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授：中国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文：文隽逸
中国，文明光环下的“伪装者”
中国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名称。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文明断层的国度。
从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商朝至今，中国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华夏民族从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到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繁荣场面，中国早已不再纯粹以姓氏、血缘、种族来定义民族、国家。
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如今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是这样的自我称谓，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比以前更加自信坦然地宣称我们是中国人。
这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演变带来的融合力量，始终潜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也许平时不被唤起，但每当民族国家危亡时刻，它总能成为一面旗帜，引领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共赴国难。
这就是文明的力量。
中国，就是一种文明。
之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关于中国的一段演讲视频被网络热议并广为传播。他现为清华大学访问学者，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客座教授，是英国智库Demos的创始人之一。
2009年出版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
在视频演讲中，马丁·雅克将中国文明与西方世界文明一一比对，并盛赞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胜利。
“中国从来都不只是国家，而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此为马丁·雅克在视频中对中国的评价。
“有着儒家传统和光彩文明史传承的中国政府，目前看来，就是一个非常高效自律的政府。”
马克·雅丁毫不掩饰对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文明的赞许。
视频里讲，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有如下几点：
第一，国家观：中国是文明认同，西方国家是民族认同。
第二，家族观：中国是荣辱教育，西方国家是负罪教育。
第三，普世观：中国是待在家里，西方国家是殖民扩张。
第四，政府观：中国是家族主义，西方国家是实用主义。
一、民族融合造就了共同体意识
和伊斯兰文明有些相同，14亿中国人因为共同的信仰而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独特符号。
但与伊斯兰文明不同的是，我们不以宗教为共同信仰。伊斯兰文明因为共同信奉一个真主，哪怕不是阿拉伯人，哪怕位于天涯海角，都可以是穆斯林兄弟。
但在中国，我们允许宗教信仰的不同，有的人信奉佛教，有的人信奉道教，有的人信奉基督教，还有的人是无神论者。
中国不存在宗教迫害与排除异己，在国外，黄皮肤黑眼珠，人们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实际上，共同的肤色和外形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但这远不能够说明中国文明的强大力量。
也许还得从几千年前说起。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
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更迭中，中国文明始终没有因为战火而中断、湮灭。
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率先出现了文明的火种，此后逐渐形成了以中原腹地为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国家体系。
每一个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最终都趋同于相同的文明模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将中华文明以不同朝代的名称传承下去。
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实际上早就不再是纯粹的单一民族了，几千年来的战火纷争与文化融合，汉族已经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与产物。
也正是因为这种融合，产生的文明力量能够同化或者说汉化历代统治者，发展到今天，凝聚成一种共识与文化归属。
这种在长期的文明塑造中汇聚而成的文化归属最终形成了共同体意识，比其他以宗教或是单一民族凝聚起的国家更为牢靠。
当然，这种文明的塑造基础也并非依靠玄学，而是在分封制崩溃后，在两汉时期奠定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文化在汉朝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占据了意识形态的高地，并由此衍生出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
儒家思想在农耕文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树立。
早期的国家也正是以此为纽带构筑起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
二、西方的“自由”与“民主”难堪中国大用
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国文明所代表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谈到西方文明，我们很自然地会用自由、民主这样的词汇来概括，但是，西方社会真的就如他们所描绘的那样自由民主吗？
从国家制度层面来看，的确，西方代议制国家相较于民主集中制国家从形式上来看具备更多的民主特权，政党的自由竞争与公民的自由权利似乎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但实际上，这种有代价的自由与民主并不是每个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的，往往是利益集团操控着政治的走向，造成了形式民主的假象。
很多西方学者非常困惑，尤其是对中国的体制所呈现出的权力集中表示诧异。
他们甚至无法理解中国政府何以在民众中能够具有如此高的权威。
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思想就已经告诉我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民众的守护者，所以民众必须要尊重与服从政府的安排。
时过境迁，虽然政体不断变迁，但这种思想已经根植于公民内心，潜意识里对政府产生信任感。
同时，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中，展现出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正是对于传统优秀文化解读与变形。
每当国家遇到危难时，政府能够号召起全国民众共赴国难，人民也愿意齐聚在政府的旗帜下，奉献自我。
这就是中国文明创造出的民众共识。
西方文明往往很难凝聚起一国公民的集体力量。
这不难理解，与中国强调集体智慧，团结力量的价值观不同，西方文明往往讴歌个人英雄主义，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作用与价值。
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往往需要众人合力才能创造出富庶的生活环境，而在西方社会，由于商业经济的活跃，出于对利益的追求，社会常常以个人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个人，对于道德伦理反而较放的开。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文明会带给人民以自由、民主的错觉。
中国也曾向往、追求过这种民主与自由。
在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救国图存。
西化，甚至全盘西化，是一些有识之士的“救国良策”。
然而事实证明，西化不能救中国。
只因为我们被西方文明敲开了大门，就要摒弃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去东施效颦，这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
历史用他的辩证思维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有自己的路径可走，我们也确实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救国道路。
三、中国的未来在“蓄势”中厚积薄发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提到，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比例仍然超过30%，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清政府统治的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国家政治极度腐败。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社会经济财富仍能屹立于世界舞台，以至于引起了帝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垂涎。
试想，如果中国没有经历那近百年的屈辱，如果也早早地就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那么今天世界第一的位置恐怕仍然是中国。
所以，自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对中国来说，我们可以将之理解成一个意外，因为这不影响世界对中国文明的解读。
哪怕是在国家风雨飘摇、支零破碎的紧要关头，我们的文化传承仍在继续，甚至结合了家国命运迸发出全新的时代内涵。
这正是中国文明的伟大之处。
为什么我们今天谈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是谈民族伟大起点，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脉络里，我们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民族的意识观念，相反，中国人所拥有的是一种民族凝聚的自觉性。
当一个帝国、王朝、政权开始衰弱，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先进性的继承与创新，我们总是在批判中吸收它的精华，并不因为它的暂时性失败而全盘否定，推到重来。
它的后继者，仍然是华夏文明的传承者，所建立的新政权仍然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
所以我们创造的是民族文明复兴的伟大事业。
这源于中国人的自信。
这种自信不同于一些国家张扬的狂傲，相反是一种内敛的沉稳。
中国人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也曾在世界面前低下过骄傲的头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气馁了。
蓄势待发，厚积薄发。这是老祖宗教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孔子早就提出过天下大同的治世理想，也是几千年来能人志士所追求的政治抱负。
如今，这种政治理想又在共产主义中得到完美诠释。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在勇于展现大国本色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理解并支持其他文明的发展。
中国已经是一个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中国也毫不吝啬地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去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国的表现正是对中国大国风范的最好解读。
时代呼唤变革。
如今，一个全新的中国已经呈现在世界面前，还是熟悉的文化，还是熟悉的肤色，但言行举止间，已然是一个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负重前行的大国。
中国，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