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朱桥/何平 / 四六文摘

文/何平

我和插友郑启伟、胡瑞浒在2020年12月底回了一趟当年我的插队的地方朱桥。

这是我们在插队五十多年后又一次来到这个白马湖边的村庄，当年我们都是二十岁不到的知识青年，现在已然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

刚到朱桥时，我们是五个人，还有夏振东和童楚生。夏振东不过一年就调离了，后来去了淮阴的钢铁厂，很少回宝应了；童楚生也在插队大约两年后因病退回城，后来在县里的一家工厂工作，他不幸在十年前因病去世了。

我是第三个离开朱桥的，大约是在1971年底或1972年初，调到我父母所在的山阳大队红旗生产队。那时胡瑞浒已经被县体育小分队招去打球而安排到县农具厂，不过户口还在朱桥。郑启伟一个人在生产队，后来在1972年底应征入伍，退伍后在扬州工作。胡瑞浒是最后一个把户口从朱桥迁出的了，他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扬州师院高邮大专班，后来一直在教育部门工作。他们两个人现在都在扬州居住生活，我是忽而上海、忽而宝应、忽而在外游历，所以我们三个人绝少在一起碰面。认真算起来，我们在朱桥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最多也就三四年吧。

那么，此次回朱桥之举又是如何成行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2020年10月的国庆黄金周里，我收到一条添加微信的请求，对方说：

何老师：您好！我是山阳朱桥的朱正雨，51年前是您和胡瑞浒叔叔给我赐的名。我爸朱明伦。

一下子把我拉到了51年前，刚下乡时我们知青住在一户人家，就是他家。那时他的奶奶还在，爷爷已经过世了。朱明伦一共三个兄弟，他是老大，老二明伟，老三明健，没有分家，当时只有他结了婚。我们住在他家的时侯候，朱正雨刚出生，要我们知青起名字，我记得是郑启伟起的，用的是一个宇宙的“宇”，当时这个字是比较气派的。(怎么成了“雨”字呢?见面时我问了他，他说，原先就是“宇”，只是在办身份证时误成了“雨”，就沿用下来了。)

如果不是这条微信，我恐怕已经把起名字这回事忘记了。

我自然非常高兴，许多往事一直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正雨的父亲当时在射阳米厂工作，很少回家，一个月也就一两天，有时好几个月都不着家，所以我们接触并不多。与我们接触最多的是老二明伟，我们称他“小伟”，他比我们小两三岁，可农村生活的经验却是十分丰富，他是非常聪明能干的，和我们也很谈得来。

我们除了视他为小伙伴，还把他当成老师，他几乎懂得所有农村劳动与生活的本领。我们除了白天在生产队干农活，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和他在一起。他带着我们夜晚去捉田鸡，到田里挖长鱼、张丫子，还告诉我们许多农村人说话里中的言外之意，也和我们聊起生产队中各家的一些故事。

他们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人，她非常爱干净整洁，人走出来也很“格正”，在农村中是很少见的。老大的老婆也就是正雨的母亲也是一个很贤慧的人，不多话，对两个小叔子都很照顾。我们住在他们家，是在堂屋里打的地铺。正雨是老二，还有一个哥正康，比他大两三岁吧。他们一大家子六七口人，一下子又多了我们这四五个大小伙子，堂屋里整天人满满的，而且高谈阔论，闹哄哄的，家里的灶台要让出一张锅来给我们做饭，想想真是很麻烦的。但他们对我们一点儿也不排斥，在各方面对我们都给予照顾。我们虽然离开了家，但并不缺乏家的温暖。

我让正雨向他父母和明伟一家问好，没过几天，他又发来了微信，说他父亲请我们故地重游，还说有几瓶多年前的茅台留着，等我们一块分享呢。

到了今年初，他知道了我来宝应的消息，就开始安排回朱桥的事，还想也请胡瑞浒与郑启伟一起。于是，我和胡、郑取得了联系，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都同意回朱桥一趟。因为，朱桥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地方。

请让我宕开一笔，简单介绍一下我说的这个朱桥。

朱桥在山阳公社南而偏西的位置，应该是山阳的最南边了，属于公民大队，现在是公民村。

朱桥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白马湖，而向南再向西就是金湖县的白马湖公社了。白马湖向南面有湖滩，湖滩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芦苇，这是朱桥人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朱桥人冬天上湖滩去砍柴，去个十天半月的，弄个几十担柴草，留一部分自己家编芦席，而大多数堆在家门口，等北边乡村的人过了年来买，北边的人买回去也是编芦席。因为芦苇可以编成芦席，芦席可以卖钱，乡下人指望这些钱买些什么针头线脑的，油盐酱醋的，点灯的煤油等等的零用物品。所以朱桥人相对周围还是比较富裕的（这里说的富裕只是贫困程度稍微比较好一点）。

朱桥的西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河，它的名字很古老，叫山阳沟。这条河最南边与白马湖相连，一直向北到淮安境内的小堆头。而淮安古称山阳，写《西游记》的吴承恩就是山阳人。但不知与这条河是不是有些渊源，我考证不出。它不叫河，而叫沟，并不是这条河太小，它是这个地区最大的河流。

我想可能与其古老的历史有关，因为早在秦朝时，苏北人工开凿的河流叫沟，中国最长的人工河大运河在秦朝时叫邗沟。山阳沟与大运河是平行的，相距只有十公里左右。这条河不算太宽，最宽的地方只有三十米左右，但比较深，人是走不过去的，最深处要有两个人高，也就是说深在三四米。山阳沟在我们县内长约六七公里，向北可以通往公社所在地。这条河上的桥梁不多，一两公里才有一座小木桥，每座桥周围的地方都以桥命名，最南边的一座叫王桥，然后向北是朱桥、杨桥等等。不过，我们来的时候，朱桥赖以命名的那座木桥已经因年久失修拆除了，我们无缘相见。

