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鲁西奇|中国历史学的空间取向
空间是历史叙述与历史学研究的核心要素之一。不仅历史人物、事件与过程均生活、发生在特定的空间里，并在特定空间中具有意义或发生影响，历史叙述者与研究者也均立足于特定的空间去感知、认识并叙述、探究其所见、所知与所想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叙述者与研究者站在特定的立场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选取并界定其叙述、研究的历史过程所发生的空间范畴，描绘其所选定的空间的地理面貌、结构与特征，叙述生活于其间的各种人与人群、发生于其间的事件与生活，分析在其间形成的诸种经济形态、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与文化表现，进而探究其特征、动因与“规律”或“必然性”，思考其所选定的空间与“外空间”（未被选取的其他空间）之间的关系。此即本文所谓历史叙述与研究（亦即“历史学”）的“空间取向”。
历史叙述与研究的“空间取向”有三个要素：一是历史叙述与研究者所立足的特定空间，或其所站立的空间立场，亦即他站在怎样的地点上去看其所知“世界”的现在和过去，并展望未来。二是历史叙述与研究者所选取并界定的叙述、研究的历史过程所发生的空间范围，亦即历史叙述与研究者所认知的、叙述并研究的现实或历史空间。这一空间虽然是历史过程所发生的客观空间，然其被叙述与研究者所选取、界定、认知并加以叙述、研究，在本质上却是主观认识并加以选择、界定的结果。三是“外空间”或其他空间，亦即历史叙述与研究者所选取、界定的叙述、研究空间之外的空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包含了被选定空间的空间，也可能是与被选定空间“并列”或“共存”的空间，还可能是在被选定空间内部、却被叙述与研究者忽略或未予认知的空间（选取空间之内的“外空间”）。换言之，“外空间”既可能包涵被选定的空间，也可能与之并列，或者在被选定空间内。历史叙述与研究者的立场（地点）、其所叙述与研究的历史空间以及“外空间”，确定或规范了历史叙述与研究的对象与内涵，从而决定着历史叙述与研究的方向、高度及其意义、性质。因此，历史学的空间取向，与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时间取向、叙事结构、阐释理论等，共同构成历史叙述与历史学研究的核心要素。
《史记·五帝本纪》述黄帝擒杀蚩尤，受诸侯拥戴，成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东征西讨，“未尝宁居”，然“天下”仍有不顺者，则知“天下”比黄帝所征服的区域要大。其下文又谓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在“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北及荤粥”的范围内，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其间分立“万国”，这是黄帝控制的疆域，是“天下”的一部分。在《货殖列传》中，太史公又分述关中、三河、种代、中山、邯郸、齐、邹鲁、梁宋、越、楚（三楚）、颍川、南阳等地区历史、经济与文化（风俗），其所述各地区的空间界定，则杂用春秋战国以来的诸侯国疆域与汉代政区，而其基本格局则立足于汉代政区（郡国县邑）。
《史记》确立了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三种空间取向，即天下、封疆与郡邑；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叙述，可分别称为“天下史”“王朝史”以及“郡邑史”。这三种空间取向的历史叙述，贯穿了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与史学研究的始终，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叙述与历史学研究中，其具体内涵、地位与意义则历有变化。
《史记》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作传，谓朝鲜“厥聚海东”“葆塞为外臣”，大夏等“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确乎囊括其时所知之“天下”。然在后世历史叙述中，“四夷”渐成为“天下”的点缀，主要表现为“中国”或“华夏”的边缘或附庸。《隋书》为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列传，谓东方“九夷所居，与中夏悬隔，然天性柔顺，无犷暴之风，虽绵邈山海，而易以道御”。谓北方戎狄与中朝之间，“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是以“华夏”（中国）为中心，视四夷为边缘，将其与中原王朝关系之亲疏远近作为判断其在“天下”格局中位置的标准。又谓：“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以诸夏为本，四夷只会“有劳中国”，无用而有害。故而所谓“天下”，乃是以“中国”（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史记》之后的中国传统历史叙述，就主要表现为以“中国”（华夏）为中心、四夷为附属或边缘的天下史，而不再是“中国”与“蕃国”平等共存的天下史。
封疆乃是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空间主体，或者说是最重要的空间取向。《汉书·地理志》综述汉时疆域与政区，谓：“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汉书》所记西汉历史，主要是在此103郡国所统区域范围内的历史。后世正史《地理志》（或郡国志、地形志）一般亦皆叙明各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及其变化。如《新唐书·地理志》述贞观十三年（639）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县六。其后，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至唐极盛之开元、天宝之世，“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开元二十八年户部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天宝盗起，中国用兵，而河西、陇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复陇右。乾符以后，天下大乱，至于唐亡。”两《唐书》述唐代历史，虽以其极盛期疆域为基础，然初唐与晚唐史事，所涉地理范围较之盛唐时期，确大为狭蹙。
