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山东作家沈明先生发表于本号的旅游杂记《邂逅西双版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鸣，读者观点各异，应读者要求，本期我们加发稿件，刊载读者留言和来稿，是非曲直，自有公断。读者所有观点仅代表读者本人，概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邂逅在西双版纳
作者：沈明
沈明作品《邂逅西双版纳》（见上期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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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永： 请将“一位西双版纳勐腊农场的上海知青对沈明文章的看法”公布在群里并转给这个山东知青沈明。【读者为重庆云南支边知青】顾永华：我们勐腊农场原老六团，曾号称天下第一团！（有24个营，后分为勐腊，勐捧，勐滿三个团）作为当年在六团的上海知青，一直到现在，基本上也没有听到有几个上海知青在当年曾把孩子丢下不管的！记得79年回城时，上海知青中确实有和当地人谈婚论嫁，也有离婚后回上海的情况，（包括少数民族）但是那也是极少数极个别的！更多的是上海知青和四川（重庆）知青结婚后先按当时的政策，双方先回各自的家乡，然后再假以时日，想法谋求调到一处的做法！同样也有更多的知青（特别是上海市郊知青），勇敢地克服一切困难，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回归上海家乡的！至于叶辛先生写的“孽债”一书，（我曾有幸当面与其沟通过）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文艺形式创作出来的小说！沈明怎么能够这样子以此为由，来对号入座呢？而且他文章中的语句是这样确凿肯定！在此，我想问问沈明，你是否真正的去调查了解了吗？你是否去西双版纳（景洪，勐腊）实地考察和采访过了呢？你也是否到那些原在勐腊工作生活过的上海知青这里，经过详细的询问和核实过吗？你对当年勐腊上海知青的情况，以及79年大返城的历史知道多少啊？而现在，沈明在你的文章中却武断也下了这个结论，给众多的勐腊上海知青套上了这个“丧心病狂，没有人格，自私”的帽子！我不清楚，沈明你凭什么底气，敢这样“自信”地下这个结论！更不明白，沈明你那来的这勇气，敢信口雌黄，把这污水泼向勐腊的上海知青！这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胡编乱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哗众取宠的文章，过去我们已见识过了不少！这也并非是你沈明的首创和发明！不过我作为当年曾在勐腊工作生活过的上海知青，作为对当年兵团知青返城那些情况，对勐腊地区知青事情比你沈明多少知道多一点的当事人，在此奉劝沈明你，以及那些写这一类体裁文章的朋友，你们提笔写小说这完全可以，但是请记住，切勿过份地违背当年的历史事实！也不要想当然地武断地去下什么错误的结论！以免贻笑大方，误导别人！【读者为上海云南支边知青】石头：真没有想到我十多年前的一篇博文（旅游杂记）惹怒了你，并得到了你的“奉劝”。谢谢了！只是我有写的自由，你有不同意并愤怒批驳的自由。只是我写我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及我的感叹认识，在并没有触犯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是我的权益。你可以发表不同看法，可以愤怒声讨喜悦欣赏不屑一顾流连忘返感慨万千等等都可以，就是无权干涉别人的写作自由。对吧？毕竟不是文革时代了，扣几项大帽子将其打成毒草致于死地。再说了，我现在也懒得争辩，拙文就摆在那里，任由凭说去吧。正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各人走自己的路，对吧？请不要给我搬弄什么你了解多少我了解多少，就每个人的认知来说，我们都是瞎子摸象。但你能不让他说吗？尽管他说的不全面有局限，但他并没有撒谎，他说的是他的真实感受，他说的是实话，并没有虚构。可能真如你说的这小小拙文要贻笑大方了，只是被贻笑的太晚了点儿。上海知青中我有好多朋友，他们看了也并没有一惊一乍呀！所以你也不必盛怒，一笑了之保重身体为要。【本文为《邂逅西双版纳》作者】忠一：沈明的文章是通过这件事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与批判，没错！是有些人过于敏感。【读者系重庆知青】
