是清朝遗老对“清”的殉情，可更深层的意义是，民国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以前的人伦道德被打破，这些热爱国家的老派读书人，找不到国家发展的方向，对国家的出路有了深沉的怀疑。
梁济，以自身的性命，要给世人一个警醒，希望自私庸碌的人们有所改变。
父亲的死，也至少给梁漱溟带来了改变。他对生死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佛学上的意义，更是对生命的意义的定义。由此开始，他将自己对生死的思考、与社会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从“出世”到“入世”，梁漱溟并不是研究了儒家学说，就抛弃了佛学。而是将两者的位置有了先后，将两者进行比较、协调和统一的思考。热衷于人民、社会、国家的研究和事务，在他看来，并没有背离佛教的思想。“大乘佛教是不出而出，仍要回到世间来。”
梁漱溟
本着自己思想而行动
梁漱溟在晚年的时候，将自己的一生归结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搞社会运动；二是为国事奔走。
看梁漱溟的履历，总有觉得他“行事飘忽不定”的感觉。
从1917年，他到北大任教之后，一直到1933年，这十几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能转变自己的身份，做着不同的事情，取得不同的成绩。
他在学校教授佛学哲学，开设孔子研究会，组织哲学研究会，著书出书、到全国各地讲学，到地方任中学主任，或中学校长。更是离开学校，亲身实践乡村建设运动。
我们不能说梁漱溟做事草率，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因为他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做出相当的成绩。这或许就是他所说“自己是一个有思想，且本着自己思想行动的人。”他思考的内容很广泛，行动力超强，所以，每件事情都能及时尝试，及时进行。
梁漱溟
而，搞社会运动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进行乡村建设，这件事情，他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从1928年，梁漱溟在广东就提出了请办乡镇讲习所的建议。并在同年正式出版了建议书。
次年，他亲身到江苏、河北、陕西等地方考察村政实验，更是到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任教务长。然后他又在山东邹平筹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最终出任院长，撰写《乡村建设理论》并出版……
从令人羡慕的北大教授上主动离职，离开城市，亲身到达农村，搞村治实验，他真正“回到了世间”，为这个社会的改变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也积极奔走，出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秘书长，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其文人的风骨和为国为民的抱负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也与毛泽东、李济深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李济深
在建国之后，梁漱溟便开始在人民政府工作。在动荡时期，人们纷纷批林批孔，但是梁漱溟却只批林，不批孔，甚至仍在维护孔，由此引来了长达六个月的对自己的批判，面对千人所指，梁漱溟淡定自若，只用一句话，便给出了强有力的回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面对动荡时期的错误，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也毫不顾忌地直接指出。这在当时，可谓是极其大胆的举动。可不是嘛，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是不会轻易委屈了自己的观点，引而不发，不是他的个性。
即使是在面对已经确定领导地位的毛主席，他也敢直说其“没有雅量”。
这段“雅量之争”，可谓是梁漱溟个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体现。不过两位却对对方都充满了敬重。尽管梁漱溟挑战了主席的权威，但是毛主席给他待遇一点都没有减少，而梁漱溟也在事后反思了自己的言行，对逝世的主席怀念至极。他们，也只是为了国家而已。
个人的口角之争，并不能影响彼此之间的私人感情。
梁漱溟
1988年，高龄96岁的梁漱溟在北京逝世，直到八九十岁的高龄，他也依然在著书立说，完成了诸如《人心与人性》等巨著。死后，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了他呕心沥血的邹平县。
他的一生，都奉献在为国家和社会的改变的事业上，被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评价“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而我们也同样认定梁漱溟认定的事情：尽管我们文化曾经遭受前所未有的压迫，但这只是暂时的，中国的文化，不应该也永远不会断绝， 她不仅会在中国复兴，也终会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