在《史记》中，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管蔡、陈杞、卫康叔、宋微子诸世家，实际上是吴、齐、鲁、燕、蔡、曹、陈、杞、卫、宋诸国的历史；晋、楚、越、郑、赵、韩、魏、田齐等春秋战国列国更各有世家，分别以其统治集团为中心，述其统治地区的历史，本质上是列国的国别史。《史记》列国世家可视为后世郡邑史志的源头之一。自汉代开始，各级地方政府或士人就开始编纂诸种图经、地志（地方志）、郡书，以记载郡国县邑之疆域、道里、沿革、山川、乡里亭候、户口、土田、物产、贡赋、风俗、先贤旧好等事项，或重地理，或重历史，或重人物，或三者并重，大抵皆可视为以郡邑（州、郡、县、城、镇乃至村）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刘知几说，主要记载郡邑英灵奇士的郡书，多“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而主要记录郡邑土宇山川物产风化的地志，则或“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竞美所居，谈过其实”，正是郡邑史志的基本特征。郡邑史志（地方史志）虽然亦多为官修，且以政区为主要编纂叙述架构，然在根本上，是以郡邑为中心的，是“地方性”的历史叙述。
显然，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三种空间取向中，王朝国家统治的疆域是以王朝为主体的，是站在王朝统治的中心（都城）看其所统治的地区，由此所建构的空间结构是同心圆式的：从腹心地带（核心区），向遥远的边疆（边缘区），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与控制强度依次递减，经济形态依次由发达的农耕经济向欠发达的半农半牧、落后的游畜牧经济过渡，社会结构亦由相对紧密、典型的汉人社会向相对松散的非汉人社会渐变，文化内涵则由以所谓“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向尚武、“好巫鬼”的“蛮夷文化”递变，甚至各地民众对王朝国家（或“中国”）的忠诚程度也随着其居地距王朝核心越来越远而越来越低。与此种同心圆式的结构相配合，其形成过程就被表述为从王朝国家统治的核心，不断向外辐射其政治、经济与文化支配力的军事扩张、政治控制与开展“教化”的单向的“融合”或“同化”的过程。此种同心圆式结构的核心是“华夏”，故可称为“华夏同心圆”。在华夏同心圆的边缘及其以外，就是尚未归化的“四夷”，其历史叙述的核心线索是其各自与华夏同心圆的关系及变化；在华夏同心圆的内部，则又包含着以各种层级的地方为中心的、诸多大小不一的同心圆，其各自的历史叙述在结构与进程上，大多与华夏同心圆的历史叙述相同或近似，故而地方史志所述地方史，实际上乃成为王朝国家历史的地方缩微版。因此，以统治疆域为基础的“华夏同心圆”，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空间取向中，乃占据着主导性的核心地位。
因此，天下、封疆与郡邑三种空间取向，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在本质上是政治导向的空间划分。叙述者或研究者站在政治控制的立场上，去看其所要描述、阐释的世界及其历史：“封疆”（王朝国家统治区域）是直接控制的地区，“天下”包括了华夏和夷狄，而后者乃是可供华夏扩张并加以控制的对象，郡邑则是对统治区域（封疆）的行政划分。与之相适应，天下、封疆与郡邑三种空间取向的历史叙述与阐释，均以政治统治为核心。
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三种空间取向，天下、封疆与郡邑，在进入近代历史叙述与历史学研究之后，逐步转换为世界、历史中国与区域三种空间取向，与此相对应，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区域历史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叙述与史学研究的主要部分。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历史学研究与历史叙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空间单元，乃是民族国家——国家（中国）被看作民族（中华民族）和社会（中国社会）的“容器”，中国历史进程主要是在民族国家“领土”之内展开的，故而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与阐释，也应当主要限定在近代以来中国的领土范围内。正是在这种理路下，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的“领土”观念与领土范围，遂基本继承了王朝国家统治的“封疆”观念和疆域范围。可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疆域既历有变化，更与当代中国国家所实际拥有的领土不完全吻合。所以，学术界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中国”）的概念，基本上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国家——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代王朝所统治的最大疆域，但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历代王朝统治疆域发展的结果，“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先后归属中原王朝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在“历史中国”的地理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过程；而中国历史叙述与历史学研究，也就是叙述并研究发生在“历史中国”地理范围内的历史。
