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

  中国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格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的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傅山:草书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学《郭有道碑》、《曹全碑》,朱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和朱尊。郑嗜古碑,收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响很大。朱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学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余遗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金农:漆书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依靠卖书为生,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伊秉绶:隶书

  晚期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欧阳询的书法盛行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以写行、楷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用笔极为凝练。

  孙星衍:篆书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
书法浑拙古劲,奇肆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蒋仁:行书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①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②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③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


徐华志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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