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三坔夜话》，李老师斯时乡轩临窗，于此跟你诗词吟哦，抒怀述志，漫笔人生，点情碰心，说故事，聊语文，话庄道巷，谈古论今，......
互联网上不少余氏寻根的资料显示，余姓乃铁木真后代。泰兴市谱牒研究爱好者张定先生亦考证古延令余家湾，即今泰兴济川街道办商井社区（原城北商井村）商井村为蒙古人后代。其夫妇又经查阅大量资料后得出结论：出生于四川的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之祖籍就是泰兴城北余家湾，且其始祖极有可能乃蒙古之贵族。笔者曾撰文做过考证，流沙河祖先从泰兴迁徙至四川其背景恰是三百多年前发生的“湖广填四川”这样的大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流沙河祖上奉调到四川为官，且携眷于川而居，后辞职为民。有关资料显示，张定在接受有关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他查阅了《泰兴县志》，又到江苏省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南下的蒙古后裔纷纷改了汉姓。如元初，忽必烈封其第九子为镇南王，赐田于如皋。明初，镇南王后裔改汉姓为“冒”。当时，蒙古王族在泰兴的后裔也改汉姓为“余”，并取名“余升”，还杜撰出一个“升公先世原籍邳州，或云徽籍，因宋南渡，遂负笈书剑迁徙延令(泰兴古称)村北，见景色灵秀，风俗沌美，故为之卜择兹焉”的故事。余氏族谱中记载：“余升”生于元大德九年(1305年)，殁于明洪武七年(1377年)，与宋南渡的1277年相差200余年，足以证明其南渡来泰之言为虚。而他的后代则在谱中写道：“先世之渊流名号未详，则以我升公为始祖”。张定说，本名为余勋坦的流沙河的祖先是蒙古人，余姓是后改的，这一事实已得到流沙河本人确认。据泰兴余氏族谱记载，至明初至清道光年间，余氏后裔仍保留了大量蒙古游牧民族的习惯，在丧葬方面尤为突出。如余氏家族保持速葬习惯。在泰兴地区，大户人家有停柩于堂的习俗。而余氏族谱则强调“速葬”“断不可久停矣”。反映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生存状态。据了解，这一习俗目前在四川的流沙河家族中仍保留。另外，泰兴人墓葬砖砌的较多，而余氏墓葬“止用灰砂”。泰兴人墓地多栽松柏，而余氏墓葬“墓头有木则去之”。这些习惯都与余氏先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有关。据《黑鞑事略》和《辽夏金元陵》等史料记载，到了元朝中后期，普通的蒙古后裔的葬俗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在蒙古贵族特别是皇族中，其葬俗、葬式仍然保持着其特色，泰兴余姓虽说也在逐步汉化，但至明代仍保留有墓地上不栽树、不砌砖墓，地上不留痕迹的习俗，证明了他们不但是蒙古后裔，而且是蒙古皇族后裔。据张定考证，流沙河提到的余氏故居之地“余家湾”，则应在泰兴城北郊老龙河一带。余氏谱上说是“在香泉古庵西北”，这“香泉古庵”在“拱极门北”，“拱极门”是泰兴城的北城门。当年余家定居于此，“其后子孙蕃衍，隶仕籍，建祠宇，故名之曰余家庙”。老龙河的特点是九曲十八弯，在泰兴城北郊（现商井村一带）尤甚，余姓聚集住在河湾处，故又称为余家湾。至于余家湾为何以后又称商家井，笔者以为这与四方商贾汇集于此有关。“井” 古义有人口聚集地之意，余家湾因地处老龙河畔，是特好的漕运港湾，自然也就成了商贾聚集落脚之处，日子一久，纵横称片，阡陌交通，这里便呈现出了市井、乡井兼之的独有特色，于是人们便将这余家湾渐渐喊成了商家井。
流沙河先生生前说，他的祖籍是“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是幼时所见碑刻所载。他说他出生于四川成都，乡下老家有一个祠堂，每到清明和冬至等节日时，余家所有人都会赶到祠堂祭祖。他记得自己八岁那年在祠堂里见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余姓先祖系从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余家湾迁来……”
