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亮出新书,讲述北京文化“老人儿”

徐德亮出新书

讲述北京文化“老人儿”

由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创作的《北京故人》日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书中回忆了十几位已经故去的文化界的北京“老人儿”。“老人儿”是北京话,指老资格的人。书写这些老人儿的人生,实在是给历史的积累财富。

单弦艺人常澍田、书画宗师李苦禅、评书演员马增锟、相声名家李文华、常宝华、“京城叫卖大王”臧鸿、音乐家白奉霖、话剧导演班赞、文化名人钱亚东……

尤其在书中发表了数篇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生前的手稿,和对常宝华、田占义等已故名家的详尽的访谈实录,对启明茶社、北京曲艺三团、青年曲艺队等都有可信的和有趣的描述,给研究相声、研究曲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他们在当年都是各行业的翘楚,是各种北京文化的代表者和传承者。这些北京胡同里的大爷们,已经跟胡同一起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在作者徐德亮的生花妙笔之下,他们的形象再次生动、鲜活地跃入读者眼帘。他们的精彩故事,读来或令人捧腹,或令人扼腕,或平和,或激烈……而且有着徐氏特有的相声韵味。让我们通过本书,了解这些北京老人儿文化生涯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并向他们代表的北京文化致敬。

单弦名家常澍田逸事

——摘自徐德亮《北京故人》

曲艺界老前辈白奉霖先生,官称白五爷,去世已经五年了,当年我颇受他老人家的教益。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回忆一些他讲过的北京曲艺的掌故旧事,供好古者与好曲艺者品读,也算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白五爷是曲艺世家出身,自己也是著名弦师,给当年的一众宗师名家都弹过。说起单弦的各位前辈,可说是如数家珍,近百年前旧事,讲来颇觉可笑可叹。

单弦“常派”的创始人常澍田唱得确实不错,在民国时期颇大红大紫了好多年。但是,角都有角脾气,常的角脾气就体现在“闹弦儿”上。什么叫“闹弦儿”,就是老嫌弦师给他弹得不好,弹得不准。这有点像说相声的,有的“逗哏的”一下场,就埋怨“捧哏的”没给他捧好,没配合好,没“翻”好包袱。其实两人配合当然很重要,但如果一场演出“泥”了,效果不佳,主要责任当然在逗哏,逗哏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才对。

单弦的伴奏只是一把大三弦,而且从技术性上来说,伴奏单弦比伴奏京韵大鼓什么的容易多了,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而且到了常澍田这种级别的演员,一般也不会出现节目效果不好的问题。说我们行话,就是“蔓儿保着呢”,用平常话解释,就是有“明星效应”。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白五爷给常澍田弹弦。当年的常澍田已经垂垂老矣,但毕竟红了一辈子,说现在话,是曲艺界的老牌明星;而当年的白五爷只是二十左右的青年。所以常澍田这“闹弦儿”的毛病就加了个“更”字。

五爷说:“常澍田这‘闹弦儿’,又可乐又可气。这个人挣包银不少,但是他在钱上最清楚。我们是按‘三大堆’分,就是剧场把演出的钱给他了,他给我这个伴奏的三分之一。比如给他八块钱,三八两块四,应该给我两块四。他能跑出去一里地换零钱,就为这四毛钱!他也不给你三块,也不给你两块,准就是两块四。但是跟着他确实挣得多,人家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傍着他’(专门给他弹)。我们那会儿下午晚上演两场,白天给他弹完喽,我连晚饭都不吃,骑车上他家去,跟他学晚上他要唱的段子。在家里弹的时候,他也挑不出毛病来,他也给你说得头头是道;就是晚上一上台,他演的跟在家给你说的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对一般观众来说,这可能不太好理解,为什么排练的跟舞台上演的不一样?因为曲艺是讲故事、唱故事,要随时根据观众的情绪随机应变。相声更是如此,同样的节目,甚至同样的台词,在面对不同观众的时候,处理都是不一样的。但学的时候要按“板眼”来,要按“谱子”来,不能有一丝马虎。就像学书法一样,临帖的时候,必须临得像;自己创作的时候,就得随机应变了,如果自己创作的时候也要按“写的和帖子完全一样”要求,写出来就死板了。

之所以以前相声演出很少写节目单,就是演员要看观众的反应来决定演什么节目。上台说一个小“垫话”,就能试出这场观众喜欢什么节目,后边就随机应变地“转入”适合这个场合说的段子。现代演出一般都印节目单了,但在节目单上,也多印有“以现场演出为准”,就是这个道理。