“历史中国”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界定“历史中国”的主要根据，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们曾经生活、活动的地理区域，并不是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曾经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地区。因此，虽然“历史中国”表面上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国家的疆域观念及其范围，特别是用以界定“历史中国”范围的标准基本上是清朝极盛期所统治的疆域，但在本质上，“历史中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乃是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正因为“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和，和不断地扩大与更新中”，“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民族”与“国家”，“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民族融和’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融合”。显然，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既然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空间里共同成长、发展，那么，中国历史的叙述就必然以中国（中华）民族、国家成长、发展所及的空间为范畴。而且，“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作'中国’”。所以，以“历史中国”作为空间取向的中国历史叙述与史学研究，是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中国国家”（并非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国家）或“中国政治—文明共同体”的建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叙述与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的核心乃是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中国政治—文明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史或中国政治—文明共同体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或“中国政治—文明共同体”）萌蘖、成长、发展、壮大以及在欺凌压迫下顽强生存、努力振兴的历史。
今越南北部、朝鲜大部、蒙古大部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中国（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然在上述中国历史叙述与史学研究的空间取向下，其历史却并不属于中国历史叙述与研究的范畴，而分属于越南史、朝鲜史、蒙古史等国别史，在学科上则属于“世界历史”。“世界”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叙述与历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空间取向。“世界”是诸多国家与地区的集合，“世界历史”的视野促使人们将本国的历史与社会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去认识、理解。“世界”迥异于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天下”，它并不以中国为中心，而是“多中心”或“无中心”的——每一个观察者都可能站在自身（本国）的立场上去观察他国，即以本国为中心去看待世界，但并不假设自身是世界的中心或具有某种优越性，也并不从本国历史与自身社会的角度建构他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和人类的社会。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关于世界历史的叙述与阐释，几乎彻底地放弃了中国（中华）中心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是以西方（欧洲）为中心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叙述与阐释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欧洲）地区进入欧洲（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进程，被认为是世界历史及国别史叙述与研究的核心线索。尽管如此，把“世界”作为历史叙述与研究的空间取向，意味着人们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天下”的中心），并以“比较”的观点与方法，去看不同的国家及其社会或文明，并进而叙述整体的世界历史，从而极大地消解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心性和优越性（或特殊性）。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及其在思想方法领域的探讨，最终促使学者们努力摈弃不同立场与形式的“中心主义”——无论是西方（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主义，并逐步确定各民族、国家平等的历史叙述与阐释方式。吴于廑先生说：“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尽管“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
虽然“世界历史”成为与“中国历史”并列的学科，跨国、跨地区的联系、交流、互动与区域整合也受到普遍重视，将世界历史视为人类整体历史的“形态学派”（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以及“世界体系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对中国的世界历史论述与研究也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总的说来，中国的“世界历史”的根基仍然是国家和地区，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以及国家、地区间交流与互动的历史被认为是世界历史叙述与阐释的基础和主要线索。吴于廑先生主导编纂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虽然强调“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但《编者的话》叙述其编纂宗旨，也只是说：“它着眼于世界全局，从总体上叙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明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和各地区的历史，随着社会形态的递进，如何由彼此隔绝的分散性发展转向互相依存的整体性发展。”所以，世界历史中的“世界”，事实上仍然是诸种国家与地区的集合，世界历史叙述仍然不可避免地以国别史和地区史叙述为主。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世界历史的叙述与阐释，给中国历史的叙述与阐释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背景与参照系，从而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思考、认识中国历史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地位与意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以及从中国历史出发去看待世界历史，均建基于中国历史乃是世界历史之一部分的认知之上。
