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中的教授”如何以古代书院精神授课？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1926年6月，36岁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受聘于清华大学，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陈寅恪教授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陈寅恪的学问之高，时人无出其右者。他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教授之间有不同见解，也常常要求教于他。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有个习惯，他上课必定是身着长衫，收拾得一丝不苟，显得庄重而神圣。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蓝布包裹着的。他在课堂上博古通今，各国语言、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凭一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讲出大千世界，而且“创见极多，全非复本”。
陈寅恪讲演，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波罗的海德国人，俄国男爵，汉学家、梵语学者，北京大学梵文与宗教学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也来。季羡林那时还是专修德文的学生，也选修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回忆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1944年，陈寅恪的右眼已经视网膜剥落而失明，左眼也仅剩一点点微弱视力，他备课与写作都十分吃力，就连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只能让大女儿陈流求帮忙誊到成绩单的表格中。
每天上课，他都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他在课上也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陈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1945年，陈寅恪手术失败，遭遇人生最大的打击，双目失明了。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重返清华园新林院53号，陈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1948年，解放战争在东北、华北展开，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南下广州任教。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领导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故居二楼的西面有个大阳台，便是陈寅恪当年授课的教室。学生的椅子是扶手上带小桌板的，密密排了十几把。墙上挂着小黑板，旁边放着藤椅，陈寅恪上课时就和学生面对面坐着。1953年至1958年，这里是陈寅恪最后的课堂。
当时他每周上两次课，为历史系高年级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安排在上午，因此设在西面的阳台，避荫又凉快。学生早早来坐好，等助手黄萱摇铃，穿着长衫，戴着帽子的陈寅恪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开始讲课。
这些内容本是30年来滚瓜烂熟的，但他仍旧重新备课。他曾多次对女儿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他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是说一不二的人，这使他很累，也使他了不起。
陈寅恪讲课，不管是教室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导师，生物学家胡适宜之弟），清晰地记得，有一天一堂课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胡守为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陈寅恪讲课，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是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还有刘节、胡守为、刘适……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为人师表，垂范后世，陈寅恪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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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鹤同，笔名春秋，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发表作品，已发表作品200余万字，《读者》《意林》《语文报》签约作家，有文章分别入选小学和大学语文课本，全国20位中高考作文热点作家之一。曾致力于哲理散文随笔的创作，为青少年报刊所青睐，文章被《读者》《人民文摘》《青年文摘》《青年博览》《意林》《知音》《剪报》等众多知名报刊转载，并为百余种丛书选录，也为多种中小学语文课外读本及作文辅材收编，并多次作为中学语文考试试题选用。近几年又热衷于民国名人的阅读与写作。
已出版发行哲理随笔集《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你究竟在为什么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