开达：不能因为短期的压迫或控制而放弃百花其放，百家争呜。要让人说话，哪怕尖锐的话。要让人批评，哪怕针锋相对。更要允许相互面对，真理即争理。就事论事，但不能人身攻击。【读者曾是下乡插队的知青，后作过记者、编辑，现已退休，居重庆】
余见：作者与读者之间认知观点不同发生争执，说明文章真正触及到了社会某一痛点，这是作者与读者间认知差异的问题，对号入座乃文坛大忌。本文我认真看了，《故人旧事》的编辑人员没有任何人带观点偏向于哪一方。文章发表后有争议，说明作者、读者都上心了，文艺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此活跃文坛气氛，这也是好事。【读者系重庆自由撰稿人】
晨曦：各书己见，应当允许大家自由发言，切不可打压。百花齐放才是春天。因为权力和人情的关系，人家可以暂时不说或者少说，但问题沒介决，等读者自行辩：和作者交流，得到介决，或者保留。切忌不要当诸葛亮。
可惜我看不到留言，我就是爱点评，敢于批评作者，像贺岩这种大作家，我都是在他文章后面大胆批评才认识的，实践证明，在各种不同意见中可以识得伯乐，万里马。【读者为重庆知青】
李太杰：刚才我看了那个盛勇转发上海知青顾新明对山东知青沈明那个关于西双版纳游记文章的愤怒批驳后，我就特意看了沈明那篇文章。
我认为顾新明是小题大做在过份评说沈明文章，而故人旧事群里面的人思想偏狭借此推波助澜，导致沈明退出故人旧事群，这实在是不应该发生。沈的文章里所述提及上海知青，沈也没有说错，难道沈还得在文章里特意解释有孽债的上海知青具体是多少？就算是仅仅只有一个也都可以说是上海知青。极少数中国人在国外劣迹斑斑有损国格，导致外国人对整个中国政府及其所有中国公民的偏见和误解，这也不是人之常情吗？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会代表你那个国家、你那个民族、你那个党派、你那个地方、你那个组织、你那个群体，这难道不是吗？假如有一个我们某党派成员干了啥坏事被人评说时，人家只能说是某党派，我作为一个党派一员听了肯定会心头不舒服可能觉得评说的人以偏概全了，但我能说人家不对吗？我心头再不舒服也只能怪我们民建会员不争气，哪能去指责别人评说呢？
故人旧事群头的人(在此我也会说是故人旧事群头的人)在沈明文章问题上思想偏狭的人指责作者沈明，你们编辑部的人不干涉甚至推波助澜，导致沈明退群，这个问题值得你们反省。【读者为法律工作者，居住重庆市】
邹智凯：我要为沈明鸣冤！我觉得沈明的《邂逅西双版纳》一文贴切，写出了实际，写出了那个时代留给社会值得反思的东西，云南支边知青人口众多，人物及发生的事件云云种种，我也是经历过那个难忘的时代，从成都来到这里，恢复高考考入学校，毕业留在昆明，几十年来我读了大量这方面的知青作品，读来亲切，尽管文中有不少自我曝光的情节和事件，有些东西是我们知青自己做过的，还怕被揭短？还怕还原历史吗？无端指责作者恐怕是想掩盖那段丑陋事实吧，一个真正的人敢于正视历史，敢于面对过去的人，才能更好地完善自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过去，正视自己，那不是太可怕吗？【读者为成都云南支边知青，现居昆明市】国庆长假，亚文学弟转我一篇文章并附上几位读者有不同意见的帖子，要我客观谈谈，我读后觉得这种争论是作者与个别读者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不过现在文坛的这种民主的风气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本不想说三道四，既然要我说说，闲来也说两句，但丝毫没有得罪那方的意思，如有触及，还请海涵。沈明的文章并无故意损伤哪一方之嫌，揭示的只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对一段历史痕迹的曝光，即使文中内容与某个时代某些人物相近，这也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值得去计较，更不能去对号入座，甚至大为光火，作为一个作者，沈明是在履行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的责任。记得最早接触“对号入座”的故事，还是刚入小学。老师在讲台上告诉孩子们封建社会十分残暴，一个秀才因为窗外的风吹乱了桌上的书卷，随口吟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于是被清朝的官们砍了脑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爷并非全是不懂诗书，——比如极风流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下的诗词大概比李白杜甫还多。