站在世界历史的立场上，中国历史也可以视作一种区域历史。历史学的区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回应或“反抗”。作为对西方（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叙述与阐释的批判，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学者均致力于站在不同文明区域的立场上，发掘根植于本区域的（而不是受西方影响、冲击或控制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特点，从而发展了以区域（本土）为中心的、强调区域内在历史脉络与动因的历史叙述与阐释，即区域历史。区域历史叙述与研究的“区域”固然可以是现当代的中国或“历史中国”，也可以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的封疆（疆域）或其疆域内的某一政区（州、省、府、县、镇、乡），然在宏观层面上，为了与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相抗衡，“东亚”（以及亚洲）受到很多历史学者的青睐。“东亚”（以及东南亚、中亚、内亚、南亚乃至亚洲等）是被整合而成或被选择划定的跨国区域，东亚（以及亚洲及其各部分）历史叙述与研究的前提在于假设东亚（以及亚洲及其各部分）乃是一个内聚的、有共同传统的并表现出某种形式的“核心—边缘”结构的文明区域，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结构性和本质性特征（“共相”），其历史进程、基本结构、核心价值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皆足以与欧洲或西方相并肩或比较。甘怀真先生说：“我们要将东亚各地域社会置于东亚世界的脉络中探索，而不只是依今天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东亚作为一种方法，不是要否认今天这个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合理性，而是希望发掘更多的历史事实，毕竟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成因。东亚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当然有其共相，但大不同于民族国家借由认同所形塑的共同文化。东亚世界的形成是某些重要的制度与事件建构了东亚历史的独自结构，也创造了它的法则。”显然，甘先生着意于东亚历史的“共相”以及东亚各地区的内在关联。而汪晖先生则强调亚洲作为一种方法，对于“摆脱那种通过'中国—西方’的二元论而形成的较为单面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的作用，希望借此可以取代脱胎于欧洲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框架。另一方面，区域的观念及其方法推进了人们对历史发展的区域多样性的思考，促使历史学者更加关注较小区域的历史叙述及其阐释，并着意于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下不同区域的历史进程、结构、特点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对于区域多样性或地方差异性的强调，从另一个方面，解构了所谓“民族国家”及其认知的共同性或同一性，将“国家”（包括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视为由政治权力主导下不同区域的阶段性整合。因此，区域历史的空间取向，遂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跨国区域，其地理范围一般较大，包括若干国家或地区，侧重于探讨区域内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交流与互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并表现出来的区域共性；二是中微观区域，包括大小不等的流域、海域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区或经济区、社会区及文化区乃至村庄区域，侧重于考察区域内在的历史发展脉络、动因、特征及其与相邻区域或所处较大区域乃至国家间的关系。区域历史研究的两个方向，看上去背道而驰，然其思想方法与研究指向却是一致的，即对研究区域（跨国区域、大流域以至村落）历史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多样性的构想。
无论是宏观的跨国区域，还是微观的乡村区域，都是研究者选取并界定的地理空间。同样，“历史中国”事实上也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需要而设定的一种区域，而“世界”则是诸多“区域”（特别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区域）的集合。因此，世界、历史中国、区域，乃是三种不同尺度的区域，是研究者对历史叙述与阐释的范围所做出的空间选择与界定，其本质是对世界的划分——以“科学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或“亚洲主义的”（“东亚主义的”）、“欧洲主义的”等态度与方法，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区域，分别叙述其历史进程并给出阐释，而各区域历史叙述与阐释的集合，则构成了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中国与区域的划分，乃是一种认知空间的分划，立足于此三种空间取向的中国历史学叙述与研究（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以及不同层次的区域历史），是以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区域分划为基础的，在本质上乃是不同层次的区域历史。
