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五代十国军事编制与军事指挥系统
前言
五代十国时期，战争频繁，军队众多，其军事编制及指挥系统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不同于此前各朝，其中有些内容直接被宋朝兵制所继承，是“唐宋之变”中军事改革方面中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
“唐宋之变”即“唐宋变革论”。
最初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
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余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这就是“唐宋之变”的核心阐述，即承认唐和宋在社会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古代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的开始，从唐到宋的历史进程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一、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编制
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编制，无论是禁军还是地方军，都分为较多层级。但由于其时政权林立，各政权之间军事编制不尽相同，加之史籍中缺乏详细明确的记载，难以一一厘清其头绪。 相比较而言，五代禁军的编制经过各朝的发展，至后周时期已经相对明晰，因此羚羊接下来以五代禁军为核心，对当时的军事编制进行解析。
《宋史》卷195《兵志九·阵法》载：“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君为厢。”
营又称指挥：“凡五百人为一指挥，其别有五都，都一百人，统一营居之”。
以上尽管说的是宋朝禁军编制的情况，但宋朝禁军与后周时期的禁军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大体上这就是后周禁军编制的真实写照。据此来看，禁军自上而下，有厢、军、营、都等基本层级。
实际上根据相关记载，在都之下，还存在“队”、“伍”等基础编制单位，此前各朝也有类似的基础编制单位，因此羚羊在本篇中不再对“队”、“伍”进行解析，主要对禁军组织系统的基本形式——厢、军、营、都进行解析。
厢，是禁军中的一级编制，其长官为都指挥使、都虞候。
厢用于军事编制，意为左、右翼。
唐初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虞候各一军 ，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厢各二军，军各二千六百人”。
由此可以说明，至迟在唐初，作为军事编制的厢就已出现。其后，左、右厢逐渐成为军队中固定的编制，仍然具有左右翼的含意。如唐至德二年(757)，唐肃宗“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日：'殿前射生’，分左、右厢”。这是将厢的编制用于禁军的记载。
五代禁军承袭了唐代的这传统，各朝均以厢为禁军的一级编制。
如后梁时，陆思铎“累官至检校司徒拱宸左厢都指挥使”。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五月，明宗以“左右厢突阵指挥使康义诚为汾州刺史，以左右厢马军都指挥使索自通为忻州刺史”。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十一月，高祖以“昭义军节度使侯益兼任奉国左右厢都指挥使”。后汉隐帝乾祐年间，郭崇曾任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曹英曾任奉国左厢都指挥使。后周太祖时，史彦超“以功迁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周世宗在取得高平大捷后，嘉奖有功将领，任命韩令坤、赵弘殷分别为龙捷军左、右厢都指挥使，慕容延钊、赵晁分别为虎捷军左、右厢都指挥使。北宋开国大将石守信，在后周时也曾担任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
诸军之中，左、右两厢虽然并立，且均以都指挥使一员为统兵之官，即“厢主”，但左厢都指挥使的地位一般高于右厢都指挥使。
每厢之下，通常辖有十军，即“十军为厢”。如果按照500人为一指挥，五指挥为一军，十军为厢的编制原则，则每厢所统兵员应为25000人。然而，由于各支军队的兵力往往众寡不一，上述标准很难落到实处。
如后梁组建神捷军之初，仅有500人，明显未达到额定的25000人的规模，那么其所隶属的厢统帅的实际兵员也就不可能有25000人的规模。
据《册府元龟》卷508《邦计部·俸禄四》记载：“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七月，捧圣、严卫、羽林以下各厢都指挥使管禁兵五千人”。即此时的每厢仅有5000士卒。
