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体智小校经阁藏宝追踪
2017-06-29 20:0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收藏事业的发展，有关收藏名家的回忆、介绍的文字，也在出版界热闹起来了。小校经阁和它的主人就这样从冷落多年的角落被推到聚光灯下：上海市静安区政府为坐落在本区新闸路1321号的刘体智旧居即小校经阁郑重挂上了纪念兼保护的铜牌。小校经阁八角楼已成为上海收藏事业的胜地，它的主人刘体智先生当然地也作为收藏大家而广为人知了。
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曾任大清银行安徽督办、中国实业银行董事及上海分行总经理。1962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体智生平爱好文物、古籍，所藏以甲骨、青铜器、各种古籍版本和旧抄本闻名于世。室名“远望楼”、“善斋”、“小校经阁”。著有《小校经阁金石拓本》、《善斋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录》等。
今天，很多收藏爱好者十分关心小校经阁那十分丰富的收藏品的踪迹。历经七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和岁月动荡，这些收藏的下落和现况如何?
一、得其所哉的甲骨
刘体智先生的小校经阁收藏中最显赫的部分应该是甲骨。
据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统计，甲骨至今在世的总量约近16万片。而刘先生收藏多少呢?答案是：28450片。这一数字使他成为国内外个人收藏甲骨的冠军!1953年夏，这批收藏以3万元售给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8年拨交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共收藏甲骨35651片，其中刘先生的旧藏占百分之八十。不惟数量如此之大，收藏质量之考究也令人钦佩：全部甲骨分装在150个拉盖式木盒中，每片甲骨都编号且绘有其形状轮廓，与这150盒藏品配套的是18卷甲骨拓本，分装为18册，这套拓本名为《书契丛编》，每册拓本后面都附有该册甲骨的释文。这反映了刘先生对于祖国文物的热爱，也反映了他精到的专业修养。无怪乎郭沫若赞扬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
幸运的是，自1953年文物局接收这批甲骨，由文物局到北京图书馆，再到国家图书馆，几经转手，这28450片甲骨经历50多年岁月，全然没有损伤，且对它们有周到的保护和深入的研究开发。这在50多年来的大宗文物保管历史中，未尝不是一个奇迹。
其实，这批甲骨归属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当年秋天，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部重拓，得28本，1343页，编为《善斋所藏拓本》，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次传拓比30年代初刘先生请人(应是金祖同先生)自拓的有些不同，改进之处是按藏品的种属、时代、内容作了分类，并且补拓了刘先生漏拓的有字骨背和骨臼，全部拓下甲骨的面、背及有字臼部。在转归国家图书馆后，就开始了第三次传拓，这个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自刘体智编成《书契丛编》后，他的甲骨收藏便闻名天下，开始为学术研究服务了。郭沫若当时流亡日本，潜心研究金文、甲骨文，发表一系列论著，轰动学界。刘体智先生佩服郭沫若的才学，于1936年春托金祖同携《书契丛编》到日本，请郭沫若对他的甲骨收藏进行研究。郭沫若在一年之内从中选取1595片甲骨，著成《殷契粹编》，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这是郭沫若自1929年研究甲骨文以来的第4部专著。在序言里，郭沫若对刘体智表示衷心的感谢道：“如此高谊，世所罕遘。”
《殷契粹编》出版时，郭沫若特在封里亲笔大书：“庐江刘氏善斋所藏甲骨文字之一部分”，世人自是方能得见小校经阁收藏甲骨文之庄严宝相，虽选1595片，却是“粹编”，更兼金祖同之精拓工艺，即今日看来，亦属上品。学者研究甲骨文而无缘得见18册《书契丛编》者，皆以《殷契粹编》发布拓影为研究资料，杨树达、陈梦家等诸位学者就是这样的。
郭沫若之后，系统地研究过善斋收藏甲骨的是胡厚宣先生。抗战胜利之后，胡厚宣来到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慕名拜访刘先生，参观小校经阁，摩挲过刘先生的甲骨收藏。这一时期，胡先生肯定向刘先生借用过甲骨拓片。他于1951年出版《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4年出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其中收录的刘先生藏品，皆源自小校经阁。胡厚宣不惟自己拜访，还带领中文、历史二系学生前来参观。有复旦大学历史系1950年8月10日致刘体智的感谢信为证。
1957年，胡厚宣调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胡先生在百忙中，对自己相当熟悉的小校经阁甲骨仍是十分重视的，为了编辑《甲骨文合集》，他的工作也是十分投入的。在28450片甲骨中，伪片只有112片，说明善斋收藏的甲骨之质量是很高的。