以“区域”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与研究及其对历史多样性的追索，与郡邑史志（地方史志）的叙述传统有诸多相通相合之处。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关于空间感知、地方感、地方性等观念与思想的影响下，“区域历史”与“地方史志”的叙述和阐释传统逐步融会，形成所谓“地域历史”以及“地方历史”的研究理路。“地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又一个空间取向。“地域”的观念与方法，假定某一特定地理范围内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程度不同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内聚性或共同性，亦即“地域社会”或“地域共同体”。《区域史研究》在《发刊词》中说：“区域之所以称为区域，缘于其内在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族群上的，可能是文化上的，也可能是宗教上的内在联系，而归根结底，是人的联系。正是在人的互动中，研究者可以发现一个有意义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一个'区域’。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这个有意义的范围存在差异，它可以是一个村落，可以是一个省区，可以是一个国家，可以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片地域，也可以是若干国家和地区。对一些研究者而言，区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既有存在，划定区域，然后开展研究。但对我们而言，历史上人们的互动如何形成在某个视角下有意义的'区域’，恰恰是区域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所谓“地域史”（或“区域史”），就是叙述此种“地域社会”或“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历程，并阐释其结构、特征与动因。地域社会（或地域共同体）乃是地域史研究的核心，也是其目标。
在本质上，“地域”乃是由研究者（一般来自地域的外部，是地域的“他者”）根据一系列复杂的、变动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过程来确定的、不稳定的地理空间；在“地域”的观念下，研究者所关注的，也是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诸种社会关系的生成、结构及其演变，所以也可能根据其所认识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演变，调整其所研究的“地域范围”。生活于“地域社会”中的人或人群，一般并不使用其被给予的“地域”与“地域社会”概念，也未必了解研究者所界定的“地域”范围及其概括出来的“地域性”。这样，“地域”就飘浮在具体的地理空间及生活于其间的人群之上，关于地域社会的历史叙述与阐释也游荡在其所涉及的国家、地区（或区域）的历史叙述与阐释之间，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不确定性或随意性。在这个意义上，“地域”乃是一种“被制造的空间”，虽然研究者一直强调其所研究的地域均有其“社会”作为基础。
对于“地方”的认知与描述，则是从认知与描述者自身（“我者”）的立场出发的，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同心圆或辐射面；认知与描述的目的，是界定并突显“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及其位置。所以，“地方”是人界定、认同自己身份以及描述自己的根据。地方社会的观念，强调的实际上是居于此一“地方”的社会，所指的主要是生存生活于这一“地方”的人群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社区”或“共同体”。所谓“地方性”或“地方特性”，强调的也主要是某一地方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或者说是某一“社区”的社会特点，是由多种个人、团体及其利益在空间中集聚所形成的社会能量和作用的总和。因此，“地方史研究”的目标（不论所研究“地方”之地理空间范围的大小），应当是站在“本地人”（“我者”）的立场上，揭示“地方特性”及其历史过程，是为“本地人”理解、突出其“本地”特色服务的，或者说是试图通过对本地历史过程的梳理，认识本地的“地方特性”。简言之，地方史是地方人群（“我者”）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与认识。其所关注的，并非历史的客观过程，更在于通过对本地历史的想象与叙述，彰显“地方”的历史叙述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叙述中的意义，并以此界定其本地人群及其文化在更为广大的人群与更为宏大的文化中的特点与地位。
“全球”以及“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 “地域”“地方”观念及其历史方法的融会与扩展。一方面，“我们共有一个地球”的观念，将“我者”作为或想象为“人类”（或“人类”的代言人、代表，或“人类意志”的决定者与表述人），把地球作为或想象为“我者”（人类）的家园，视为“我者”（人类）共同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地方”，并假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不同人群拥有某些人类的共同性和凝聚力，从而预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个体、人群、集团乃至国家、地区可以真正地“拥有”地球，更没有任何学者可能真正地认识、了解、把握“全球”及其历史，所以，任何对人类历史与命运的掌控与宣示都可能与“人类”没有或较少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全球”乃是一种想象的“地方”，是研究者或表述人立足于假设、想象的“人类”或其代言人而想象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立足于想象的、“被制造的空间”，虽然地球（不是“全球”）客观地存在着。
