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还是选择历史？

……

世界本自多元，历史源于偶然。这是我笃信不疑的两个基本论断。世界一元还是多元，即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窃以为是一个个人意志的决断问题，无须理性支撑，这就像你是否相信上帝、佛陀等神灵存在一样。相形之下，历史偶然还是必然，则可诉诸严谨而清明的理性论证。譬如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认为历史进程有其规律，受决定论主宰，必然与偶然因素纵横交错，而终将归于必然……但是，这与其说是历史教育，不如说政治教育。以此来解释历史，不免削足适履；求证于现实，更是格格不入。举例来说。我们被教导，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论），事实上，这二者之间，谁也决定不了谁，如果一定要分出高下，上层建筑的力量也许更大一点呢。再如，我们被告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无论历史的实践还是书写，不外乎盗用人民的名义（帕斯捷尔纳克曾讥讽言必称人民的苏联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裆里掏出来似的。”），从不由人民说了算。对人民的鼓吹，正如对民心的鼓吹，我们都该听过“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老的格言，事实则是，得民心者未必能得天下，得天下者未必能得民心，人民与历史的关系，恰可比民心与天下的关系，这个关系，近乎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硬要找出关系，只能扭曲历史；抑或无中生有，制造关系，只能架空历史。这便是历史决定论的问题所在。话说回来，历史决定论的发明者，其深远意图，不在历史，甚至不在未来，而在现实，即驱使历史和未来为现实服务。基于此，他们对待历史，必然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所谓历史决定论，本质乃是现实决定论。

与此相应，历史决定论的荼毒，受害最深的往往不是历史，而是现实。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人，对此多有明察。不必说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卡尔·波普尔，且引以赛亚·伯林之言。他在一场纪念奥古斯特·孔德的讲演当中谈到历史决定论：“……有人曾经说过：我们是历史的代理人，我们应该做这做那，这是历史的要求，阶级的要求，民族的要求。我们所走的是向前进的高速公路，这是历史本身决定的，因此凡是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东西，统统要扫除干净。处在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往往会践踏人权和价值。因此有必要保护人的根本尊严，反对这种强烈的并且往往是狂热的信念。”贾汉贝格鲁问道：“因此您认为决定论和责任心两者是不相容的。”他答道：“是不相容的。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决定的，你个人还负什么责任呢？”

我们要谈的历史选择，理论背景正是历史决定论。唯有当历史成为主体，甚至主宰者，才可能有所选择，其选择才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一旦历史决定论被证伪，至少被证明存在巨大局限，历史选择的画皮即刻被戳穿，露出冰冷而幽暗的本相：这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以后来者的视角，为历史圆梦，同时以权力者的光环，为历史加持。说白了，历史选择并非历史所作出的选择，而是后人指挥历史作出选择，谁拥有历史书写的话语权，谁便可以代行历史的选择权。在此，历史彻底功利化、工具化、政治化，沦为权力的玩物。

我无意贬低历史的价值与功用，只是试图指出一种残酷的事实：历史选择，其实是选择历史。意识到这一点，正有助于我们认知历史的真实面目，把握历史之于当下的真正意义。选择历史，作为一种文化与政治霸权，必定会造成对历史的阉割与凌迟，使历史真相湮灭无闻；进一步讲，既然可以选择历史，那也可以选择现实，这终将导致过去与未来，都陷入被遮蔽的偏见或被歪曲的谎言之中。如此，历史不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块路障，不仅阻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还割裂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明确了选择历史的逻辑，更容易窥见历史选择与历史决定论的病灶。被塑造的历史主体论与必然性，貌似在抬高历史，实则是一种贬斥，貌似在尊重历史，实则是一种戕害。这绝非历史研究与书写的可取态度，它既无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更丧失了对真相的兴趣。那些企图化偶然为必然、纳不可知于可知的努力，正呈现了人类的野心与谵妄。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历史，而是人类。

我谈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常遭反问：如果历史源于偶然，其进程由偶然支配，那么我们的努力与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顺其自然，听天由命，静候偶然对历史的主宰。这显然没有摆正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个体在漫漫历史面前，正如在茫茫宇宙面前，微如芥子，渺若尘埃，其所行之事，只能是各尽本分，其首要之义，不在改写历史，而在实现自我——借用一句流行口号：我们不是要创造历史，而是要创造命运——与此同时，当无数个体都能各尽本分，实现自我，那便汇成了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历史选择的虚妄和荒谬，人民选择多少还有一点价值和力量，前提是，人民拥有选择权。

201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