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筑梦 | 袁东珏：修复路上没有“退休”一说

皮肤白皙，话音带笑，一头利索的卷发打理得整整齐齐，说起古籍修复来眼里仿佛有光，她就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导师助理袁东珏。

袁东珏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迈进古籍修复的门槛，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即使在退休后，也欣然接受返聘，坚守在岗位上修书、授徒。如今已年逾古稀的她，业余时间尤其喜欢健身，“我坚持每天锻炼身体，想要活得更长久，因为我想在这个岗位上坚持更久”。对于她来说，修复路上没有“退休”一说。

在西湖边开启修复之路

1965 年，18 岁的袁东珏刚参加工作时是在四川新华印刷厂从事平装书和精装书的装订，那时的她有一个大学梦，渴望文化知识，但由于各种原因，先是考到了印刷技术学校，后又从学校被下放到印刷厂，“大学梦”无奈破碎，可能够时时与书接触，又让她感觉有一丝欣喜，也为之后从事古籍修复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是 1980 年被调到四川省图书馆的，一开始是从事精装书与平装书的修复。”袁东珏回忆说，“工作之余常常听馆里一位老师傅讲有关古籍和古籍修复的故事，很快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非常想接触这门事业。”

机遇来了。1983 年，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分别在上海和杭州两地开展古籍修复训练班，历时一年，由上海图书馆修复师赵嘉福、潘美娣及浙江图书馆修复师钱蟾影等分别担任两地任课教师，学员由全国各省选派人员参加，而袁东珏就是当时的四川省代表。“去之前我对古籍并没有多少概念，但牢牢记住了我们馆特藏部主任沙铭璞先生的嘱托。”沙铭璞先生交给她一个用纸包着的包袱，里面是已经成为书砖的一部古籍，并嘱咐她说“你要去好好学习，学好以后，将我们图书馆的书清理修补出来，这样不但能增益全国，可能还会增益世界”。就这样，可以说对古籍还一无所知的袁东珏踏上了前往浙江图书馆学艺的旅途，也从此踏进了古籍修复的大门。

浙江图书馆位于西湖边，但袁东珏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欣赏美景。为了学到全套古籍修复技艺，她白天上课，下了课追在老师身后提问，晚上还要回到教室修复这块“书砖”。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将这部古书抢救出来，并重新装订。回成都的路上，途经上海图书馆，在版本学专家的帮助下，她查到自己苦心修复的这部书原来是乾隆年间的《中江县志》。

看着这册经自己之手从“书砖”变成修复齐整的《中江县志》，袁东珏产生了浓浓的自豪感与成就感，感受到中华传统书籍装帧形式的神奇与书籍保管传承的不易。原本就对平装书、精装书装订有一定了解的袁东珏很快喜欢上了古籍修复，立志要把此项技术学好、学牢，给古籍创造更好的保管、保护条件。

把握每部书的修复需求

培训结束后，四川省图书馆也重新恢复了古籍修复工作，至今已抢救性修复了大量古籍，其中有很大比例就出自袁东珏之手，包括四川省图书馆镇馆之宝《洪武南藏》、宋代雕版印刷的《茶经》、清康熙年间瓷板刻本《周易说略》等珍本、孤本。在日复一日、问题多样的修复工作中，袁东珏逐渐有了心得，她说：“古籍修复，就得一边做，一边想，最难的不是技巧，而是制定修复方案。”

“有一次泸州市图书馆送来一册虫蛀、老化非常严重，且经前人不当修复的书，让我犯了难。”这册书是乾隆刻《大竹县志》，乃泸州市图书馆镇馆之宝，也是全国孤本。“拿到手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书叶老化脱落，后被人用 A4 纸和化学胶水粘了上去，这是违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不仅不利于古籍保护，而且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因此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些白纸和化学胶水去掉。”袁东珏介绍说，如果是修复常用的糨糊，可以用水将它慢慢软化，不会对古籍书叶造成影响，但胶水是无法用水解决的，而且原书叶纸张本来就老化了，白纸和化学胶水遇水取不掉，原件也会受到损伤。那怎么办？“我想起馆里有个老师到日本学习了缩微复制，在日常工作中应该也遇到过原件被黏贴胶水的情况，于是去请教了他，使用了他从日本带回来的脱胶水，等到书叶慢慢软化并全部浸湿以后，将上面的一层白纸轻轻剥掉，再将虫蛀、老化的书叶进行修复。”袁东珏表示，这类问题在修复中常常遇到，是比较难解决的，所以要格外强调修复过程的可逆性。

《大竹县志》修复前后

还有一个在修复中常遇到的问题是：作为修复人员，在保护古籍原样与更好地提供利用方面该如何平衡？“有一回，馆里拿给我两部嘉庆《新都县志》要修复，一部八册，一部只有两册。制定修复方案之前，我对那两部书进行了初步了解，发现八册的那一部内容基本是齐全的，只是第一本缺少书名页、附页及序；而另一部虽只剩两册，却恰好包含八册本缺失的那几页内容。”经馆里版本专家鉴定，这两部《新都县志》同属清嘉庆时期刻本，版本信息安全相符，当为同一版本。于是，袁东珏开始思考：对残存古籍修复时是否可以补齐其文献信息，能不能补齐？这是业界一直在探讨的课题，根据整旧如旧原则，应尽量只对其破损进行修复，不去干扰其文献信息，而且真要补齐，也需要懂得一些版本学、目录学和文献学的知识，对书籍有足够了解。“但经专家鉴定，两部为同一版本，我想若能用残损的两册本补齐八册本缺失的部分，凑齐整整齐齐的一套《新都县志》，为读者提供利用，应是极有好处的。”考虑到这部书为普通古籍，查阅的读者比较多，利用率较高，袁东珏“补齐完本”的修复想法得到了馆里领导的一致认可。

