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几经生死的“乌台诗案”，起因竟是昔日好友的背叛
熙宁六年，苏轼被贬杭州已经2年时间了，神宗皇帝仍然记挂着他作为“储相”培养的苏轼。
这一年，与苏轼同在崇文馆任职过的沈括奉命到两浙地区巡查农田水利的情况。
在沈括出发前，宋神宗单独召见沈括，在讨论一番巡查注意事项后，神宗与沈括唠起了家常，只见神宗赞赏似的拍了拍沈括的肩膀，让他好好干。
谈话结束之时，神宗却突然提起了苏轼，并且叮嘱沈括：“子瞻到杭州两年有余，我甚是想念，你去杭州的时候，多多关照他，回京后，将他的情况汇报与我”。
神宗是笑着说着，沈括却惊出一身冷汗。
宋神宗此言，大有苏轼被贬期间，不再像往常那样锋芒毕露，将为委以重任之意。
此时的沈括已经不再是崇文馆里那个虽然比苏轼大5岁，却只比苏轼早一年进入崇文馆的好友。
两个人虽然在崇文馆的不同部门工作，有时候也会在一起把酒言欢、讨论诗文，在酒肆喝得伶仃大醉，互相搀扶着回家。
纯真无暇的友谊在苏轼丁忧期间，在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改变了。
沈括在政治上选择投在王安石门下，主张变法，并且在王安石的提拔下，一步步升职，担任朝廷中巡视各地变法成果的钦差大臣。
随和职位的提高，作为变法的忠实拥护者，沈括理应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在看待变法的作用时已不再站在客观的角度。
在给神宗皇帝上书的时候也只说国家繁荣昌盛，在变法下国家实力在一点点增强；
而苏轼因为反对变法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和耿直不阿的性格遭到变法派的记恨。
起因是苏轼在丁忧返回朝廷的路上，看到了新法在推行中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
尤其是青苗法在实施后有很大的弊端。
苏轼《寒食帖》 苏轼《寒食帖》
在路途上，一日，苏轼走到一个村庄，远远地就听到小孩子在哭喊：“奶奶，奶奶……，你醒醒”。
撕心裂肺地声音让苏轼驻足，他快跑进农田里，搀扶起中暑的老人，晕倒的老人家在喝了几口水之后才缓过来。苏轼问：“老人家，正值农忙，为何田地里没有见到年轻人？”
提起这件事，老人家忍不住叹息，“都是新法害的，一部分年轻人被抓去服兵役，一部分年轻人被抓去修水利，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种庄稼，要拼命干，不然一家人都得饿死。”
听着老百姓的抱怨，苏轼才知道，最新实施的新法，给老百姓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为了更好地查清原因，弄清楚出现问题的地方，他在当地停留几天，实地考察，他注意到，地方官员强制性地让百姓借贷，并且随意调整贷款利息，以此扩大自己的政绩。
苏轼《墨竹图》
甚至底层官员为了向上级邀功，在实施青苗法的过程中，增加一些花样繁琐地勒索，百姓非但没有新法的实施而改善生活，反而更加苦不堪言。
正是在途中看到的种种，苏轼回朝后立即给神宗皇帝连续4次上书，阐明急功近利、不符合国情推行新法的弊端：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一意孤行的推行新法，会造成社会动荡。
苏轼4次上书，神宗都没有在意，澶渊之盟后，要向辽国缴纳巨额的白银与布匹，让宋朝疲惫不堪，为了刺激经济、增强国力，神宗非常支持王安石变法，对于苏轼的抗议选择了无视。
不巧的是，神宗没有在意，位同宰相的王安石却注意到了。
当天晚上，在王安石家，与王安石政见一致的几人聚在一起，王安石对其他人说：“今日苏轼再一次上书，提出了反对新法，按照他的脾性，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
苏轼书法
王安石弟媳之兄长谢景温提议：“那就给苏轼一个教训，让他知道有些话不能说”。
次日早朝，谢景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诬告苏轼在给父亲丁忧返回朝廷的时候，贩卖私盐和其他货物，谢景温说的时候信誓旦旦，众人信以为真。
王安石虽觉得谢景温污蔑苏轼不妥，但谢景温依然说出来了，他也就认下了，苏轼年轻气盛，确实需要多多磨练，权当让苏轼长个记性吧。
那边谢景温，此话一出，在朝廷上引起轩然大波，议论纷纷。
后来虽然证实是无事实依据地诬告，但是对于初入官场就一直顺风顺水的苏轼来说，神宗皇帝与同僚没有百分百地信任，让他无法忍受，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在朝廷立足。一身傲骨的他，请求外调。
苏轼倒是冤枉了神宗皇帝，为了维护君权，防止王安石一党一支独大，神宗皇帝先是支持欧阳修与司马光，但在王安石一党的打压下，欧阳修辞去一切职位，司马光被迫离京。
