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重庆至云南昭通大山包自驾三日行——李庄旋螺殿、中国营造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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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有限，在古镇内仅走马观花的游览了一下，古镇外，还有两个地方必须去，一个是旋螺殿，一个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旋螺殿"位于李庄镇镇北2.5公里外的石牛山上。该殿建于明万历24年(1596年)，初名文昌宫，后更为旋螺殿。通高25米，呈八角形，进深、面阔均为8米。外为三重檐，内实二层，全木斗拱结构，整个建筑以不用一颗铁钉为特点，下有一水潭名龙凼。1956年公布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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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中迁驻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刘敦祯、莫宗江、卢绳、罗哲文等多次到旋螺殿考察，梁思成评价"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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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螺殿内部结构设计匠心独运，巧妙地运用力学原理进行支撑。其主要特点:梁架采用抬梁支住法，较之一般同类型古建筑用层层爬梁重叠而上者，显得异常洗炼，斗拱结构，三檐即有三种样式，而同一檐中，格式又略有区别，与宋、清两代官式结构迥异;顶部藻井，八面均用斗拱叠架成网目状花纹，并向右转至顶，形如旋螺，高敞奇丽，上下三层找不到一根钉子，却异常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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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位于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上坝村月亮田，距古镇大约1公里。因所在位置靠近公路，我们前往昭通正好顺路，参观完旋螺殿后，驱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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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为为两个相连的小院，占地面积1480平方米，建筑面积349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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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学社迁驻到此后，租用了张家大院的西院作为办公和生活用房。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陈明达、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中国建筑史学界的前辈在1940~1946年期间，都曾在此工作、学习和生活，他们以先进的研究方法和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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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为梁思成一家的住房，中间门厅进去为办公室，迎面的几个小房间分别为罗哲文、卢绳、叶仲玑、王世襄等四个年轻人的房间，房间非常小，仅能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条件十分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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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营造学社"是朱启钤先生1930年在北京创办的一个专门从事研究保护中国传统建筑包括建筑技法和规范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设法式、文献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向内陆步步侵入，"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长沙、昆明。1940年，在深怀民族大义的李庄各界人民的邀请下，"中国营造学社"与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中央博物院一起迁入当时的南溪县历史古镇李庄镇。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才迁回北京，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梁思成不久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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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6年中，经费十分困难，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中国建筑历史学界和文物保护界的先贤们在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其中包括: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完备而系统的《中国建筑史》;设计了江西南昌滕王阁;采用城市规划等方法，编修了《广汉县志》，开创了我国县志修编的新例;他们还参加了中央博物院的考古发掘，并编辑出版了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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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春天，梁思成被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文物目录，以防打仗时遭到破坏。为避免在对日本轰炸中毁坏文物古迹，盟军司令部还约梁思成将日本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出来，后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标示出的古都奈良、京都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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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林徽因和孩子们住在小院的左侧耳房。这里远离都市的文明，生活条件比昆明还要艰苦，吃水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只能靠菜油灯照明，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更谈不上什么粮菜供应了。对于在李庄度过的这段艰苦岁月，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记忆颇深:（以下文字均摘录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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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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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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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但“乞讨”所得无几，很快地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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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略微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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