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师大忆旧 | 西东合集

　　我来华东师大读书是1981年，那时的校园空旷寂寥，远没有后来那般喧嚣。我记得出了学校的后门，就是郊农的菜地和花圃了，长风公园的“银锄湖”与学校也只有一墙之隔。校园的西南角还有一处空军的雷达站，虽近在咫尺，却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犹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丽娃河畔树木深秀，道路由红碎石镶铺而成，高低不平，曲径通幽。后来，学校为了使那些谈恋爱的野鸳鸯无所遁迹，在河边安装了亮晃晃的路灯，碎石路也改为水泥通衢，颇有焚琴之憾。
　　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他们的理由是，有学问的老先生平常根本见不着，而负责开课的多为工农兵学员，那些课程听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绝伦，且有辱师辈，但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当时校园中“六十分万岁”的口号甚嚣尘上。这一口号中还暗含着一种特别的荣辱观：考试成绩太好的同学，往往被人看不起。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
　　既然我们都养成了逃课的恶习，并视为理所当然，有时闲极无聊，免不了在校园里四处闲逛。我和几个喜欢植物的同学一起，竟然以一个月之力，将园子里所有奇花异草逐一登记在册。我们的辅导员是过来人，眼看着我们游手好闲虚掷了大好光阴，虽然忧心如焚却苦无良策，他到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让学生重新回到课堂，只是嘱咐我们假如玩累了，不妨读些课外书籍而已。正好系里给我们印发了课外阅读书单，我记得在一百多本的书目中竟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至于什么濂、洛、关、闽之书，更是不入编者的法眼。好在鲁迅先生“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要读”、吴稚辉“把线装书全都扔到茅厕坑里”之类的告诫我们早已铭记在心，自然不觉有任何不当。
　　有了这个书单我们倒是没日没夜地读过一阵子。等到心里有了一些底气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人论道去了。那个年代的读书和言谈的风气，似乎人人羞于谈论常识，我们去跟人家讨论《浮士德》、《伊利亚特》和《神曲》，对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而为别人所津津乐道的拉格洛芙和太宰治，我们则是闻所未闻，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一位著名作家来学校开讲座，题目是列夫·托尔斯泰，可这人讲了三小时，对我们烂熟于心的三大名著竟然只字未提，而他所提到的《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克莱采奏鸣曲》我们的书单上根本没有。最后，一位同学提问时请他谈谈对《复活》的看法，这位作家略一皱眉，便替托翁惋惜道： “写得不好。基本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后来经过高人指点，我们才知道那个时代的读书风气不是追求所谓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如何让人大吃一惊，亦即庄子所谓的“饰智以惊愚”而已。当那些高深、艰涩、冷僻的名词在你舌尖上滚动的时候，仿佛一枚枚投向敌营的炸弹，那磅礴的气势足以让你的对手胆寒，晕头转向难以招架；而当你与对手短兵相接时，需要的则是独门暗器，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让对手在转瞬之间成为白痴。
　　我们班有一个来自湖北的瘦高个，言必称《瘦子麦麦德》，显得高深莫测。通常他一提起这本书，我们就只能缴械投降了，因为全班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直到大学三年级，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竟然一下发现了三本，可见这并不是什么冷门书。还有一个著名的校园诗人，是学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生，常来中文系找人过招，张口闭口不离他的两本葵花宝典：要么是《老子仍是王》，要么是《佩德罗·巴拉莫》。这人常爱戴着一副墨镜，无论到哪儿，身后似乎总跟着一大群崇拜者，害得我母亲一见到他，就断言此人是个流氓。说来惭愧，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老子仍是王》是一本怎样的著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则毫无疑问是伟大的经典。
　　即便是在那些令我们仰慕不已的青年教师中间，也是同样的风气。有专攻“中国文化全息图像”的，有专攻“双向同构”的，还有专攻什么“永恒金带”的等等，不一而足，基本上只有他们自己才会明白他们的理论从何而来。研究弗洛伊德的，“性冲动”三字总是挂在嘴边，研究克尔凯戈尔的，自然不把卡夫卡放在眼里，而研究“第三次浪潮”的，言谈举止之中仿佛就是中国改革蓝图的制定者。最奇妙的一位学者，是研究“否定本体论”的。因为他天生拥有否定别人的专利，但凡别人与他争论什么问题而相持不下，他总是大手一挥，喝道：否定!此利器一出，人人望风而逃。我们最喜欢的当然是研究神秘主义术数的学者，根据这位仁兄的研究，不仅鸡可有三足，飞矢可以不动，石头最终可以抽象出“坚白”这样玩意儿，而且据他考证，李白的《蜀道难》本来就是一部剑谱，起首的“噫吁嚱”就是一出怪招……
