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方法学中医(二) 从辨证论治到系统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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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以来辨证论治近两千年不衰,辨证论治可谓中医的法宝,吾以为辨证论治并非是中医理论的终结,而是中医在发展中的一块里程碑,任何学问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中医药的发展史可以窥见,金元时期由于疾病谱的变化,产生了金元四大家;到了明清时期温病流行,又产生了“温病学派”;清末民初又出现了以郑钦安为首的“扶阳派”,以适应疾病的变化。现代人的疾病与汉代及明清时又有明显的差异,现代社会由于自然环境、饮食结构、空气污染、社会环境的变化等,使现代人的疾病与古代人截然不同,各种传染性疾病如霍乱、天花、白喉、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几近绝迹,而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肥胖症、抑郁症、神经官能症则比任何时代都多起来。朱丹溪曾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现代人所患疾病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着,辨证论治的范围和方法也出现了变化。如今天的临床中医单纯按伤寒六经辨证者不是很多,而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更为普通,特别是现代中医接受西医的诊断,单纯的辨证论治趋向辨证和辨病相结合者逐年增多。辨证论治虽然疗效可观,但毕竟不是每一种病都能辨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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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中从三阴三阳的角度发现了疾病的传变规律,如伤寒一日为太阳,二日为阳明,三日为少阳。《伤寒论》是由表及里或半表半里,再到三阴里证,《伤寒论》解密了疾病在发展中的一个动态的规律,总结出六经辨证的理、法、方、药,一直传至今天。随着中医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流派,把辨证的范围逐渐扩大,后来又有了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等,越辨越多,把某些病症又分化为五六个证型,再按理、法、方、药一一论治,把辨证论治引人了复杂艰难的境地。这不仅使初学者晕头转向,一些学验俱丰的名家有时也感到辨证起来十分棘手。如对“肺痨”(现代医学称为肺结核)一病,在明清时代,一些名家也没有辨证恰当,把“痨病”多按肺阴虚治之,“肺痨”病临床脉象多为数脉,舌质偏红,午后颜面潮红,伴有咳嗽,历代治疗以青蒿鳖甲汤为主,滋阴降火,而把“痨病”以痨虫作怪为主证抛开,因此明清时代,得肺结核者死亡甚多。为什么那么多中医都辨证失误呢?肺痨病的阴虚为越阳之象,按阴虚火旺论治则没一个治好的,临床辨证阴虚失误者不少,因为“证”有真也有假,辨证正确也非容易,辨证论治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制约了中医的发展,别说中医走向世界,就是在国内传播也感到窘迫。所以说中医的突破和创新,辨证论治就是一个突破口,但无论怎样突破,辨证论治都是中医的基石,创新大厦只能建立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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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系统疗法”是在辨证与辨病诊疗方法中逐渐趋于成熟的一种方法,有望替代复杂的辨证分型论治。现代的中医多以辨病、辨证合参为诊疗手段,并非单一的辨证。辨证是在检测手段不发达的古代产生的,“证”不是病的全貌,仅仅是几个症状,为什么只辨证不去辨病,是因为对疾病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不能确立病名时,才走了辨证施治之路。而现代中医已经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去识病,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已经十分明确,冠名之后,则以辨病、辨证二者合参。中医的系统疗法,是在辨病与辨证的基础上察机和用药。中医的系统论随处可见,如《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就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诊疗子系统;中医独取寸口切脉是因为肺朝百脉,肺为十二经之汇,通过手太阴肺经的搏动可以查知全身之病,因此切脉也是中医里的一个子系统;同样八纲辨证方就是系统疗法的主方。清代徐灵胎就说过:“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生,然后考其治之法,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因此系统疗法也是在辨证与辨病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目前临床应用还很少,许多系统疗法的方剂还没有规范成熟,有待各家进一步完善,系统疗法可否取代辨证论治还要经过临床证实,医学是以疗效取胜的,只要疗效好,方法又简单,取代辨证论治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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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中的全息论、控制论、系统论都为中医的系统疗法提供了科学依据,系统疗法应该是辨证论治的发展和升华,使中医从烦琐复杂的辨证论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不仅是一种创新,也可能是中医又一次飞跃。中医本来就是宏观整体医学,历代大家的理论,各个流派之间本无矛盾,中医原来是从民间走出来的,开始本来很简单,后来就逐渐走向复杂,辨证论治用了两千多年,中医的理论已经成熟,到了该系统化的时候了。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再从复杂走向简单,这可能要比从简单走向复杂要难,中医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要推广普及,要走向世界,应该执简驭繁,系统疗法将是必由之路。笔者认为,中医师不仅要学会辨病与辨证结合的方法,更要走出单纯中医辨证论治复杂的旋涡,学会系统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