这些都是因为隶属各军人数太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这是五代初期的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在后梁、后唐之后的各朝对军队整顿力度的加大与深入，各军兵力逐渐以固定的标准而组建，军事编制中人数上的差别慢慢消失。
军，是禁军中的二级编制，隶属于厢，其统兵官为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其中以军的都指挥使为“军主”。
五代各朝禁军中都有军这一级别的编制，如后梁时，王思同“以功迁神武十军都指挥使”；王晏球曾为“龙骧四军都指挥使”。后唐明宗整编羽林军时，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共计四军。这些都表明禁军中军级编制的存在。
军的兵员以2500人为定额，下设五营。如同厢的兵力很难以确定标准而组建一样，军的兵力也往往存在难于整齐划一的现象。如上文所引的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七月的记载，每厢只有5000士兵，根据每厢辖十军的规模推算，则每军平均拥有500士兵，仅仅相当于一营（指挥）的额定人数。可见，军的兵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也无法遵照统一尺度来确定。
加之，这一时期的各支军队往往以“都”、“军”为其名号，禁军与地方军中都是如此，而地方以“军”为名的军队，其军级编制所统领的具体人数更是千差万别，致使军下兵员的具体数字极为混乱。
如后梁神捷军开始时仅有500兵员，依旧立为一军。 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所置银枪效节军，由起初的2000人发展至后来的8000余人，其兵员数目前后相差如此悬殊，却仍然还是以一军为建制。再如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世宗将南唐降军改编为怀德军，置三十指挥，“分为六军”。这次改编降军，以六军分统三十指挥。
由此可见，军的建制及其所辖兵员的具体数目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非严格恪守既定的编制标准。
指挥，是禁军中的三级编制，至宋朝时普遍称为营。指挥是最为常见和最基本的军事编制单位，长官称为指挥使。
营的编制其实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出现。如“郭崇韬以蜀骑兵分卫等六营，凡三千人；以蜀步兵分左右宁远等二十营，凡两万四千人”，就是例证。
前者骑兵六营共计有3000名士兵， 则每营有兵500人，恰好与“百人为都，五都为营”的记载吻合，后者步兵二十营有24000人，每营兵士1200人，大大超过前者每营所管辖的人数。据此可知，营的具体人数，会因兵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般说来，五代时期的指挥以500人为建制，这在史料中有明确反映。
如资治通鉴记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十月，以左天武军夹马指挥使尹皓为辉州刺史，以尹皓部下五百人为神捷军”；“（梁太祖）御球场殿，宣夹马都指挥尹皓、韩瑭以下将土五百人，赐酒食”。
尹皓、韩瑭时任指挥使，这批被赐以酒食的将土刚好也是500人。
又如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魏博银枪效节军内乱，效节军校张彦囚节度使贺德伦，在面谒晋王李存勖时，以银枪效节五百人从，皆被甲持兵以自卫”。跟随张彦的兵土整整就是500人，如果这批军士来自于同一个编制单位，那么这级编制就只能是指挥。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七月，“彰圣指挥使张万迪以部下五百骑叛人太原”。任彰圣指挥使的张万迪麾下兵员正好也是500人。这就表明，指挥(营)的标准编制为500人。
不过，指挥(营)的编制人数也并非整齐一致。一指挥的兵员不足500人的情况，在史籍中也有反映。如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明宗下令诛杀“卢台乱军龙蛭所部邺都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这里九指挥下辖3500人，每指挥的兵力显然未能达到500人的标准建制。
在军事编制中，指挥的规模相对适中，各朝通常以“指挥'为用兵单位执行各种任务。
如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二月，梁太祖出巡北境，“内衙十将使以十指挥兵士至于行在”。十指挥兵土的职责应当就是护驾。
如梁、晋争霸之际，张廷蕴因作战勇敢，屡立军功，被晋王李存勖授以“帐前黄甲十二指挥步军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检使'。所谓“帐前，黄甲十二指挥'，即指挥一级的军事编制，也就是帐前黄甲军的第十二指挥。