　　不过，我们很快也有了自己的独门秘笈。那就是袁可嘉先生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本书刚刚出版，人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循着他的纲目和线索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如《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译林》，还有一些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内部参考白皮书。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根据地。每与人接谈，对手往往不明所以，那种满脸疑惑和自责也让我们有了吴下阿蒙让人刮目相看的喜悦。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圈子被称作现代派。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八五年之后读书风尚又一次大变。我们渐渐悲哀地发现，通过“现代派”去吓唬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震慑效果，读了几本小说就想谈学问，当然为博学风雅之士所不齿。静下心来一想，人家的鄙薄也不是没有道理，小说之外尚有戏剧、诗文诸门类；文学之外尚有艺术、历史、哲学、音乐、宗教；人文科学之外尚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是我们的读书除了原来的惟新、惟深之外，又多了一个“杂”字。
　　我们在狂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之余，也曾去历史系旁听青年史学会的新史学沙龙，不料，人家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发展到了曾国藩身上有没有牛皮癣这样高深的程度，我们自然无权置喙。中文系学生成天将《万历十五年》挂在嘴上，而历史系的名门正派根本不屑一顾。其他的学科也是如此，你只读了一本《重返英伦》，就想跟人家去讨论什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读了一本《新唯识论》，就想去讨论佛教，其结果自然是自取其辱。哲学系的那个圈子更为混乱，搞胡塞尔的瞧不起维特根斯坦，研究阿多尔诺的往往指责海德格尔不过是一个纳粹，我们只懂一点儿可怜的萨特，可人家认为萨特根本不能算作哲学家……
　　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氛围，那时的很多书籍和影视作品都属奢侈品，全本的《金瓶梅》自然就不必说了，就连齐鲁书社的节本也很难弄到。我为了阅读刚出版的《柳如是别传》，几次到上海图书馆寻访，最后还是一无所获。而为了看安东尼奥尼的《放大》，两百多人围在电教中心的大教室里。十四英寸的电视屏幕雪花飘飞，一片模糊。也有许多书籍在邮寄中传递流转，我记得台湾版安德烈·纪德的《窄门》传递到我的手中时，同时有六七个人在等着阅读，而分配给我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回想八十年代的读书经历，本科阶段未有名师指点，学业谈不上根基，缺乏系统，流于浮杂，浪费了太多大好光阴，每思及此，莫不深惜三叹。可看看如今的大学校园诸学科各立壁垒，功利性和工具理性都已登峰造极，又颇为今天的学生担忧。古人说，“一物不知士之耻”，八十年代的读书风习固然有值得批评和检讨的地方，但那种“一书不知，深以为耻”的迂阔之气也有其天真烂漫的可爱之处。
　　说起学校的演讲、报告会和各类研讨会的盛况，恐怕与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听到风声，赶往某个地点，往往早已人满为患，有时甚至连窗户外和走廊里都围了好几层。几次碰壁之后，加上性格懒散或孤僻，我们就假装不喜欢去这样的场合凑热闹。总是在事后听人说起李泽厚如何如何，李欧梵如何如何，汪国真如何如何；谁与谁抢话筒而大打出手，谁因为连续五次要求发言被拒，最后血压升高，当场昏厥……这就好比自己错过了一场电影而只能听人复述故事梗概，其失落和后悔可想而知。
　　也常有校外的名人来我们宿舍闲坐。陈村来，多半是来找姚霏。我那时与姚霏相善，也时常有机会聆听陈兄教诲。陈村为人厚道，却也锦胸绣口，幽默风趣，往往清茶一杯，闲谈片刻而去，不给人任何的压抑感和心理负担。马原来，动静就要大得多，而且一来必要住上数日，他与李劼先生过从甚密，前后左右通常是围着一大群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也有似曾相识的。马原看似木讷，实则能言善辩，极有机锋，我曾见他与人激辩竟夕而毫无倦容。
　　余华来上海改稿，常到华东师大借宿。永新、吴亮、甘露诸君便时来聚谈。王安忆也来过数次，记得一年冬天的午后，她在我的寝室里略坐了坐，就觉得寒气难耐，便执意要将她们家的一个什么暖炉送给我。她给了我镇宁路的地址，也打过电话来催，不知何故，我却终于没有去取。
　　到了八十年代末，来华东师大的人就更多了，连远在福州的北村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不过，只要北村一来，清谈往往就要变成“剧谈”了。苏童认为北村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真正的“先锋派”，此话固然不假——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佶屈聱牙，连我们这些被别人称为“晦涩”的人亦望而生畏，但在我看来，八十年代那批作家中，若要说道善谈能辨，大概无人能出其右。更何况，此人来自盛产批评家的福建，反应敏捷，擅长辩驳，当年流行的各类理论、术语和复杂概念无不烂熟于心，且颇多发明。他有一句名言，叫作“真理越辩越乱”。话虽如此，可每次与他一见面，几乎是喘息未定，便立即切入正题，高谈阔论起来。语挟风雷（当然也有唾沫星子），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往往到了最后，他自己也支撑不住了，双手抱住他那硕大的脑袋，连叫头痛，方才想起来还有吃饭这回事。
