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7年得知谢京山指导员已经离世的消息，就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四年里曾几次动笔，又几次撂下。不是有意拖延，而是真的不愿写有关生离死别的文章，更不愿意承认这位好领导、好大哥已经永远离去的事实。在我眼里，他永远是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活力，死应该是离他非常遥远的事情。谢京山是我当兵后的第二任指导员。1975年6月，1958年入伍的老指导员白凤喆被确定转业后，谢京山由三炮连副指导员接任指导员一职。谢京山担任指导员的当年底，我被从指挥班长的岗位调连部当文书，直至1976年底我离开三炮连。我从入伍到部队那一天起，在谢京山指导员领导下工作了六年，特别是最后当文书的这一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和生活。谢指导员作为连首长，给了我政治上的引领，是我军旅生涯的引路人；作为生活上的兄长，给了我许多的关照，我对他充满感激！1971年1月初我们到新兵连后，谢京山先是担任我们的排长，不久就担任新兵连副指导员。那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由三炮连的三排长提拔为副指导员。新兵团接到谢京山的任职命令后，便安排他担任了新兵连副指导员，三炮连七班长闫铁窗接任了我们的新兵排长。谢京山当年也是到湖北宜昌接兵人员之一。不过他是到宜都县接兵，到我们枝江县接兵的好像都是二营的接兵人员。1971年元旦那天，他和我们所有宜昌籍到65军的新兵一起，从我老家的紫荆岭站乘坐一列闷罐车，一路向北，三天后到达山西省阳高县罗文皂。在新兵连的三个月中，他经常出现在训练场，偶尔也会给我们讲讲课。可能是担任过我们的排长，他来我们排的频率要多一些。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新兵三连除师团机关和直属队挑走几个兵以外，大部分人都到了三营。从新兵连下连队的那天，我们先是从罗文皂坐火车到194师机关所在地——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在柴沟堡吃过中午饭后，行军50里到晋、冀、蒙三省区交界的马市口村宿营。第二天行军一整天到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当时580团机关设在兴和县委党校。我们新兵三连直接到了十号村，因为三营部设在这里。到达十号村时天已经黑了，营首长点名分兵，分到三炮连的约四十名新兵在副指导员谢京山、排长闫铁窗的带领下，摸黑到了三炮连驻地十六号村。在连队，副指导员协助指导员工作，指导员不在时，履行指导员职责。相对来说，副指导员是一个责任不重，工作不累的角色。谢京山在三炮连担任了四年多副指导员，他严于律己，工作带头，在连队承担的训练、施工、营建、生产等工作任务中，发挥了很好的组织指挥和带头作用。谢京山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同战士打成一片，很受战士们的青睐和信任。我和谢京山副指导员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1971年9月，连队在张家口坝上二道边南山打坑道期间。一天下班后，谢京山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告诉我团支部决定吸收我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并给了我一份《入团志愿书》让我填写。在连队，副指导员担任团支部书记。很快，我就被正式批准为共青团员。在当年，入团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虽然入伍九个月才入团，这在同年入伍的战士中并不算早，还是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和谢京山副指导员没有单独的工作接触。他是连首长，我是连队百余名战士之一。见面打个招呼，没有深入的交往。第二次和谢京山近距离接触是1975年6月，这时他已经当了指导员。当年春天，三炮连从膳房堡窑儿沟营房到坝上参加阵地建设施工，连队驻大宏沟的阳坡村。4月初，已经当了一年多指挥班长的我，带领我们班的薛瑛、赵三珍、霍志考到大宏沟的黑山底村八二无后坐力炮连，参加团炮兵侦察兵集训。黑山底村和阳坡村是相邻的两个村庄，相隔只有两三里路。一天我回连队办事，正赶上老指导员白凤喆也回连队来了。那天谢京山指导员没有去工地，留在家里陪老指导员。中午吃饭时，谢京山指导员让通信员把我叫到连部，让我和他一起陪老指导员吃饭。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与连首长同桌吃饭，心里还有些紧张。在战士眼里，连长、指导员是能够主宰战士政治生命的顶头上司。当时连队流传一句话：“连长连长，半拉皇上！”而另半拉皇上就是指导员。那天中午炊事班给烙了几张饼，加了两盘炒菜，算是招待了老指导员。