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山的先生
因了搬家的缘故，又一次触及那一摞狮山时的课堂笔记。掸拂净积落已久的岁月浮尘，漫不经意地展开，一页页“哗哗”翻动时，恍惚又看到那些暌违已久的先生们。其时，正薄阴微晴，略有小风细雨，极散漫地，于窗外飘飘摇摇——此种气息和氛围，正适宜忆念，怀想。于是，有关狮山的先生们的种种记忆，当年他们各自的神情风采，便一点点地，从沉睡的往事中醒来，浮显于我的脑海胸际。
狮山本名狮子山。狮子山，其实没有狮子。狮子山，其实也并不是山，而只是一个稍微大些的土堆，即便是在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上，也只是略有些坡度和起伏罢了，颇不起眼的。但因了它是四川师范大学的所在地，便莫名地有了些神圣和高迈的意味。而在从那里毕业的莘莘学子心里，这三个字，差不多就是他们共有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就像“凭《国际歌》就能找到朋友和同志”那样，在四川省内，狮子山这三个字，能够像通行证和联络图，让人在许多地方找到心跳和脉搏相同的人——那是很多人四年大学负笈狂歌的处所，也是他们激情青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命运走向的合谋者。
大一时，最先震慑住我们这些刚进校的“毛疙瘩桃子”的，是写作课教师王朝源。王先生当时年届而立，风华正茂，又西装革履，风度斐然。举手投足间，多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甫上讲台，就满口“意识流”、“全方位”、“终极关怀”之类新鲜词儿，且句不加点，滔滔如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骄子”，一时间，都目瞪口呆，张惶失措。所幸，王先生与我们年齿相若，共同语言也多，彼此间的隔阂和距离，便少了几许。写作课，自然是要写的，而这恰好是我的强项，加以对他的尊崇，每一篇，都格外用心用力。这自然得到他的关注和看重，事隔多年，仍能从他的朱红批语里，看得出他对我最初那些所谓的作品的肯定和赏识，这无疑激发了一个青年人对写作的信心和热情。
也许就因着自己对文学的爱好，狮山四年，对几位文学史老师，都多有好感。
汪涛先生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但他所教之外国文学史，始终洋溢着一种高蹈独具的个性和精神，很人文，也很道德，就像那些高标卓识、意气盎然的西文作品——那样张狂的岁月里，我几乎阅读了他绍介和推荐的绝大多数经典，它们构成我精神世界最初的底色，也为我的未来生活，提供了隐约而清晰的指向。
张昌余先生教授唐诗，既吟且诵，抑扬显豁，顿挫分明。再辅以一手潇洒通脱、无羁无拘的粉笔字，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犹记得先生赏析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时，让我们既欲记下那连珠若串的妙语，又想浸沉于春花灿灿、春月熠熠的意境中，而终究难顾两全的情形。因了他的讲述、剖析和梳理，我心里有了唐诗的江山和国度。
杨宗国先生的当代文学史，亦谨严有度，入耳动心，自成一体。杨先生品行端方，性格狷介，素为我钦佩服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就选的他。杨先生知我性情桀傲，为人疏狂率真，曾劝我弃文旁骛，以免罹祸。虽然后来，我孤行己意，未肯听从教诲，但他的真挚坦诚，和殷切关怀，依然铭记心底——事隔多年，我依然记得，他对我那篇论述张承志作品中宗教意识的毕业论文的肯定和鼓励。
先生讲课时，难得打开讲义或课本。每站上讲台，便望住教室后面某处天花板，眼光破镜而出，犀利如剑，仿佛要穿墙而出，直透到“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渺远意境里去。接着开口。开口便有如悬河，汩汩滔滔，上下几千年的风雨岁月，便赫赫然、栩栩然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耳底。又仿佛水泻平地，洋洋洒洒着一股夺人的气势。宏奇瑰丽之境，或萧索黯然之意，全在那舒放有致的纵横捭阖中，得了充分的显现和张扬。