　　华东师大的白天倒还清静。大家忙于各自的生计和写作，很少往来。可到了晚上，各路人马就会像幽灵一样出没，四处找人聊天。套用龚自珍的话来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那时候朋友间聚会聊天，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到了凌晨两、三点钟，大家翻过学校的围墙去餐馆吃饭时，竟然还常常能碰见熟人。
　　师大有各色各样清谈的圈子，既私密，又开放。当时的风气是英雄不问出处，来之能谈，谈而便友，友而即忘。中文系聊天的圈子相对较为固定，不是吴洪森、李劼处，就是徐麟、张闳、宋琳等人的寝室。
　　李劼处去得相对较多。他年纪轻轻即声名显赫，且交游广泛，他的寝室照例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毂中之势。只是到了后来，他在门上贴出了一张纸条，规定凡去聊天者必须说英文之后，我们才有点望而却步。因担心不得其门而入，倒是下狠心苦练了一阵子英语对话。一年下来，李劼的口语程度已经足以在系里用英文上课了，我们却没有什么长进。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事利用系里政治学习的间隙尝试用英语交谈，尽管我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居然也能滔滔不绝。坐在一旁的外文专家王智量教授也只好假装听不见，苦笑而已。
　　在八十年代诸师友中，我与洪森聊得最多，最为相契，得益也最多；而最让人难忘的则是徐麟的茶会。
　　徐麟是安徽人，身材壮硕，学问淹博，其言谈极富思辩性。在他那儿，常能见到王晓明、胡河清、张氏兄弟（张闳和张柠）、毛尖、崔宜明诸人。所谈论的话题除文学外，亦兼及哲学、宗教、思想史诸领域。唯独谈及音乐或遇某人兴致高涨欲一展歌喉之时，徐麟往往表情严肃，一言不发。我们私下里都认为此君不擅此道，或者简直就是五音不全。没想到有一天，他老人家忽然高兴起来，随手抓过一把已断了两根弦的小提琴，竖着支在腿上权当二胡，像模像样地拉了一段刘天华的《除夕小唱》，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每次去徐麟那儿聊天，王方红女士总要央我带她一块去。她对于我们的谈话未必有什么兴趣，因她总抱怨说，听我们说话脑仁儿疼。她频频催促我“去徐麟那儿转转”，恐怕只是垂涎于徐麟亲手泡制的柠檬红茶而已。
　　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每有聚会，徐麟必然会用美味的“徐氏红茶”招待各色人等。烹茶用的电炉支在屋子中央的水泥地上，煮茶用的器皿十分简陋，多为大号的搪瓷碗，而饮茶的杯子则为形状、大小不一的酱菜瓶子。茶叶似乎也很一般。据说，徐麟总能搞到上好的祁门红茶，可我们每次去，他那珍贵的祁红总是不幸“刚刚喝完 ”。不过，即便是再廉价不过的红茶末子，他也能烹制出令人难忘的美味红茶，其关键或许在于柠檬的制作。有人透露说，新鲜的柠檬买来之后，要洗净并切成小薄片，撒上白糖，在玻璃容器中密封十多天，不知真假。
　　很多年后，我们调往北京工作，王方红仍会时常念叨起“徐氏红茶”。她也变着样尝试了多次，我喝着庶几近之，她却总说不是那个味儿。我就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所留恋的，莫非是那个年代的特有氛围？世异时移，风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徒寻其味，岂可再得？
　　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华师大校报编辑部曾组织过一个全校性的“小说接龙”游戏。参加者除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外，还有几位已毕业的作家校友助阵。这次活动具体有那些人参加，什么题目，写作的顺序如何，究竟写了些什么，如今早就忘了。只记得参加者被邀至编辑部的会议室，大致定下题材和故事动机，由某位作家开头，随后十几个人依次接续，由校报分期连载。我前面的一位作者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帆先生，因为总担心将人家的构思写坏掉，颇受了数日的失眠之苦。
　　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今后从事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必须至少尝试一门艺术的实践，绘画、音乐、诗歌，小说均可以。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也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代替。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何人所创（有人说是许杰教授，不知是否真确），它的本意是为了使未来的理论家在实践的基础上多一些艺术直觉和感悟力，可它对文学创作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最好的传统之一。我因为没有绘画和音乐的基础，只得学写诗歌及小说。