有一次我跟王文林在后台对词,我说:“《歪批三国》,咱们老没使了,待会使这个吧。”王先生说:“好啊!我跟着我跟着。”因为我们配合了十几年,非常有默契,所以我说演什么,他都摇着秃脑袋说:“我跟着我跟着。”这在后台都成包袱了。我说:“咱们老没演这段了,得对对。”后台年轻演员一听,都说:“那我们可得听听。”就都围过来了。因为对词的时候,是最标准的时候,哪是重点,哪是关键,哪是“节骨眼儿”,哪是“包袱口儿”,都真而且准。我也不能让人家失望,仔仔细细把这段跟王先生对了一遍。

结果一上台,没说完“垫话”呢,我就发现,今天的观众都不是知识阶层,而且不太了解相声,大概以南方的旅游团居多,如果还说这段,效果不能保证。于是我就把话题转到“我们两人谁聪明”上,说了一段类似《打灯谜》这种“薄皮大馅”、能保证现场效果的节目。

效果到是不错,就是演完鞠躬一到后台,王先生就乐了,说:“你跟我对了半个小时的词,我问你,刚才你说的这些,哪一句是《批三国》呀?”

年轻演员也过来了,说:“徐老师,我们仔细学习您台上说的了,跟刚才对词时候说的吧,似乎有那么一点儿不一样。”其实他们也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这就是使包袱,故意逗笑的。

说回到常澍田“闹弦儿”,五爷说:“他最不讲理的地方,是他在‘怯快书’这个曲牌上挑毛病。伴奏‘怯快书’的弹弦方法是‘敞弦儿’弹,就是弹弦子的空弦,没有按得准不准这些问题。他唱《驱怪》,唱到‘猛听得吱扭光当门开放,吓得个公子他往被窝里头藏’,后边是腔,‘唉……’,这块就是弹弦子的空弦配合,可他老唱得比弦儿低一点。他手里打着节子板,嘴里唱着,回头瞪着弹弦的。那意思是你按弦按得不准,你听着我这音高,得按照我这个来。可问题是这里不按弦啊,定多高就是多高。”

五爷说,常澍田老嫌他弹得不好,又说不出不好在哪里,就在后台黑板上写了“朽木不可雕也”几个字,五爷说,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给他加了一行,“纽襻儿不可解也”。每次提及此事,他都哈哈大笑。

那个时候也是常澍田艺术生涯的末期了,由一个青年给他弹,可能让他多少有点怀念从前,他老跟白五爷说:“当年韩德全给我弹,我就跟驾云似的。”那意思就是伴奏得好,他唱得那么舒服。

五爷跟老人儿们一打听,其实当年韩德全给他弹,他每场下来也都发脾气。

后来韩德全也养成习惯了,每场演出之前到后台,摘帽子,把帽子挂在挂弦子那里(当时曲艺的后台墙上有钉子,弦子都挂墙上)。等给常澍田弹完一下场,拿弦子把帽子捅下来,挂上弦子、戴上帽子就走。常澍田是角啊,每场下来,都有人给递过条手巾来,他擦完脸,回头再找韩德全,走了!

你不是“闹”么?我在后台一分钟都不多待,让你逮不着我!

常澍田也真有主意。第二天下了台,他接过手巾来,拿着那手巾就站在后台门口了,你不是走么?我等着你!韩二爷要走,一看他在后台门口呢,连想都没想,转身上台一掀台帘,顺台前就走了。

一般后台人要不演出,是绝不能上台的,这对台上演员的表演有很大的影响。看来韩先生也是实在受不了常先生的“闹弦儿”了。

当年常澍田确实“大火”过一阵。二三十年代,他在南京著名的曲艺园子鸣凤茶楼演,李广武给他伴奏,弹得也好,他嗓子也好,唱得也火爆,园子的生意好的不得了。鸣凤那楼也老点,说是楼,就是一般老戏园子常见的样子,有点像湖广会馆那样,所谓二楼,就是围着四边的墙,出来一块,底下就是一个四方柱。那天观众也多点,柱子也糟点,哗啦一下,柱子都折了!这下报纸上这么一宣传,《常澍田唱塌了楼》,嗬,那观众就更多了。

常澍田这一火,脾气就更大了。给他伴奏的李广武号称北城的白凤岩,脾气也大着呢。常澍田这一“闹弦儿”,李广武那一还言,两人话赶话就吵起来了,李广武一弦子就抡到常澍田的腿上。弦子也折了,李广武也走了!