1975年秋天，三炮连奉命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乌兰哈达军马场和水泉农场执行生产任务。连队分成两部分，连长杨秉忠带领二排、三排到乌兰哈达军马场，指导员谢京山带领一排到水泉农场。我们指挥班先是随连长到了乌兰哈达军马场，年底时，又把我们调整到了水泉农场。到水泉农场后，我就被调到连部当文书，1973年入伍的安徽滁县籍计算兵薛瑛接任了指挥班长。我从到连部当文书的那一天起，就和谢京山指导员吃住到了一起。我刚当文书时，连部设在农场办公室的那幢房子里。农场办公室位于农场办公区中部，是农场所有房屋中最新的一幢平房，有走廊、室内有吊顶、地面打了水泥。连部占用了其中两间房，谢京山指导员住一间，我和司号员陈贵锁住一间。而连队则住在农场的南北两头。以一班为主体组建的机械班住北头的一排房子，西侧住人，东侧是机械库。二、三班住在农场最南面的一排房子里，伙房和炊事班则在南头第二排房子里。1976年开春后，谢京山指导员觉得连部离战士太远不妥，便搬到了最南头那幢平房靠东头的三间房子里。连部的三间房中间有一个堂屋，进门后左右各有一间屋，指导员和司号员住左手边那间，我自己住右手边靠东山墙的那间。谢京山指导员爱抽烟，且烟瘾很大。他抽烟时从不吝啬，只要旁边有会抽烟的人，无论干部战士，都会一人发一支。这样，他每天一盒烟不够抽。那时带过滤嘴的烟商店里买不到，一次我回团里报实力，他写了一个纸条交给我，让我去张家口交际处找纸条上写的一位熟人，帮他买一条带过滤嘴的香烟。我找到了张家口交际处，买了一条“北京牌”过滤嘴香烟。回到连里把烟交给他后，他当即打开包装，拿出一盒烟给了我。有一次和谢指导员聊天，我说参军五年了，只探过一次家，还没有在家里过过年。谢指导员对我说：“你抓紧把老兵退伍手续办利索，今年就回家去过年！”我听到后特高兴。在连队，符合探家条件的战士每批只能安排两到三名，前一批归队后，后一批才能走。这就是说战士能够回家过年的每年只有两到三人。指导员安排我回家过年，这是对我很大的照顾。我是1976年1月15日从水泉农场启程第二次探家的，之所以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当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停止一切娱乐活动7天的最后一天。那次回家，九班的老乡孙泽全将来队探亲的新婚妻子委托我带回老家，他们两口子14日从乌兰哈达军马场来到水泉农场，15日我和孙泽全的妻子一起从水泉农场出发，17日下午孙泽全的妻子从焦枝线（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当阳车站下车回家。我继续坐了几站，于当晚回到老家。这次探家带回的两样礼品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谢指导员给我的那盒“北京牌”过滤嘴香烟，农村人没见过这种带过滤嘴的烟，很新鲜，很神气。二是水泉农场自己酿造的一瓶高度散装白酒，出酒时我用葡萄糖瓶子罐的，据说是60多度。我父亲爱喝酒，他听说有60多度，每次也不敢多喝。这是我参军五年后，第一次在家过了个团圆年，全家人都非常开心。在水泉农场，每次回团里都很麻烦。先是要步行一小时到高勿素等过路车，有时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有时车来了因为满员还不停车。即使赶上了车，还要坐5个小时才能到团机关所在地膳房堡。特别是冬天乘车，连等车带坐车五六个小时下来，浑身冻的透心凉。这还是从水泉农场直接回团里，如果走乌兰哈达军马场，那就更麻烦了。先从高勿素坐车到商都县城，再倒车到军马场，然后从乌兰哈达乘火车到集宁，从集宁换车到张家口市，最后从张家口市乘长途车到膳房堡，这一趟至少要两天时间。一次，谢指导员回团里开会，正是月底我也回团里报实力。谢指导员告诉我，明天我们搭师某副参谋长的车走，我已经联系好了。当时这位副参谋长正来农场检查工作，明天也去580团。第二天早饭后，谢指导员带着我高高兴兴地到了这位副参谋长的住处，副参谋长看见我们俩进来，望着我问到：“你是干什么的？”我连忙回答：“我是三炮连文书，搭车回团里报实力！”副参谋长满不高兴地说：“你不能搭车，你赶公共汽车走吧！”听副参谋长这么一说，指导员尴尬的看着我，我连忙回答：“是！”便退出了房间。这时，上午的过路车已经赶不上了，只好赶下午的车，到膳房堡时已经很晚了。可指导员还一直在等我，见到我后一个劲儿安慰我，说是怪他没有协调好。我告诉他这没有什么，坐长途客车也挺好的。很巧，这位副参谋长离休后，安置到了秦皇岛市65军干休所，我后来到河北省军区秦皇岛干休所当所长时，早晨上班途中曾经多次碰到这位老首长。他一定不会记得当年在水泉农场曾经拒绝过一个战士搭他的车这件事情。1976年的春天，谢指导员的家属带着儿子、女儿从老家山东曹县来部队探亲。由于舟车劳顿，儿子在途中生了病。到连队时，谢指导员正在团里开会。由于驻地缺医少药，一排长宋学义让我带着指导员的儿子回团卫生队看病。谢指导员的儿子当时大约六七岁，我带着他在高勿素赶上过路的长途客车，约下午三点多钟到达团机关所在地膳房堡。下车时，孩子已经站不起来，我便背着他赶到卫生队。值班医生见孩子站立不稳，责怪我怎么没有早一点送来。