上世纪50年代，这块石碑被拆毁，但这行字却牢牢地刻在流沙河的脑海里。文革期间，一位余姓老人对流沙河提起了石碑上的内容。“我从哪里来？一定要搞清楚。”从那时起，流沙河就萌生了寻根的念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泰州诗词爱好者吴向洋，于是写信请对方帮忙。吴向洋求助泰州媒体报道此事，于是便找到了研究家谱的张定。张定翻阅余氏家谱仔细研究后，认定泰兴“余家湾”，即现在的城北商井为流沙河的祖籍地无疑，“大圣村”即如今的大生村，是其九世祖迁川之前的居住地，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军旺庄”。张定说，在其近20年的实际研究中发现，古人进行谱牒研究时，远没有现代人严谨。所以，现代人引用古谱、古碑刻时，若不加以考证，很容易陷入误区。如“扬州府泰州县”，自南唐始，泰州是州治，不是县。泰州仅在公元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称过泰州县。这一段历史，流沙河先生的先辈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所以，应该是扬州府泰兴县(泰兴在雍正二年才划归通州府)，泰州县当是流沙河祖上的笔误，或许是为了与祖籍军旺庄的说法相一致而已。据介绍，在清代，村和庄平级，都是有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聚居地，俗称村庄。张定认为，泰兴县大圣村为流沙河的祖籍地，而泰州军旺庄为其祖先移民四川时的集散地。大圣村可能是泰兴城西的大孙村。由于孙大圣的缘故引起误记。大孙村因村内有桥名大孙桥而得名。大孙桥建于明正德年间，至清同治元年尚称大孙桥。后来，老百姓为纪念清同治年间曾任工、礼、户、吏部侍郎的泰兴人吴存义，在灾年赈灾的丰功伟绩，将大孙桥改名为大生桥，大孙村也同时改名为大生村。据检索谱牒和实地调查，目前，大孙桥住了若干代人的余姓百姓。
2016年5月16日，流沙河本人亲自来到泰兴寻根。不过，根据到泰兴寻根后的加载，他好像不是张定所说的他已确认了他就是蒙古贵族的后代，而是相反。流沙河在他的《祖宗改家谱》里记述：（泰兴）这个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张定）非常聪明，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所以他就赶快给我写信，喊我赶快去，发现什么了呢？他在大生桥不远的地方——几里路以外，发现有一个很小的村庄叫蔡家庄，蔡家庄里面恰好有一个文化人是研究地方志的，那个文化人就告诉这个专家说：我们这个蔡家庄原来不叫蔡家庄，叫郡王庄，不是军旺庄。哎呀，就恍然大悟了！他就晓得我们祖先犯的错误，他来信给我说，难怪人家说蔡家庄这一带的人叫平声蛮子，就说他们是野蛮人，把平声读成了仄声，又把仄声读成了平声。恰好我的祖先就是这样，我的祖先来的第一代文化低，他把“郡王庄”读成“军旺庄”，到了在这儿的第三代要开始立碑了，但因为把“郡王”两个字读成“军旺”，因此碑上写的就是“军旺”，恰好又和泰州市的那个“军旺”两个字一样，就搞来夹缠起了。这个专家说的：我现在把一切秘密都找到了，你来绝对不会错。然后我才想起，果然，我们那个祖先把“大生”的“生”，平声蛮子读成“圣”，那边记录下来写就写成“圣”，“大圣村军旺庄”，错了三个字。我一下子就知道了。然后这个专家把直到明代的商井村余家的族谱都翻了，没有提到蒙古，我最后才恍然大悟，就是我的祖先在第三代余绍虞他们读了书，想要在政治上有地位，就去巴结人家青神那边的余家，因为那边的余家是很大的，而且我们这个祖先在前几代就和蒙古余家认了本家。我说幸好我去了，几代人的错误，只有我自己去了才真正发现我们就是农民，不是蒙古贵族的后代，而且我为这个事情还犯了错误。成都市满蒙学会，他们就觉得我们是蒙古人后代，结果就喊我写了字，我还题了字，题字上面我都说我们祖先是元代怎样怎样，等于我无意之间重复了第三代祖先的谎言。我说我去泰兴这一趟也还是值得，因为这一个秘密传了好多代，到我这一代，我毕竟还是个文化人，我还知道历史应该怎样书写，我还能够知道我的三辈前那一个余松生教授他的这种实事求是，认为历史应该从证据出发，这些我牢牢记在心。所以我终于把真相搞清楚了，就是我们这个家和很多家庭都一样，类似这一类的，就是去投靠人家大姓，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姓绝对是这样的。
话又说回来，流沙河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余家湾人及流沙河家族中人所传承着的蒙古人的某些习俗又该怎样理解呢？所以，张定的考证也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至于张定的有关这方面的考证是在流沙河到泰兴寻根之前还是之后，笔者未遇张定了解，自然也就不得而知了。这其实还是可以再讨论的，遗憾的是2019年11月23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作家流沙河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