这可把前后台两个老板都急坏了,这么好的生意,包银也都给了,现在两个人这样,这怎么演啊?没办法,得给了这个事啊。两位先把李广武找着了,直央告:“他是个攒底的角,您看我们前后台几十口子都指得他吃。无论如何,我们同着您到他那去,见面也别打架了。说点好的就得了。”说好了,一起就去了。

到常澍田的住处,二位老板没敢让李广武进去,说:“我们先进去,给说合好了,你再进去。”二位进屋一看,常澍田躺坑上抽大烟呢。二位战战兢兢,站旁边就说了:“常先生您看,本来咱们生意挺好的,今天一闹这事,晚上怎么演啊?我们把广武同来了,给您陪个不是。您看怎么样?”“同来了”是北京话,意思是“同着一块来了”。其实这都是二位老板中间了事的话,人家李广武也没说这话。常澍田抽着大烟,也没言语。二位一看他有允意了,赶紧出去,让李广武进来。

没想到,李广武一进来,常澍田就站起来了:“嘿,广武,我这烧好了烟等你呢,你怎么不来呀!快来快来,咱们一块抽!”

了事的一看,人家敢情没事啊?“得了,那我们走了,你们二位聊吧。”

这也是艺人之间“了事”的方法吧,都是快一百年的旧事了,说来还是很有意思。

常澍田确实够个大角,在单弦界,到今天都数一数二,但是他的臭脾气坏习惯也确实不少。他在电台唱──那个时候都是直播──左边是弹弦的,右边是给他报广告的,他坐中间。唱着唱着,他把弦子“蹭”抢过去了,他自己弹,自弹自唱,弹弦的空着两只手,在旁边看着──那意思就是嫌弹弦的弹得不合适。唱着唱着,“蹭”,又把弦子塞过去了,那位赶紧接过来,还得接着给他弹。

报广告也是这样。过去电台直播,都是唱一会,报一段广告。报广告有时间限制,不能你老报广告啊。有一个专人在旁边负责报广告,就是照着念。人家报着报着,他可能嫌人家报得慢了,“蹭”,他把那张纸抢过来了,他要报。可他直接拿过来,又找不着“趟儿”,就是找不着报到哪行了。好歹报一条,“蹭”,又推过去了,人家接过来再报,也找不着趟儿啊。他就这么折腾。

常澍田红了一辈子,最后的结局挺惨的,五爷说:“我们有缘啊,最后见了一面。”那是日本时期的末尾了,常澍田在北京演出生意不好,就去天津演了一个时期。在天津他不知为什么要戒大烟,可把大烟戒了,嗓子就哑了。唱单弦的嗓子哑了还行啊?又复吸,可是再抽回来嗓子也好不了了。只能跟园方告假,回北京了。

那时候白五爷他们一家在西单商场开了一家叫“鸣园”曲艺园子,长期演出。常澍田到北京,很落魄,先到西单找的五爷。

常澍田一进门,五爷一看他就吓了一跳:都脱了相了。常澍田说:“老五,你先给我找一点大烟来。”那时候是日本时期,西单商场后门就有“土泡店”,就是大烟店,一块钱,买了手指头这么长、这么粗的一段大烟。“鸣园”有柜房,是一间小屋子,有一张床。也没有烟枪啊,找一个苇棍儿,一个蜡头,常澍田躺那就抽。

怎么抽大烟,烟枪烟灯烟盘子这一套,我是一点不懂,所以我以上是完全记述五爷的话。有一次我跟某位曲坛前辈逛古玩店,有一套民国老红木的烟具,放一红木盒里,特好,好几件东西,都是“原来当儿”的,就是原装一套的。人家开价五千块钱,老前辈要跟人讲价,说:“你这里少东西啊。”把人家都吓一跳,赶上真抽过大烟的买主儿了。还价还得太低,到了也没买下来,估计现在也没人能挑出这毛病了。

说回常澍田。抽完了大烟,常澍田跟五爷说:“我饿了,你给我找点吃儿去。”五爷出去买了一碗馄饨,三十个锅贴儿。常澍田吃完了,就走了,临走说:“我要是好喽,我再来咱们‘鸣园’唱来──也许咱们就见不着了,见你哥哥(白凤岩)给我问好。”走了以后就去西直门外的朝阳庵住着去了,没多久就去世了。

根据我师章学楷先生补充,常澍田回京后是我师爷赵俊亭先生帮着,在朝阳庵地区租了间房养病,后来还是回了天津,在天津去世的。

责编:谢岩 编辑:茹涵

戏曲曲艺两门抱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