医生没有做任何处理，直接开了一张转诊介绍信，让我赶紧送孩子去位于张家口市的陆军105医院，不然有危险。我把孩子寄放在卫生队，跑步到团机关找到正在开会的谢指导员。我们俩背着孩子，从膳房堡赶车到张家口市，然后乘市内公交车辗转到105医院。谢指导员找到三营老营长在105医院当护士的女儿，营长的女儿带着孩子看急诊，然后办理住院手续。把孩子安顿好输上液，营长的女儿又带我们俩吃饭、住宿，忙到很晚才下班。孩子在医院住了大概一个星期，谢指导员打电话让指挥班长薛瑛来陪了几天床，孩子的病很快痊愈。1976年7月上中旬的一天下午，团分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游锡川和干部股长王阜著突然来到水泉农场，听他们说是先去的乌兰哈达军马场，当天从乌兰哈达到的水泉。晚上，谢指导员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了游副政委住，并安排我住司号员陈贵锁的床铺，和游副政委同住一室。王股长则住东屋我的床铺。我第一次与团首长同住一屋，很不自在，不敢说话，游副政委问一句我答一句，不问就不吱声。第二天上午，游副政委和王股长同谢指导员在一起谈了很长时间话，还见了农场的领导。大约11点，王股长让我写了一份连队来农场后的工作总结。中午饭后，游副政委和王股长便离开农场去高勿素赶车回去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次改变我命运的考察。不久后团里分来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游副政委亲自与李范团长、郑守林政委沟通，确定让我去上大学。毫无疑问，游副政委、王股长来考察时，谢京山指导员作为连队在水泉农场唯一的一位连首长，一定为我说了很多好话，他的意见对我能够被选送上大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6年12月，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一个“文革”中的初中生，一个基层连队的普通战士，竟然迈进了河北大学的校门，成为河北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正式学生，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1977年5月1日，谢京山指导员（右）和作者于保定市人民公园合影。
1977年“五一”这天，学校食堂组织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包饺子。突然，谢京山指导员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他是回家探亲返队时，专门绕道来学校看我的。谢指导员放下行李，便和我们一起包起了饺子。他的到来，成了我们组包饺子的主力，加快了包饺子的进度。吃完饺子，谢指导员又和我们组9名同学一起到公园游览。下午，几位女同学用电炉子把上午剩下的饺子煎了一下，指导员吃完煎饺子，我便送他去火车站。1977年暑假我回部队，当时连队在野狐岭营建，住玻璃彩村。这时，谢指导员还在连队，我们在一起活动了几天。这是我和谢指导员最后的一次接触。1978年底我到张家口地委党校实习，期间曾经回过连队，但谢指导员已经调离三炮连，没有见到面。1979年8我大学毕业回部队，到1980年9月调离580团，我没有和谢指导员见过面的记忆。位于野狐岭要塞的这排营房，就是三炮连1977年所建。2017年，在安徽滁州籍1973年入伍的薛瑛老战友牵头下，建起了三炮连战友微信群。经多方打听，得知谢指导员已经在七八年前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三炮连老战友们无不为之惋惜。我记得谢指导员大我10岁，按此推算，他逝世时年仅55岁左右。真是不应该，这么好的一个人，55岁就走了，实在令人心痛。我是多么期待能够见到他，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他说。可惜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后来我打听到，谢指导员大约1983年从580团二营副教导员的职务上转业回到原籍山东省曹县，被安排在工商系统工作，曾经在几个乡镇当过工商所长。他的身体一直很好，一天早晨觉得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太在意。万万没想到，这是一次心脏病突发，没来得及抢救，就悄然离去，留给亲人和战友们无尽的思念。2017年10月4日，三炮连部分老战友重聚塞北，在当天上午的座谈会上，主持人薛瑛首先组织大家默哀三分钟，向尊敬的谢京山指导员表达哀思。如果谢指导员在天有灵，他一定知道，三炮连的战友们一直想念着他。如果有来生，我们一定还做战友，他还当指导员，我们还当他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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