苏轼丁忧回来时，神宗大喜，有胆量和王安石一党站在对立面，防止王党一支独大，威胁皇权的只要苏轼一人了。
无论是出于苏轼能够与王安石一党打擂台，维护皇权的一面，还是出于对苏轼才华的爱重，神宗都不想对苏轼进行处罚，想来当谢景温对苏轼的诬告大白那一日，神宗一定痛饮一杯酒。
唯一令神宗没有想到的是苏轼的傲骨，那样如松柏的人，怎么能忍受闲言碎语在自己耳边不时响起。
神宗与苏轼会面时，苏轼提出要外放，神宗问他：“可有回环余地？”
苏轼答：“意已决”。
在神宗的运作下，苏轼调往杭州任通判。
远离庙堂，深入地方，苏轼也没有逃脱变法对他的影响。随着朝廷一道道变法诏令的颁布，作为地方长官，又不得不照着实施。
目睹着自己下令实行的新法，目睹着新法中开凿运河召集大量的劳动力而耽误农事的无奈，目睹着越实行越变味的青苗法，苏轼只能将自己的苦闷寄托于诗作，除了发发牢骚他都做不了。
苏轼《赤壁怀古》
正这些“发牢骚”而来来的诗作，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正是在苏轼最苦闷的时候，沈括来了。虽然强人政见不同，有着同在崇仁馆任职的老交情，二人还是愉快地交流了一番。
苏轼将美食拿出来招待沈括，真情实意地在老朋友面前敞开心扉，带着沈括游玩西湖，赏美景。
相较于苏轼的纯粹，沈括抱着别样的目的接近苏轼，他不时旁敲侧击地试探着问苏轼对新法的态度。
毫无防备心理的苏轼，直接发表对新法的有些实施方式不赞同的看法，有机会就要向神宗皇帝表明新法的弊端。
苏轼的一些不赞同，在沈括眼里却是完全的否定。
苏轼的每一句话，都像警钟一样在沈括脑中敲响，他暗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苏轼回到庙堂，临别时，沈括问苏轼要近日的新作，要拜读一番，互相学习。
苏轼毫无戒心，想都没想，就答应给他，并且把被派到杭州之后的所有作品手书一份给了沈括，其中就包括《咏桧》、《吴中田妇叹》等。
苏轼书法
沈括回京后，变法派的李定、舒亶、章惇等人立刻去沈府拜访，李定一见面，急切地要求沈括把苏轼的诗作拿出来，想找出苏轼诗作中不恰当地方，向神宗告状，让苏轼没有翻身的可能。
受天赋的限制，李定等人缺乏探究、钻研的精神，没有找出可以污蔑苏轼的证据。
李定等人没找到，沈括找到了，他向神宗上书，表达苏轼对神宗、对朝廷的不满，而神宗就没将苏轼的抱怨当回事。
但是李定、舒亶等人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找到了一条让苏轼万劫不复的路。
再说回苏轼，除了发牢骚外什么都做不了，是苏轼对自己的自我否定，他认为自己能做的应该更多。实际上他为百姓做了已经很多了，从他受百姓爱戴就能看得出来。
他为百姓做事的思想总结起来，可用惠民二字概括。
在密州期间，他的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足以说明他不止做得好，还做得十分惬意，带领百姓战胜了蝗灾，战胜了饥荒。
苏轼画作
后来，他又调任徐州人太守，刚到没几个月，就面临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徐州以北约五十里远的位置，黄河向东方决堤，淹没了几百平方里土地，洪水正浩浩荡荡向徐州城方向而来，徐州面临城毁人亡的威胁。
苏轼召集治水专家，与专家一同亲赴抗洪一线，望着波涛汹涌的洪水，苏轼心中也不得不感叹一句天灾无情，在心中也默默下了一个决定，一定要战胜洪水。
那时候苏轼一定怨恨自己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为了更好地鼓舞士气，他与专家们白日淌着水测量数据，晚上挑灯商量可行的方案，正是因为他与百姓共患难，在城墙上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住了二十多日。
他坚守徐州城的态度，让百姓看到了希望，不再惶恐不安，而是团结起来，官民同心。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洪水被战胜了，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事。
抗洪有功，神宗对苏轼大加褒奖，苏轼也达到了自己政绩的巅峰。
这之后，朝中风气就变了，提起苏轼所有人都是肯定的、正面的评价，所有大臣都认为，不久后苏轼要升调回京，从而青云直上。
如此风气之下，变法派中的一些人坐不住了，李定等人以苏轼《咏桧》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两句，曲解苏轼的原意，让神宗认为苏轼对皇权蔑视，同时煽动御史台状告苏轼等一系列“不合宜”的规矩，真真假假之下，神宗大气。
遂命人将苏轼押解入御史台狱，经过130天的关押，才将苏轼放了出来。
重见光明之日，苏轼发现天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