《新都县志》修复前后

要不要对原有文献信息进行补齐，是因修复理念和具体案例情况进行决定的。“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手把手教我们练习补栏，但现在不要求，也不提倡了。”袁东珏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仅在于保存书籍，还在于读者服务，只要对两者有益就是应该做的。

《新修罗氏家谱》修复后

装帧是袁东珏最熟悉，也最感兴趣的修复环节，可以说她在装帧形式上下了很大功夫。“有一本《新修罗氏家谱》破损情况有些奇怪，虫蛀、老化不严重，反而是人为撕裂比较多，这引起了我的好奇。”经过仔细查看，袁东珏发现被撕裂的部位集中于一些记载图表、图像等信息的书叶。“原来这部家谱用的是线装形式，图表、图像等信息一页放不下，读者阅读时，为了看全信息，就容易把书叶扯开。”注意到这个原因，袁东珏开始思考：怎么既把撕裂的地方修好，又使读者能够方便阅览。最后她想到了蝴蝶装的形式。“蝴蝶装是版心朝里相对折，打开后整张书叶能够看全。但该书原来是线装，根据整旧如旧原则，还希望能保留之前装帧的形式，于是我试着改成了线装蝴蝶装，即书籍整体看上去还是线装形式，但打开书叶，它是以蝴蝶装的形式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能够看到整张书叶。”袁东珏形象地说，做修复就像给书看病，需要“望闻问切”，要能够走进书里面，经常要和书对话，真正把握每部书的修复需求。

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

自 1984 年学成归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四川省图书馆的修复室里只有袁东珏一人。但凭借着对古籍修复的热爱，她从不觉得枯燥或孤单，相反非常投入，一方面不断磨练技艺，注重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另一方面享受在修复中的乐趣。

“四川省图书馆始建于1912 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自上世纪 50 年代就已开展古籍修复工作，但是到我学习时已经没有人专职从事古籍修复了。回来以后，怀着对古籍修复的兴趣和信心，我跟领导申请了一间房子，趁热打铁，一个人一点点摸索着置办工具，开展修复，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因为喜欢，在外人看来枯燥的、简单的修修补补工作，袁东珏却总能从中发现乐趣；因为热爱，袁东珏主动在业余时间提升自己，考取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对目录、版本、古代汉语、中国书史等有了一定了解。“古籍修复有很多手法，包括补、裱、衬、镶、装等，每一道工序都不一样，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多年实践研究才能做好。而当你费尽心血将一些濒临绝境的古籍抢救修复出来以后，那种感觉能让人瞬间忘掉所有的辛苦和烦恼，所以一点儿不觉得枯燥和孤单。”袁东珏有个小习惯，喜欢听收音机，伴着自己喜欢的歌声，沉浸在一个人修复古籍的环境中，让她非常满足。

“自己一个人坚持了 20 多年，到2002年增加了一位新同事开始学习修复，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很多年轻人来学习和从事古籍修复，队伍一下子就壮大了起来，到现在，我们已经组成了 11 人的修复团队。”这些年古籍修复行业发生的变化，让袁东珏感觉非常受鼓舞，经过宣传，大家都对古籍修复有了更多的认知和了解，有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补充到修复队伍中，也有不少企业关注到古籍修复领域，为修复工作提供所需，为古籍修复的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基础。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动下，近年来，四川省古籍修复与保护取得了重要成果，逐步完善古籍修复工作各项制度，于 2010 年挂牌成立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并购进大量纸张、设备，使修复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尤其是 2016 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成立以来，实现了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的跨系统联动，以古字画装裱修复专家、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徐建华为导师，袁东珏、欧萍、许卫红为代表的修复师们丰富的师承渊源和多门类的技术背景，为四川修复中心传习所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接力传承，责任重大

年轻人才的加入为古籍修复这项传统的技艺输入了“新鲜血液”，让新技术的融入与跨领域的结合成为可能。在对年轻人的培养中，袁东珏一边强调爱心、耐心、恒心，一边鼓励他们提高综合素质，她对古籍修复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觉得古籍修复要代代传承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人员的培训、修复技艺的提升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有热爱和坚守这份事业的责任心。”袁东珏认为，古籍修复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经验，往往“欲速则不达”。“年轻人要多花时间学习，不管是理论知识，还是学科知识都要学习，要耐得住寂寞，热爱古籍，敬畏古籍，这样才有动力。”

除了人员成长需要时间外，有很多古籍破损的“疑难杂症”也需要时间去攻克。“比如纸张酸化、老化、起黄褐斑，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而且随着环境因素或者时间的推移还会加剧，那怎么延缓它的老化，就需要年轻人进行探索，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方面的任务更重。”袁东珏希望年轻人不但要学基础知识，还要进一步从科学的层面来研究如何保护好古籍，如何让古籍免遭损害或者延缓损坏速度，让古籍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