“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最初由经济史学者率先使用，指称“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之后被不同领域的学者以及社会所采用，其内涵与意义逐渐扩展，形成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政治冲突与互动、文化交流与冲突等多方面内涵的综合概念，其核心则是世界各地经济与文化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因此，“全球化”“全球史”中的“全球”，乃是一种经济社会空间，是观察者对诸种跨国、跨地区经济社会活动所涉空间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全球史，无论是“全球化的历史”，还是“全球一体的历史”，所讲述的主要是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逐步由孤立、分散，通过联系、交流与互动，逐步走向互相依赖、同生共存的一体化世界的进程，其核心则是不同人群、社会间的联系、交流与互动。全球史研究的共识在于：任何社会、国家或文明都无法孤立地存在。早在国家形成之前，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就以流动和互动为特点，所以，相互联系、交往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而不是国家，才是人类交往、互动的单元。因此，全球史叙述与阐释的根基乃是不同地域的人群及其社会，即所谓“社会空间”；其所以互相联系、交流与互动的动因，在于其彼此不同，亦即其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的差异性或多样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相需要与依赖；而其所以能够开展互联、交流与互动的基础，则在于其所具有的人类共同性。
作为历史叙述与阐释的一种空间取向，“全球”或“全球化的世界”正悄悄地改写或取代作为民族国家与地区集合的“世界”概念，以跨国、跨地区的互联、交流与互动为核心线索的“全球史”逐渐成为人类历史叙述的主要脉络之一。在全球史的叙述与阐释中，政治单元（特别是民族国家）不再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它的形成本身即被视为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控制疆域（被认为是连贯的平面）而彼此划清边界的民族国家时代，被一个网络化的时代取代了。”所以，“全球史通常不会以政治或文化单位——比如民族国家、帝国、文明——为研究起点，而是提出分析性的问题，再以问题为导向确定将要涉及的空间，比如跨孟加拉湾、某个网络中的节点、宗教与族群的离散”。
全球整合的进程并不是在权力真空状态下进行的，历史与现实中的跨国、跨地区联系、交流与互动，在很多时候是由诸种形式的政治经济体特别是国家所主导的。而在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冲突中，不仅个体或群体，甚至是大型经济社会集团，也越来越向国家（或其他形式的政治体）寻求庇护，将国家（政治体）看作生存、发展所依的“地方”，并将“恋地情结”与“爱国主义”（也可能包括“爱地区主义”“爱文化主义”等）结合或等同起来。正是由此出发，中国历史学及其相关研究将全球史引向另一个方面：作为政治单元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一体性与社会共同性得到进一步强调，现代国家（或其他形式的政治体）越来越被看作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具有一致性的地域实体，并被赋予了具有个人性的情感寄托和群体性的依赖感。正是在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史叙述语境中，中国历史学所叙述和研究的“中国”的空间界定，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历史中国”仍然是大多数历史学者所选择使用的空间取向；另一方面，为了与现代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迅速提高的地位相适应，作为统一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的现代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中国”，内涵主要是指现当代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其根基乃是现当代中国实际领有并管辖的领土范畴，而不再是“历史中国”的疆域范畴。
“现代中国”的空间范围，是以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中国所领有的领土为基础的。与以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的疆域为基础的“历史中国”所包含的地理范围相比较，“现代中国”的空间概念，淡化了对19世纪以来中国所丧失的历史疆域的主张，而突显了在王朝国家疆域体系中相对弱势的海洋领土（海疆）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与阐释（“讲好中国故事”），是以作为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的现代中国为主体的，所要阐明的乃是这一强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形成的，这与“历史中国”的历史叙述与阐释所要讲述和阐明的、发生在“历史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进程及其动因，有着虽然细微却至关重要的差别：前者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而后者的核心则是中国地理空间与历史空间。
