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讲德智体全面发展？儒家才是“内外双修”的中华武艺真鼻祖

编者按：春秋时代的武艺既是安身立命的本事，更是德技兼备的体现，就算是儒家的孔子也不例外，本文就从史料里看看孔子如何教授弟子武艺。

在周代，官方教育体系就以“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功课培养贵族子弟，称之为“六艺”。而孔子就留下了亲身施教的武艺活动的记载：《礼记·射艺》中记载孔子：“与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焉”。可见他的射术很强。《孟子·万章》记载：“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这既表明孔子“入乡随俗”的态度，也反映出他爱好射箭打猎。弟子们都继承了他善射的本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讲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司马迁曾亲临考察，观孔子乡射遗风。

与射箭技艺相媲美的是孔子驭车的技艺。《论语·子罕》记载他对问他的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是孔子的谦言。由于御在“六艺”中是最容易学的技艺 ；当别人夸奖他博学多能时，他只承认自己不过专会赶车而已。这表面上看是一句谦虚话，而道：“吾执御矣”，其实足已证明他驭艺相当高超了。在孔子的弟子中，有很多都会赶车，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常常是他们作车夫。这从《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和《史记·孔子世家》“将适陈，颜刻仆”的记载而得知。

这些技艺在今天也是有相当门槛的。在当时，掌握起来更是非常艰难。以御为例，比今日驭马车的技术难得多。古籍《六艺纲目·五御》载：“御者之职，一车四马，四马入辔，两辔纳觼，六辔在手，欲其调习，不失其驰。”可见，执驭的人必须善于以六根缰绳控制四匹马，或缓或急，须得心应手。同时，那时在驭中，按技艺之高下和实用范围又分为五类，即所谓“五御”，东汉郑玄认为它包括：“逐水曲、过君表、鸣和鸾、逐禽左”。所以春秋战国的“御”即五种驾车技术，而此等技术无非就是要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的孔子既然精于驭，足见他有着一定的军事技术。

除了射、御二艺武艺活动外，孔子施教中还参与过登山、打猎等准军事活动。如《韩诗外传》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甚至有时也带着弟子，比如《论语·先进》：记载：“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颜渊从”，他的弟子对他说：“浴乎沂”，他即以赞同口吻回答：“吾与点也”，赞赏曾点带着一群孩子趁春天之际，到沂水去游泳、在春风中吟诗、散步，参与体育娱乐活动的快乐想法。这彰显出孔子大凡做事从不刻意去追求，而是“依乎天理、顺应自然”的旷达胸襟。由此看来，孔子不仅自己重视武艺活动，还带动了一群弟子。

射、御源于狩猎与战争，狩猎、游猎又具有训练武艺的功能。和军事训练本来就有密切的联系，这符合我国传统武艺的特点。很多古代武艺训练项目都直接来源于军事。甚至有些活动或项目身兼二任，如射、御、武舞、泅水、攀登等等，从武艺锻炼的角度来讲，能练就体能；而从军事目的来讲，它又是军事训练。往往这两者之间按需要进行角色转换，即军事训练常常以武艺锻炼为手段，武艺锻炼又往往以掌握军事技能为内容，最终达到军事目的。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战事频繁。各国为了提高士兵的战斗素质，非常重视“射、御”之术，因此，这一时期习射之风，蔚然盛行。

但孔子在“射、御”的施教过程中，却不以追求武技为首要目标，而是将“礼”内化在武技之中，他将射术同礼仪、伦理相结合，使他的射术教育与当时片面追求增进武技的射之风迥然有别。《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即以文治促进社会文明，以礼治增进天下和谐，以武备维系世界和平，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上，信守条约，重视和平机制。文武兼备的主张是他创建理想社会的策略宗旨。

但是孔子武艺的价值取向不着眼于军事斗争，他们从事射、御的直接目的是习武的同时也要修德，而不是单纯的作战。所以说，射艺、御艺实际上是孔子武艺教学的主要内容，但其价值取向实现了从军事技能向道德完善的转化。这是中国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历史上孔子最早努力使武艺和修养道德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且十分有效。他采用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教育模式，鲜明地体现出“德技兼备”的教育原则，而这种思想理念促进了武“艺”与文“化”的结合，推动了从用武力征服的“野蛮文明”向以文治文明转化的进程，奠定了中华武艺的外练武技、内修武德的“内外双修”教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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