如后晋天福六年(941)十二月，“高祖出兵讨伐安重荣，遣(护)圣、奉国宗顺、兴国、威顺等马步军三十九指挥击之”。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契丹围攻祁州，少帝“宣差皇甫遇领马步军兵士二十九指挥、天威兵士二千一百八十人进发”。
以上记载都说明了，“指挥”是五代用兵时最为常见的一种军事编制。
都，是禁军中的四级编制，一都统兵100人，即“百人为都”。
但实际上，从唐末到五代，一些特种专业部队和藩镇亲军往往以“都”为军号。
如南汉后主刘鋹，“于海门镇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吴越国在苏州置“营田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这些都是特种专业部队以“都”为军号。
朱温在汴州当宣武节度使时，账下有落雁都、厅子都、拔山都等，河东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麾下有铁林都、横冲都、帐前银枪都等，这是藩镇亲军以“都”为军号。
“都”的长官被称为都头或者都将。资治通鉴记载：“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七月，范延光奏：获张令昭同恶捧圣指挥使米全以下诸指挥使、都头凡十三人，并磔于府门”。
二、军事指挥系统
五代十国的军事指挥系统，因军种的不同而有若干差异，各政权分立状况的客观存在，又导致彼此间的军事指挥系统有着明显的不一致。依前文所述，羚羊在本篇中以脉络最为清晰的禁军为主要解析对象。
五代各朝的禁军指挥系统，分为六军、侍卫亲军和殿前军三个系统。在整个军事系统中，五代帝王都是王朝军队、包括整个禁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有权指挥、调遣王朝之内的任何一支军队，也有权任命、罢免各级统军将领。一些帝王，如后唐庄宗、后周世宗，更是常常御驾亲征，身临战阵指挥作战，最高统帅的地位无人可比。
而在禁军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五代皇帝往往通过枢密院商定军事策略，以六军、侍卫亲军、殿前军的各级将帅逐级管理禁军各部，其军事大权仍总于皇帝一人之手。 而上述禁军中的三个系统，在王朝军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军事指挥系统也相对严密。
首先来看六军指挥系统。
六军的战斗力在五代时期经历了持续下滑的过程，其地位渐被后来崛起的侍卫亲军所取代，将职也逐步转化为武官的荣誉称号，至后晋时期，六军可谓名存实亡。但六军在五代时期常设不废，仍然是不争事实。
六军之中的各军都设统军作为军职，这种设置始见于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正月，史：“六军各置统军，秩从三品，以宠勋臣。”五代时期的六军系统，仍以每军各置统军一人为领兵将领。
六军设立统军一职的措施一直贯穿于整个五代。
《新五代史》记载：“当是时，天子自有六军诸卫之职，六军有统军，诸卫有将军，而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军诸卫事，此朝廷大将天子国兵之旧制也”。
且在六军统军之上，尚有“判六军诸卫事”一职，此为总管六军的最高统率，其下又设立六军诸卫副使为其副贰。此外在“判六军诸卫事”之下，还曾设立六军马步都指挥使和六军马步都虞侯的职位。
至后晋高祖时期，自杨光远之后“判六军诸卫事”一职不在授人，其后也不再见有获此封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六军在后晋时期已经名存实亡，被侍卫亲军所取代。
其次，我们来看看侍卫亲军指挥系统。
五代时期的侍卫亲军脱胎于藩镇亲军，并迅速成为禁军中的核心代表，是五代中后期倚重的首要军事力量，这是禁军制度从中晚唐发展到五代时的一个重大变化。
后晋时期，由于作为侍卫亲军统率机构的侍卫司开始设立，使侍卫亲军的地位大大提高，也标志着侍卫亲军制度臻于完善，更标志着侍卫亲军在此时已经完全取代了六军成为了禁军的核心。
侍卫司下设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各一人，是为侍卫亲军的三个最高军职。在此之下，又有指挥使、都头、军使、十将、副将、队长、长行等若干军职。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即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都指挥使一职在中央禁军与地方藩镇军中都比较常见，但不同的是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侍卫亲军的最高统帅，其副贰称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虞侯。
通过后汉高祖刘知远的任职履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三者之间的关系。