诗好诗坏另当别论，但至少不是外行。这位“内行”的“对号入座”有两个典型例子：乾隆四十三年，浙江举人徐述夔作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乾隆以有反清复明之心的罪名，将徐满门抄斩。其二，礼部尚书沈德潜写过一首《咏墨牡丹》，有两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氏死后此诗才被乾隆看到，大怒，令开棺锉尸！被斩首和锉尸的两位并非反清义士，徐士诗中的“明朝”是指明天，沈氏诗中的“异种”是指不是红牡丹的种子；但以此说乾隆没懂其诗，我看也不全对。文艺作品一旦完成，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这是文艺的正常规律。鲁迅谈《红楼梦》，说才子佳人和经学家、道学家、政治家各人有各人的眼光，这段论述十分精辟。因此，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家的乾隆，他用政治家的眼光去理解诗，并且“对号入座”，以为“明朝”是指朱氏王朝，认为“异种”是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均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皇帝爷这种“对号入座”的结果能让人头落地，就在于皇帝有两种一般读者没有的权力。一是“惟一的解释权”，政治家的皇帝看见的皆是政治问题，于是他个人的见解就是政治结论。二是“惟一的专制权”，用杀头的办法来消除其“对号入座”后引起的不满。为了不让皇帝爷“对号入座”，当时的人就说过：“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能碍于天下国家，……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可见“对号入座”是一种自有文艺作品以来就有的现象。当然也有免于文字狱的“对号入座”的诗文，歌功颂德的诗文让统治者乐于“对号入座”也！——这是另一种基调的文艺。 可惜，文学作品从它一来到这个世界，在它的生命基因中就不带有这种“基调”。正如世上没有严肃的相声、批判的情书和抒情的数学等等，我们如果热衷于“歌颂性的文章”即取消了其针砭时弊的批判性本质，那么就像太监不再是男人一样！其实文章就是批判的艺术和艺术的批判。 这个时代仍需要鲁迅式的直面人生和现实的文章，仍需要以冷嘲热讽的笔锋，指向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指向民族国民性中的丑陋面。因此一篇文章写得好不好，有一个重要的标志：让某些人能够“对号入座”——或是他自己“对号入座”，或是别人替他“对号入座”。 尽管有人说我们今天已不是“文学兴旺时代”，把鲁迅笔法划归只能用于敌我矛盾。但建国以来，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不少文学家因为某些权贵“对号入座”进入他们的作品，而使这些文学家们遭到特殊对待，其标志就是扣在他们头上的各种帽子，并罹难二十多年的事实。 民主盛，文坛兴。一个民主的政府是欢迎舆论监督的政府，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不怕“家丑外扬”，是敢于正视自己落后面。近几年我们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好文章的繁荣，使我从这些小窗口上的一个侧面看到了改革的希望。真的，如果一篇文章不能让某些人“对号入座”，还算什么好文？如果我们的社会完美得没有阴暗面和腐败现象，改革岂不是庸人自扰么？“对号入座”是社会的一种悲哀，同时也是文艺界的一种活跃，被“对号入座"的文章和事件，才是真正触击了社会、触击了热点、触击到了“假丑恶”的底线。能够让人“对号入座”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如果“对号入座”文章多的话，我想：文学作品一定和改革坐在一起……【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文艺评论家、资深编辑，已退休，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