第三位对善斋收藏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学者是陈梦家。陈梦家是诗人，又是收藏家，是位诗人气质的明式家具收藏家。他同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专家。1952年我国高等教育院校改革，陈梦家从清华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他集中精力对甲骨学50年来的研究工作进行清理，1954年写成70万字的巨著《殷墟卜辞综述》，于1956年出版。在写作过程中，他大量阅读甲骨文资料，其中自然包括小校经阁的收藏，在书中标明引自“善斋”和郭沫若编《殷契粹编》的有许多处。在书稿完成后，他仍仔细鉴定和研究刘体智的《书契丛编》。
关于善斋收藏的甲骨之来源，在陈梦家所说自随庵购入一部分的猜想之外，还有容庚先生的另一说法：刘氏“甲骨约二万片，乃得之罗振玉先生及估人者”，这是容庚在《甲骨学概况》(载《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二期)里说的。此说似乎有理：罗振玉这位甲骨收藏大户，在把甲骨拓印研究连续出版之后，就把甲骨转让于刘氏了。如果此说是实，则善斋甲骨的最大来源可能就是罗振玉，随庵犹其小者哩。然而，细审之则实不然，盖罗藏甲骨其多数皆已拓印出版，而刘藏甲骨经郭沫若、胡厚宣等研究并未发现其中有罗氏已拓印者。郭沫若在《殷契粹编·序》中且明言“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因此，容庚此说似应排除。
善斋甲骨编入《甲骨文合集》，是学术资料向社会公开前进的一大步。将来，国家图书馆的甲骨影像资料库建成，则善斋甲骨将向世人全面公开，刘体智先生收藏甲骨的这一段世纪情缘，将可以圆满地画上句号了。只是，让人微感遗憾的是刘体智于三十年代拓出的18册《书契丛编》始终不曾印刷出版为纸质读物以流传于世，这就是刘家甲骨与青铜器的命运之不同了。
二、青铜器的下落
刘体智小校经阁旧藏遗卣
青铜器是小校经阁里名气更大的一种收藏。号称“中国通”的美国人福开森在编辑青铜器的工具书《历代吉金目》时，评价中国青铜器收藏情况说，“刘体智是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者”。
刘家的青铜器与甲骨的命运有所不同。从收藏的角度来说，第一点在于青铜器的出版工作较多而及时。请看：《善斋吉金录》，1934年出版；《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出版；《善斋彝器图录》，1936年出版。抗战以前已经出版这三部大书。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应该是青铜器的流动性比较大，刘体智在《善斋吉金录·序》中就说：他家青铜器收藏虽然多，然而，“顾有见新器出，无力致之，则以此而易彼，录中所载，今日亦不尽在寒斋，特存其目而已”。这里说的确是实情。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受经济条件制约，刘体智不得不为生计出售收藏文物。因而，曾经收藏过的青铜器才“今日亦不尽在寒斋”，也因此，把善斋青铜器及时印刷出版，就是十分必要的事了。
这方面的情况，从近年发现的刘体智家藏信札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刘体智的嫡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耋龄先生，得家风之遗传，雅好收藏，把由他家流失出去的这批信札从市场买回来就是其中一例。这批信札是容庚、罗振玉、唐兰、陈梦家、胡厚宣等人写给刘体智的，其中容庚的最多，为45件。现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宗焜先生整理，补充以广州中山图书馆馆藏刘体智写给容庚的信，更补充以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再加上注释、说明，以《刘体智与容庚往来函札》为题，发表于该所的《古今论衡》(半年刊)2005年11月第13期(下文引用称“李文”)。
从近年发现的刘体智家藏信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体智的青铜器文物的流动情况。容庚本人作为收藏家向他购买，介绍他人向他购买，最大的一宗交易应该是傅斯年代表研究院向他收购的。这些交易的背景有-：一是国难当头，抗日战争将临，要为文物谋一安全之地，“勿落估人手”，尤不可落入日本手中；二是刘体智的经济力量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已经不如从前，变卖收藏日渐显得必要而紧迫。因此，容庚一方面为刘体智的文物辨别真伪、计算价格，另一方面则鼓动刘体智道：“然足下掷百万曾不恤情，则留此区区古物以归公家，他日指点告人：'此余四十年来心力之所聚者’，亦一佳话”(李文P22)；容庚此一鼓动有其效果，后来，刘体智终于把一大批青铜器卖给博物院，这一大批青铜器应该就是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103件青铜器。
这件转让大事应该发生在1936年11月，与以5000元购《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刘体智赠多种拓片在同一时段，这些在史语所档案里都有记录。经办此事的是徐中舒、刘耋龄，有李济、傅斯年的电报为证。青铜彝器售价6万元，度量衡器1万元。