朱桥的东面和北面都是陆地，和别的乡村（当时叫大队）相邻。与朱桥一河相隔的叫朱庄，是光辉大队的，那里的朱姓与朱桥的是一家。

朱桥只是一个自然村落，有三百多口人，六七十户，朱姓的有一大半，朱桥远离市镇，远离工商，这里的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生活方式，因而民风淳厚，人心古朴。

好，言归正传，再回到我们回朱桥的话题上来。

我和朱正雨约好，2020年12月27日我们三个当年插队的知青回朱桥。

朱正雨告诉我，当天由他的堂弟、也就是明伟的儿子正勇来接我们。10点钟正勇到我住的鑫宝佳园接上我和老伴一起去高铁站接从扬州专程来宝的胡、郑二人。

正勇和他的父亲一样，很热情也很健谈，我们一路上都在围绕着朱桥的话题在询问，在交谈。接上了胡、郑二人，我们一车直趋朱桥。

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他的父亲明伟当年的一些事，开车的正勇忽然说了一句：“听你们说的，好像我父亲就是闰土——”

一霎时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都没有接茬。我觉得，可能我们三个人都在想：

明伟是闰土吗？是那个聪明、机智勇敢、见多识广的少年闰土，还是那个三十年后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中年闰土？

我的眼前仿佛闪过一幅生动的画面：

漆黑的夜晚，只有水塘的水面在星光的映照下泛着微弱的光，四处是蛙声。我们蹑手蹑脚地在塘边行走。那些田鸡或者蹲伏在荷叶上，或者隐藏在岸边的草丛中，一听到人来的动静，便扑通扑通跳入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我们用手电光照着它时，它便一动不动了，我们用短木棍对准它一敲，它便落入水中，把它拣到小木桶中，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了。如果离我们较远，木棍无法够着，那便要看小伟的身手了。他用铁丝弯起来，顶端磨得尖尖的，像佛手的形状绑在竹竿的一头，做成小鱼叉，用这小鱼叉对准田鸡掷出去，小鱼叉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精准地将田鸡打中，我们趟水拿起竹竿，便又收获了一只田鸡。

这是2005年我们回朱桥时拍摄的，是我们知青房子的原址。

我们三人（当时还有童楚生）虽然在2005年时去过一次朱桥，但没有看到明伟，他外出打工了。所以，五十年了，我们和明伟没有谋面。

小轿车过了二桥，就进入了山阳地界。以前我们从宝应到朱桥，完全是步行，从西门过摆渡，经过金庄，沿着严家荡大圩向西，经过沿湖、兴同两个大队，从巫圩下大堤，向西到达山阳沟边沿着山阳沟南行就到朱桥了。也可以沿着严家荡大圩一直到太平圩再到朱桥。整个行程约25华里，需要走两个半小时。现在过了运河，驱车而行，十多分钟就到了。

我们下车即进入了大哥明伦的家。我们在生产队时，和明字辈的人同辈，比我们长的是“长”字，比明字晚的是“正”字，再下面是“德”字。听说，“长”字辈的已经都过世了。明伦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了。

明伦的房子已经建了快二十年了，不是现在村里流行的两层小楼，是一个院子的平房，但高大明亮，与当年我们所住的草房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我们住的房子，也是村中比较高档的房子呢，比一般人家的房子要高大得多。

明伦、明伟、明健三兄弟在恭候我们，五十年的揆违，却没有改变人的容颜，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老了，但完全可以辨认出来谁是谁。我想，除了我胖得难以辨认，其他人都很容易地叫出对方的名字。

房子则是全新的了，家具也都是全新的了，只有一件东西让我们记起了当年。那是一条宽大的板凳，是柏木的，表面相当的平整光滑，这应该是一件家传的老物件，它的年龄可能比我们都要大，是文物级的东西。当年我们不仅坐过，而且夏天在院子里乘凉还睡在上面，想不到五十年后，又一次坐在上面，心中有一种说不了说不清的情愫。

这就是那张文物级的柏木长板凳。

我们三人与大哥朱明伦夫妇合影。

我们三人与明伦（中）、明伟（右）、明健（左）兄弟三人合影。

我们三人与“正”字辈的合影。

我和小伟

我们坐在堂屋里畅叙起来，海阔天空，随意东西，我似乎进入了一种沉醉的状态。我根本想不到拍几张照片，如果不是老伴眼明手快抢拍了几张，那就太遗憾了。

郑启伟当兵时还有一位战友也是朱桥的，叫朱德昌。郑启伟一说，明伦立刻把他请了过来。

那天吃的都是自家养的鸡和鸭，自家长的菜，还有当地的鱼和螃蟹，喝的是茅台酒，不知是三瓶还是四瓶，反正胡瑞浒和郑启伟都不会喝酒，重担都落在了我的肩上，倒让我想起当年农民们对我们三个人的评价，他们个头都比较小，只有我虽然瘦，却个子不小，他们说“大个子门前站，不做也好看”，现在成了“胖子桌前坐，不喝不得过”了。那天一两的酒杯，我大概喝了不下五六杯。

边吃边谈，相隔了五十年，自然有谈不完的话题，回忆不尽的往事。我们对他们的现状也是很关注的，他们三兄弟的儿子们都过得不错，他们都在从事水电安装行业，宝应高铁站也是他们的项目之一。他们都在宝应有房子，有汽车，早就步入了小康行列。而小伟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也干过不少行当，他的聪明能干没有被埋没。在这三兄弟和他们的下一代的身上，真是再也找不到我们下乡时农民的样子了。

我忽然想起鲁迅《故乡》中三十年后又见闰土时的那段文字：

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觉得，闰土是生不逢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