　　另外，那时有太多的闲暇无从打发。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个人从未想到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作家”，或去从事专业创作。《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等小说，完全是因为时任《关东文学》主编的宗仁发先生频频抵沪，酒酣耳热之际，受他怂恿和催促而写成的。而写作《追忆乌攸先生》是在从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因为旅途漫长而寂寞，我打算写个故事给我的同伴解闷。可惜的是，车到上海也没有写完，当然也就没给她看，此人后来就没有了音讯。回到上海不久，就遇到王中忱、吴滨先生来沪为《中国》杂志组稿，此稿由中忱带回北京后竟很快发表，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作协在青岛举办的笔会。
　　《迷舟》写出来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是在几个朋友间传看而已，我并没有将它投往任何一家刊物。后来吴洪森先生看到此文之后，便将他推荐给了《上海文学》。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上海文学》周介人先生的一封亲笔长信。周先生的来信充满了对后辈的关切，但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而《上海文学》是不发表通俗类作品的。洪森得知《上海文学》退稿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甚至不惜与周先生公开绝交。为一篇不相干的稿件而与相知多年的朋友断交，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可据我耳闻，类似的事情在那个阔绰的年代里并不罕见。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若非洪森执意劝说我将《迷舟》转给《收获》的程永新，此稿很有可能现在还在抽屉里。不过，现在想来，周先生当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故事原来就是几个朋友在草地上闲聊的产物，甚至我在文中还随手画了一幅两军交战的地形图（后来，《收获》发表此文时竟然保留了这幅图，令我最感意外，亦大为感动）何况，他作为名闻全国的重要杂志社的负责人，认真处理了稿件，并给一个初学者亲自写来长信予以鼓励，对洪森而言，也不能说没有尽到朋友的义务。最让我难忘的是，《迷舟》在《收获》发表并有了一些反响之后，周介人先生特地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坦率地承认当初对《迷舟》处置不当，作为补偿，他约我给《上海文学》再写一篇小说（这就是稍后的《大年》）。当时谈话的情景，在他故去多年之后，至今仍让我感怀不已。
　　“游戏性”一词，在批评界讨论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时曾屡遭诟病。坦率地说，那个年代的写作确有些游戏成分，校园写作更是如此。当时很多作家都有将朋友的名字写入小说的习惯。今天的批评界动辄以“元叙事”目之，殊不知，很多朋友这么做，大多是因为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伤脑筋，也有人借此与朋友开个玩笑。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也是存在的。有位作家对某位批评家的正当批评衔恨在心，竟然将他的名字冠之于某歹徒，而这位歹徒最终被我公安干警连开十余枪击毙。有时，作家也会将同一个名字用于不同的小说，比如，有一段时期，马原小说中的人物不时“陆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说则频频出现“王茂新”、“林展新”这样的人名。记得我曾向北村当面问过这个问题，北村的回答让我很吃惊：他每次从厦门坐海轮来上海，来的时候是“茂新”号，返程则是“展新”号。
　　一年春天，中文系全体教师去昆山和苏州旅游。系里派我和宋琳去打前站，联系住宿和吃饭等事。我们临时又拉上了正在读研究生的谭运长。我们三个人办完事后投宿于昆山运河边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晚下着雨，我们几个人无法外出，又不甘心呆在房间里，就下楼和门房的服务员聊天。女服务员因为要值夜班，正觉得时光难耐，也乐得和我们几个人胡侃。
　　后来，谭运长忽然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三个人各以动物为题材写一篇小说，以午夜十二点为限，完成后依次到门房朗诵给服务员听，最后由她来评判，分出一、二、三名。宋琳当时已经是驰誉全国的著名诗人，且一直看不起小说，自然不屑于这类“残丛小语”，但被逼无奈，只得勉力为之。
　　我记得谭运长写的是《袋鼠旅行记》，似乎是写孔子骑着袋鼠周游列国，最终抵达了“银坑”地方，而引出一系列的传奇。在朗读过程中，服务员笑得趴在桌子上浑身乱颤，始终没能抬起头来。宋琳因根本不会写小说，只得胡写一气。一看他的题目，也觉得怪怪的，叫作《黑猩猩击毙驯兽师》，和他的老乡北村一样，驯兽师居然也叫“林展新”。这篇后来发表于《收获》的小说处女作，让他尝到了写小说的甜头，此后又陆续写出了《想像中的马和畜养人》等作品，在校园里传颂一时。
　　如今在给学生上写作课时，常被学生“如何写作”这类大问题所困扰。在不知从何说起的窘境中，往往以“乱写”二字答之。我这么说，并不是开玩笑或有意敷衍。废名在谈及杜甫和庾信的“乱写”时，是在试图说明一个高妙的写作境界，当然难以企及；可对于初学者而言，要想彻底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抛开毁誉得失，“乱写” 也实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训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