此时国难日深，已到抗战前夕，若此次未能转让，则以刘体智个人之力枯守于小校经阁，欲求翼护彝器国宝免于日寇之侵夺，不亦难乎哉。而刘先生于此时获得此款，对于他日后多年生计之维持自是一项重要的支撑。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此时刘体智对于他苦心收藏的彝器应已无多留恋。此前他已出版了《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并已将金文拓片尽赠容庚由他进行研究。容庚从中选取175器已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为《善斋彝器图录》一书。彝器最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于文字和器型图案，今既有拓本又有图录，并且皆已出版，刘先生肯定于心已安，再无大憾的了。
早在1932年7月29日，傅斯年写信给刘体智感谢刘的赠与云：“承以善斋藏器全部全形拓片四百三十种，又拓片一百余纸赠与敝所，顷已整理就绪，编号陈列。精金良墨，弥足珍赏”。(李文引史语所档案，P11)看来，在1932年善斋收藏的鼎盛期间，其重要的青铜器收藏大约430件，所谓青铜器收藏四、五千件云云，其实包括钱币、古镜、符牌等在内，观《善斋吉金录》之“十录”分类目录可知。这430件青铜重器，到1936年售博物院103件，售研究院度量衡及兵器等若干件，此前此后又多有十件、数十件的交易(由容庚函件中已可见多项)；更大一笔则是与李经方合作售与瑞典太子的交易，获款28万英镑，数量肯定不少。如此算来，到刘体智晚年，青铜器收藏确实所余无多了。因此，刘耋龄取给我看的他祖父留下的捐赠收据中，关于青铜器的只有这两张：
“惠老赐鉴：前日承教为快。尊藏兵器共十四匣，悉数捐赠本会，佳惠之隆，公私同感。兹派夏玉琛同志造府领取，请检交带回为荷。此颂撰祺徐森玉谨启九月十日”
这是1951年的事，在徐老致函后的九天，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发来公文，称：“承惠赠三代及秦汉兵器共八十七件，计装十四盒；业经照收，当为珍藏，以供陈列研究。”公文里还说“附上清单一份”，公文编号是“1873”。这批兵器应是刘老最后的青铜器收藏了。这时，他已住不起新闸路旧居，但他还是毅然捐出仅余的兵器文物。这批兵器后由文物管理委员会拨给上海博物馆，保管至今。其中有一件“吕不韦戈”曾经名重一时，陈梦家在北京从徐森玉老馆长处得知此器，就推荐给文化部长郑振铎主办的“伟大的祖国”国庆艺术展览，又专函刘老请他在87器中将此戈拣出，由森老亲自携戈进京，加入太和殿中展览。陈梦家事后向刘老函谢云：“观者赞羡不已”，“生色不少”。(李文P15)这件“吕不韦戈”一直是上海博物馆的重点展品之一。
三、藏书在图书馆为读者服务
小校经阁之营造，主要用于藏书。
刘体智藏书数量巨大。刘耋龄出示的捐赠收据中，有两张是捐赠图书。1951年8月20日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出的收据是这样写的：
“迳启者，承惠赠小校经阁藏书，前经接运到会，兹已整理编造清册完竣，共计得书六万七千八百七十三册，地图二十二扎又五十一幅。当妥为庋藏，以备图书馆阅览。特函奉申谢忱，并附上清册一份，至希察存为荷。此致刘晦之先生附清册二本”
这是1951年刘体智迁出小校经阁时的事。刘老迁居淮中大楼，那么多的书自然难以存放，于是，便捐赠给了政府，这批捐赠的图书共326箱，后来拨到上海图书馆。那么，这是些什么书呢?谁能想得到，刘耋龄竟然收购到那份他祖父流失了的“清册”。果然是“二本”，居然不缺一页!我们到上海图书馆访问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先行研究员，向他了解这批书的情况时，把清册给他看，他立刻指出：封面上的“刘晦之先生捐赠小校经阁藏书清册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字样是顾廷龙先生的笔迹。承陈先行研究员热心帮助，我们看到了《馆藏旧书登录簿》，《登录簿》自1953年2月始记录“刘晦之捐赠”的书，我们发现图书馆登录内容与清册一致，而比清册详细得多。但是，在这六万多册书籍中并没有什么宋元秘籍，这是何故呢?我们再看另一张收据是1953年3月13日由经手人孟实甫(盖章)开给刘晦之先生的：
“今收到捐赠图书叁拾肆箱(书目另行遣送)”。
也许宋元秘籍就在这34箱里了。
书籍之外，还有大量碑帖、地图。关于碑帖，刘耋龄另有一张收据，是文管会于1952年5月9日开具的：“承捐赠碑帖二百八十二种共四百三十六册，又散四包，及金文拓本三十五包，石刻拓本一包，帖一种共二十四册，业已照收，当珍藏以供研究。详目俟编就当即送奉察存。”此云“详目”可能就是刘耋龄和清册一起收购到的《庐江刘氏捐赠石刻拓本记目》。《记目》中登记有“凡二百七十种，四百五十八册”，这个数字与收据的数字接近。《记目》还有“单页未裱”的“石刻拓本”159张，这应该就是收据中的“石刻拓本一包”，果如是，则碑帖的数量和品名可以说是落实了，只缺“散四包，及金文拓本三十五包”及“帖一种共二十四册”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地图。刘体智的父亲刘秉璋是从水陆战场打出来的有赫赫武功的将军，他在中法战争中取得镇海大捷是近代史上少有的胜利。他家的地图可不比寻常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地图的收藏是个薄弱环节，如有这批“二十二扎又五十一幅”地图来充实这一环节，那是太好了。浙江镇海为纪念刘秉璋指挥的这场大捷设立了纪念馆，到安徽博物馆探访到刘家的十一幅地图和图片，奉为至宝。
总结一下对小校经阁宝藏追踪的情况，结论可以说是相当满意的。甲骨归宿最好，青铜器虽有散失，大多都在祖国，并且，主要重器皆已全拓出版；图书中的多数在上海图书馆为读者服务。首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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