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志伟：黟县女婿黄炎培
黟县女婿黄炎培
安徽黟县 江志伟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中国近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中国职业教育的首创者。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上海浦东川沙县内史第人。黄炎培25岁便开始了办学生涯，其中最著名的为浦东中学，当时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称。1917年黄炎培借鉴美国、日本的办法，开创我国的职业教育。黄炎培虽执江南教育界之牛耳，但早年不肯出来做官，1921年和1922年两度拒绝出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投身教育的同时，他还积极从事经济事业，1920年修建了上海至川沙的上川铁路，为开发浦东之先驱。1937年抗战爆发，黄炎培结识了共产党人，为国共两党共同推举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其间，他创建了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两个(民盟、民建)并任主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两度动员下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大名鼎鼎的黄炎培先生，竟然不但是安徽徽州黟县的女婿，而且还与他爱妻“黟县才女姚维钧”的故乡那么的有缘、有爱、有故事——
黄炎培的夫人“黟县才女姚维钧”
黄炎培的夫人姚维钧(1909～1968)，安徽省黟县碧阳镇双溪姚村人，史称“黟县才女”。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民国31 年(1942 年)毕业于西迁于贵阳的上海大厦大学文学院，曾在重庆巴蜀中学、上海比乐中学任教。民国34 年7 月，支持黄炎培访问延安，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随黄炎培参与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工作，当选为民建总会监事。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协助黄炎培先生参加爱国和推进民主建国会的工作。民国38 年2 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随黄炎培秘密离沪经香港赴北平解放区，3 月，随黄炎培在北京西山双清别墅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秘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总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民建中央委员、第二届民建中央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姚家世代居住在黟县双溪姚村，徽商世家，家业殷实。祖父姚祖寿， 同治三年(1864年)离开黟县出门经商，在上海周浦开设德隆昌纸烟店。父亲姚旭明，光绪七年(1881年)刚过16岁，就沿袭父辈徽商之路，携家迁往浦东，落户南汇周浦镇，在南汇街上开起德隆昌百货店，由于经营有道，讲求信誉，故在周浦一带享有一定名气，生意日兴，建有姚家大院。姚维钧在姐妹三人中，排行老二。她原名薇娟，入了学校后，取《诗经·小雅》中的“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之句，改名“维钧”。她无论做饭还是看护妹妹，手中老是捧着书;无论是在家庭中或在学校里，都是位佼佼者。她自幼聪颖，灵敏过人，读过的书，过目不忘，与人交谈对答如流，因而倍受双亲和师长们的喜爱。对她学业上的渴求，父母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3岁父亲去逝，家道趋落，自江苏省立淞江女子中学高级师范毕业后，在当地从教。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不肯做亡国奴的姚维钧辞别母亲，只身跋涉，辗转香港、广州，到达贵阳，先在贵阳女师求学，后考入上海迁黔的上海大厦大学(今上海华东师大)。
1942年她从贵阳上海大厦大学文学院毕业，先后被聘为重庆巴蜀中学和上海比乐中学任教。彼时，适值黄炎培在重庆、上海开展中国民主政团联盟活动(1944年9月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姚维钧有缘认识了黄炎培，他俩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传书百封，唱和诗词，因而于同年8月结为夫妇，育有二女二子。婚后，她的命运更是与国家的政治密切相关，竭尽全力地支持黄炎培从事革命政治活动。1945年7月，她支持黄炎培访问延安，并协助黄炎培写成反映延安真实情况的《延安归来》一书，记录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著名对话，传颂天下至今。同时，她随黄炎培一道发起和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被选为总会干事。
解放战争时期，她面对国难日亟、民无宁日的严峻局面，日以继夜地协助黄炎培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和推进民主救国的工作。1949年2月，在中共中央的特别安排下，她随黄炎培秘密离沪去香港，辗转到天津、北平解放区。1949年3月26日，陪同黄炎培作为毛泽东来北平下榻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与毛泽东、周恩来、江青长谈五小时，聆听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使她很受感动，终生难忘。