“全球史”最初是作为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回应而出现的，它试图使用不断重组的“社会空间”取代相对稳定的“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叙述与阐释的基本单元，强调“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将使世界逐步演变为各地区、人群、社会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可是，在全球化进程与全球史的叙述话语中，“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却得到进一步突显，现代主权国家被逐步视为某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共同体，国家所主导的社会空间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及其全球史的主体。同样，地域史（以及地方史）对区域（郡邑、地区）史的发展与修正，也意在强调地域（以及地方）乃是一种社会空间的建构，而不仅仅是社会的容器。因此，当代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三种空间取向，地域（以及地方）、现代中国、全球，就分别对应着地域社会（地方社会）、现代领土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以及一体化的人类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广义的“社会”乃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关注的焦点。
天下、封疆、郡邑，世界、历史中国、区域，全球、现代中国、地域（以及地方），三组空间取向，虽然分别对应着中国传统历史叙述、近代与现当代历史叙述和研究，但又同时并存于当今中国历史学的叙述与研究领域。其中，作为各国家与地区之集合的“世界”，以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疆域为基础加以界定的“历史中国”，以及从不同立场出发划分并界定的“区域”，乃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空间取向；全球史、“讲好中国故事”以及地域史（地方史）则分别引导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新方向；而“天下”作为一种空间范畴虽然已基本被摈弃，但中国（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及其思想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仍以不同形式发挥着作用；不同王朝的统治疆域（封疆）仍然是断代史研究主要采用的空间界定，而郡邑史志的传统既包括以历史政区为主体的历史叙述，也包括以现行政区为主体的历史叙述。
在历史叙述与阐释中，采用怎样的空间取向，在根本上取决于叙述者或研究者的空间认知，即其所认知的空间及其实质。如上所述，天下、封疆、郡邑三个层次的分别，表现的是权力对不同尺度的空间的控制，在根本上是权力空间；世界、“历史中国”与区域的划分，根基于对世界及其历史的科学认识，是“科学的”认知空间；全球、现代中国与地域（以及地方）的设定，基础是“社会”的建构以及不同社会间的联系、交流与互动，本质上是“社会空间”。在不同类型的空间取向下，历史叙述及其阐释的重心是不同的：天下、封疆、郡邑取向的历史叙述与研究，重点在于权力在空间上的展开、控制的进程及其结构与结构化过程；世界、“历史中国”、区域取向的历史叙述与阐释，侧重于描述在不同尺度的地理范围内所发生的历史过程，并探究其各自的动因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性，其根本目标在于“科学地”认识历史；全球、现代中国、地域（地方）取向的历史叙述与阐释，核心则在于不同人群在不同地域构建的社会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交流与互动，并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进程，其目标在于揭示人类的命运及其未来的走向。
历史叙述与阐释的空间取向，是与叙述者或研究者所处并意识到的自身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相互联系的。无论其所叙述的空间范围如何，其叙述与阐释均基于其所在的特定地点（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地点”），其所叙述的历史进程以及其所做出的阐释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其所在地点、所处环境的影响乃至制约。不仅如此。叙述者也总是处于其所叙述的历史进程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并不总是终点），并为其叙述的历史进程选取不同尺度的时间段（时间取向），其空间取向也受到其所在时间点与时间取向的影响或制约。所以，历史叙述与阐释的空间取向，是历史叙述者与研究者由其自身所在的“地点”（空间位置与时间位置）去看其所处的“世界”——首先是当下的世界，其次是过去的世界，目标则是未来的世界。
可是，在具体的历史叙述与研究中，使用怎样的空间取向、选取怎样的空间范围，主要取决于叙述者与研究者的“立场”。总的说来，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既可能是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可能是现当代的中国国家）立场，二是“世界”立场，三是“人”的立场（包括个体的人的立场、抽象的人的立场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立场）。显然，从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叙述与研究，理所当然会根据疆域、领土界定其叙述与研究的空间范围；站在“世界”立场上，看到的则是天下、全球；立足于人与社会的历史，则会更关注地方、地域以及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因此，历史学研究的空间取向，并非完全受制于时代与社会，也是历史学者主动选择、界定的结果。
绝大多数历史叙述与研究者，均可能意识到其所叙述与研究的空间之外，还存在着或预设了更大的、更小的或其他的空间，亦即“外空间”。“外空间”的存在与预设，突显了被选定空间的特性、价值、意义及其局限，并赋予了被选定空间的“个性”。对于“外空间”的预设、想象或思考，主要取决于历史叙述与研究者的思想能力，而不仅是其认知水平和研究能力。因此，历史叙述与研究者所选定的特定空间之外的空间，乃是进一步思考人类整体历史进程的“空间”，是形成或构建历史观念、历史哲学的空间。
本文曾提交给“第二届复旦大学中国思想史高端论坛”（上海：复旦大学，2020年12月19—20日），承葛兆光、陈恒、刘永华、王东杰、段志强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云南大学历史学院成一农先生也给予了很好的修改建议。谨致谢忱！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8期
责编|于凌
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