《资治通鉴》记载：“天福元年（公元936），晋国建，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权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使，寻改陕州节度使，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
“天福二年（公元937）八月，改许州节度使....天福三年（公元938）十月，授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上述记载表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刘知远自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升至侍卫马步军都虞侯，再升至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侍卫亲军的最高统帅。
侍卫亲军中都指挥使的设置共分为五个层级，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是最高一个层次，其下还有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下辖诸军之都指挥使与都虞侯；诸厢之都指挥使与都虞侯；诸军之都指挥使与都虞侯等四个层级。至于都头、军使、十将、副将、队长、长行等若干低阶军职，在本篇中就不在一一介绍了。
最后来看殿前军指挥系统。
后周太祖郭威时使殿前军脱颖而出，至后周世宗的整军终于使殿前军系统得以成立，并最终促成殿前军取代了侍卫亲军成为禁军新一代的核心。
殿前军指挥系统中最高的两个军职为殿前司都点检与殿前司副都点检，其下又有殿前军都指挥使、殿前军副都指挥使。殿前军都虞侯等职。再往下，其军职与侍卫亲军相仿。
史籍中能见到的在后周王朝中担任过殿前司副都点检、殿前军副都指挥使的只有慕容延钊。后周世宗平定淮南，慕容延钊“迁殿前副都指挥使、领淮南节度”。恭帝显德六年（公元959）七月，“以淮南节度使兼殿前副都点检、检校太保慕容延钊为檀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依前殿前副都点检”。
殿前军系统中都指挥使设置是四个层级，即殿前司都指挥使、诸军都指挥使、左右厢都指挥使、厢所辖军一级编制的都指挥使。
禁军军事指挥系统中若千军职，在藩镇军队指挥系统中也有设置，其职级构成大体与禁军类似。如都指挥使与指挥使，均是藩镇军队指挥系统中的常设军职。其中，都指挥使更是藩镇军队的最高军职，直接听命于节帅。依据藩镇军队的组建体系，节度使往往以马步军都指挥使和牙内都指挥使总管各军，而尤以前者权任为最重，仅次于节帅。
如《资治通鉴记载》：“贞明三年(917)正月，以前天平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朱新为怀州刺史。次年七月，以镇国军节度押衙充本道马步军都指挥使江可复为衍州刺史。”
这就是说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地位与刺史相当，牙内都指挥使的地位较马步军都指挥稍轻，但由于手握牙兵，其地位亦不容小视。如“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幼弱，军府事皆决于牙内都指挥使潘晏”，即是一例。 指挥使也是藩镇军中的常见军职之一。如后晋天福元年(936)十二月，“曹州指挥使石重立杀其刺史郑玩”。
在五代军事指挥系统中，还曾设立天下兵马元帅和蕃汉总管两个高级军职。
天下兵马大元帅始设于后唐明宗时，首任此职者为嗣源爱子李从荣。
《旧五代史·明宗纪》记载：“长兴四年((933)八月，秦王从荣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次月，又天下兵马大元帅秦王从荣班宜在宰臣之上”。
明宗之所以设立此职，并将国家最高武官的职务授予亲子，其目的不外乎是借此以牢固掌握兵权。但李从荣最终兵败被杀，明宗的初衷和苦心亦付诸东流。自此之后直至五代天亡，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不复设置。
蕃汉总管的职务在后唐建国前即已出现，其时有蕃汉总管和蕃汉总管副使等职，担任此职者有李存审和李嗣源。后唐立国后，此职仍然保留。明宗时期，除以石敬瑭为北面蕃汉总管统率太原一带的蕃汉诸军外，便不再以此职授人。
其实，蕃汉总管一职的设立，缘于河东军人集团军队的地著化色彩，即在河东军队中，既有由少数族人所组成的蕃军，亦有汉人军队，两者杂糅在一起，就形成蕃军和汉军的结合体。
在李氏河东集团入主中原前，河东军队仍以蕃军为主体，消灭后梁后，因收编大量前朝军队，汉军在军队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尤为重要的是，后梁的禁军与亲军也被整合进来，在此基础上，以原有河东军队中的蕃汉军与整编后的后梁待卫亲军为骨干，构成后唐初期的禁军。而为统驭这支由蕃军和汉军组合而成的禁军，军队的最高统帅相应被称为蕃汉总管，这是后唐立国初期禁军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