虽然说黟县才女姚维钧为了辅佐黄炎培夫君的事业而东奔西跑、忙碌不堪，但是对于故乡黟县姚村的亲戚门的联系，却一直都从未怠慢稀疏过。她虽然生长在外地，但始终不忘桑梓，除常给家乡亲人写信外，期间，并有好几次姚村之行。据姚村村民姚小平回忆：“听父辈这么说过，她(姚维钧)好像抗战时期来过一次，解放初期可能也来过一次，好像是我表叔送她过来的，到黟县来之后，在尤氏弄那里分手的，分手之后就没有见面了。”同时，她还曾邀请夫君黄炎培这位黟县的女婿一道回过老家姚村。从她日常的言行中，可以不难看出，她和千千万万的游子一样，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
黄炎培是1942年成为黟县女婿的
黄炎培是1942年与姚维钧喜结良缘成为黟县的女婿的。1941年，黄炎培来到姚维钧就读的上海迁黔的大厦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与姚维钧邂逅，一见钟情，从此开始书信往来。“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姚维钧以这首原创《沁园春》词表达自己的心境，黄炎培则回以一篇洋洋洒洒的《论家庭再造》，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短短8个月内，两人通信107封(后被收入《灵珰百札：黄炎培与姚维钧情书家信集》一书中)。百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两人终于遥订终身。1941年7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奔赴重庆。1942年，这对年龄相差31岁的情侣在重庆结婚，黄炎培自此正式成为黟县的女婿。婚礼上的介绍人是杨卫玉，沈钧儒等名流均参加了婚礼。黄炎培在婚礼上散发了一份《婚事经过告亲友书》，文中有赫赫8个字:“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黄炎培在重庆，又是国民参政会，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是民盟、民建，公事繁忙，每每晚归，姚维钧常在他们居住的张家花园山坡上眺目等候。有姚诗云:“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回。过尽千车人不见，一镫远送屐声来”;黄炎培的和诗则是:“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过尽千车人不见，一天风露湿君衣”，此情此景，好不浪漫，羡煞世人。
婚后，姚维钧在重庆巴蜀中学执教。直到抗战胜利后，黄炎培为奔走国共和谈，全家重返上海。和谈失败后，黄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姚维钧一直陪伴他，共度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1948年姚维钧的40岁生日之际，黄炎培感激地写下贺诗:“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1949年初，因被国民党列为暗杀对象，黄炎培遂偕姚维钧潜离上海，辗转香港、天津等地，于1949年3月25日上午抵达北平，下午便风尘仆仆赶到西郊机场迎接来自西柏坡的毛泽东等中共诸领袖，姚维钧随行。次日晚，应毛邀请，两人来到毛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一进门，毛伸过手来称:“姚维钧女士!”两人对毛的记忆力表示惊讶，毛说:你的名字好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
解放后，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姚维钧遂放弃教师工作，担任政务院秘书，协助黄工作。在黄的办公室里，摆着姚的办公桌，姚维钧在这里处理来往信件与公函。每天仅人民来信少则十封八封，多则几十上百，都由黄口述大意，姚回复作答。大至大政方针，小至失业的人找工作，专业不对口的调工作，两人都尽力相助。1950年代，姚维钧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姚维钧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全力辅助黄的工作，形成了“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伴随黄经历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岁月，也伴随黄承受来自“左”的压力，一场场运动，一桩桩冲击，相对黄而言，姚甚至更首当其冲。凡事找黄，都需先找姚。1949年以后，黄炎培为良心所驱使，为民请命、犯颜直谏的传统习惯不改。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最初尚能听进去，然忠言逆耳，难以为继。“反右”来临，黄家五个子女被打成右派，消息传来姚怕激化黄情绪，做通子女工作让其别告之父亲，以至黄炎培只知自己三子黄万里、四子黄大能是右派。她感到力不从心，头发几乎全白了。
1962年是两人结婚20周年，黄炎培已是85岁高龄，但不忘这“知己同居二十年”的日子，与姚共同写下四首诗，装入以旧翻新的信封，分送给每个儿女。有一次姚因病住院数日，婚后很少与姚分开的黄写下相思的诗篇，送到病床前，姚读后热泪盈眶，写下充满情意的长信。黄炎培还把自己毕生最满意的书法作品——-1927年流亡到大连时所抄写的《杜诗尤》，题上“赠我爱维”赠姚。
1965年黄炎培先生病逝，姚维钧陪同黄炎培度过了24个春秋。姚维钧一生凭着对丈夫的认同、理解与钦佩，追随黄、陪伴黄，无论是黄辉煌的时候还是艰辛的岁月，她不计得失与荣辱，无怨无悔。黄炎培病逝后，她化悲痛为力量。一方面积极协助中央有关部门收集和整理黄炎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情况，一方面毫不保留地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大量的文史资料。同时，她还将珍藏已久的、当年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给黄炎培和她个人的38封信件，无私地奉献给党中央。