其时，我们早已习惯了慢条斯理、温文尔雅的行课方式，万先生这种突如其来、挟风带雨的风格，便仿佛有一种特别强悍的凝聚力和威慑感，弥漫了整个教室，将一颗颗茫然躁动的心灵，直带到秦汉两宋的沧桑烟云里。平时上课，教室里总是嘤嗡不断，嘻哈连连的，万先生的课堂里，却清风雅静，幽寂无语，似乎所有人都屏声敛息，大气不敢稍出。先生却依旧目不斜视，似乎旁若无人——人呢，其实是有，都浸沉在先生用语言和气势，预设铺陈出的艺术氛围中，不知今世何世，亦不知身在何处了。
现在想来，可能是年少时的感动和崇敬更深刻、更长久的缘故罢：这些在我青春岁月里进入我生命的先生，不仅影响了我整个大学时代，甚至在我的生命中，埋下了一道道重要的伏笔，成为我生命叙事里或明或暗的线索——这也让我相信，有时候，一个极偶然的场景，也会成为图腾一样的东西，永远萦绕在脑海胸际，让人久久地沉吟，深思，感悟，回味。
高先生蜚声学界，播名于学子心灵的，不仅是因凭那本《美是自由的象征》，更以其几十年风雨人生的坎坷浮沉，和坎坷浮沉中始终不改其志的高峻人格。在狮山时，曾多次听高年级的同学讲谈过他。从口气和言辞里，感觉得出他们对先生的尊崇和敬仰。这让我禁不住要想，对我们这些普通学子来说，能目视亲聆那饮誉四海的人，在讲坛上指点挥洒，侃侃而谈，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和自豪啊！——遗憾的是，这样想过之后，依然只能远远地瞻顾而已，依然只能茫然地想想而已。
记得那时，偶能在校园里遇见高先生。高先生衣着简洁素朴，常常是一件夹克或牛仔，但穿他身上，无端地，就多出了一种潇洒和儒雅，极富魅力。高先生其时虽已年过五旬，发如银灰，却依然步履沉稳，行走如风。高先生经过我们宿舍楼下时，我总是缩在三楼或五楼的某扇窗后，满怀崇敬地望着他那矫健的身影和轩昂的气宇，但他不知道。有许多次狭路相逢，本欲上前行礼招呼的，但看着那飘逸脱俗的神致，终究还是惶恐胆怯地，躲闪开去了。我的心里，是如何地渴望着接近他，结识他，先生或许亦不知道。现在，高先生是寓在了大洋彼岸，那纽约城的繁华热闹里，我在这些肤浅的文字中，怀想着他，思念着他。每次翻读他的《寻找家园》，我的心里，涌动着怎样的热切和诚挚，他亦是更不可能知道的了。
高先生移居纽约的消息，我是从苏恒先生那儿获悉的。他们是要好的朋友，1984年，高先生落魄之际，惶然于路时，曾得苏恒先生不避嫌疑的盛待，并力邀他落脚狮山。苏恒先生大名，我早已知道，我们大一时所学之《文学原理新论》教材，主编者就是他。苏先生曾作中文系主任，但我们去的第二年，他便引退了。苏先生自然也曾登台授课，但我们去时，他亦不授了。苏先生那时带研究生了。负笈狮山的四年，我知苏先生其名，亦熟识其人，但苏先生未必知我，识我。
次年夏天，我携夫人重返狮山，首先到先生府上拜访。先生其时，越发地苍然老迈了。且因“失语症”而口不能言，只能纸上笔谈。不过，这似乎并未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谈兴。在先生那雅致简洁的书斋里，我们相对而坐，“说”了许多许多。夏日午后的阳光，与迎面袭来的阵阵书香，混含在一起，有一种特异的韵味，令人神思醉迷。先生虽年且古稀，却依然神思敏健，笔耕不辍。先生热情地问询我当时的境况和以后的打算，劝我留成都打工，说发展的机会多些，怕我蛰居边地，给耽误了。并提笔写信，多方举荐我到报社去。
除上所述，在狮山时给我授过课的先生，还多，于此不能一一提及，甚憾。更其遗憾的是，我那时曾经特别地调皮捣蛋，胡作非为，不是一个乖顺的好学生。既曾逃过一些先生的课，也曾与几位先生有过龃龉和过节。还曾抱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堂皇理由，故意刁难、驳诘过某些先生。甚至有几回，还从某些先生的讲坛下，昂首阔步、径直走掉而不以为忤——凡此种种，直到自己忝列人师后，望着台下渐渐多出的空位而心怀悲凉时，才幡然有所悟，有不能已于言的愧疚和痛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