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她惨遭迫害，多次受到残酷的批斗，致使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就在姚维钧1968年1月20日以一死做最后的抗争，穿着她那件带有二十余处补丁的棉袄，结束了不到59岁的生命，追随已先她而去的黄炎培去了的前夕，还留下绝笔叮嘱子女：“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充分表达了她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和坚强的信念。她所以能够这样，正如她常说：“是中华民族的熏陶，家乡人民哺育的结果”。打倒“四人帮”后，有关方面为她平反并举行八宝山骨灰安放仪式。邓颖超打来电话，送来挽联。
在业余爱好上，姚与黄甚为相投，都不擅长歌、舞、牌、麻，只好书、文、诗、字。黄炎培一生出了三部诗集，他与姚维钧婚后出版的《天长集》、《红桑》两部诗集都是姚维钧作的序，里边收入了不少黄、姚唱和的诗。姚不仅擅诗文，还写得一手好字。工作之余，两人在家中铺上纸墨，边书写边赏评，共同玩味，视为乐趣。有时也在院中葡萄架下谈诗赋词。因此，也可以说，黄炎培与爱妻姚维钧两人共度过的24个春秋，虽然历经了延安归来、特务抄家、拒绝参加伪国大之后的卖字生涯、脱身虎穴北上北平、建国后参政从政等颠沛与艰辛，然而，总觉得那24个春秋，还是充满着爱情蜜意、诗情画意的美妙岁月。
黄炎培1914年就来到过徽州考察
其实，黄炎培在未成为黟县女婿之前，就已经有过徽州之行。据 《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记载，1914年，他曾来到包括后来的爱妻姚维钧的故乡黟县在内的徽州考察教育。
1914年2月，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与朋友顾志廉、吕天洲一行从上海启程，在安徽、江西、浙江、上海等地考察，力图实现在国内渐次旅行以考察教育的愿望。同行的顾志廉负责记录、吕天洲主管摄影，三人从上海启程、乘坐沪宁线火车到达南京，从南京转向芜湖，一路向西经过大通、铜陵、安庆、九江，接着向南，到达南昌，经过饶州、景德镇，进入徽州。从婺源方向向屯溪进发，4月底来到徽州，留下不少徽州教育及自然、经济、风俗等记录，成为反映当时徽州社会风貌的重要资料之一。
休宁县黄村中心的“黄村小学”，给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虽藏匿于高山深处，却书声琅琅。浓厚的学习氛围更是让黄炎培赞叹不已，于是他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黄氏小学设于水口庙。校舍光气颇合式，盖黄氏族学也。唔黄君涤原及定甫，朱君锡虞，皆当习师范或肄业中学者。出示学校成立史，以民国纪元前三年创办。学生四十人，男女皆收。高小一年为一室，初小一年至四年合为一室。规定值日生职务，时间表配置有声无声皆中度，于正课外仿自治办法，设学生会，令其练习。规定操行考察法，分质直、中、礼、无饰三项，以安全为最上。谈次深以教室在楼上，又无学校园为大憾。如此良好之教员与小学，不图于深山窎僻处得之”。黄村小学的墙壁上，至今还留下了黄炎培当年考察时的诗句：“知君所学随年进，许我重游到皖南”。
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现休宁中学前身)，是黄炎培此次考察期间最为推崇的学校。1913年下半年，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不再补助教育公费，省立二师面临困境，几近停办。黄炎培对该校极为关注，当时他到校参观了一天，与校长胡晋接等人交谈时，黄炎培对他们提出的“发展社会经济”、“提倡实业、振兴邦土”的办学思想十分认同。后写成《皖南之师范学校》一文，发表于江苏省教育会《教育研究》上，特别称赞省立二师为“师范学校，余此行所特别注意者，所见可十数。求最足以移我情者，唯斯校乎! ”在系统考察省立二师后，黄炎培向安徽省政府据实呈报校情，都督倪嗣冲为此曾传令嘉奖：“黄炎培先生投函至省，言本校办学甚良，为诸师范学校之第一，故勉励之。”黄炎培的来访与呼吁，使省立二师渡过难关延续至今，目前的休宁中学已是全省名校之一。
此次徽州之行，黄炎培还参观了徽州哲学家戴东原的故居，并应邀为之题写了“戴东原先生读书处”墨宝并制作成石刻。同时，黄炎培也曾踏上徽之黄山，他们一行人穿着草鞋，拄竹杖登山，乘竹筏渡水，夜宿简陋客栈或禅院，走了整整两天。虽旅途劳累，却大有收获：当年底，黄炎培与友人编纂并出版《中国名胜第一种——黄山》，收录他们在黄山时拍摄的32幅照片，包括文殊院、天都峰、莲花峰、慈光寺、天门坎等景，此书是已知的最早记录黄山风光的摄影画册。同时，黄炎培还总结出几条游览黄山的经验，如“游侣不宜过少”及“每人必带磁针(即指南针)以防遇雾失踪”等。
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是姚维钧执笔的
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前夜，黄炎培与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5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出发时，姚维钧携前去机场送行。在延安与毛泽东主席长谈十多个小时之后，黄炎培对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讲话后，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341字的精彩问答，出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于姚维钧之笔。
与黄炎培谈话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连夜召集中央五大书记讨论。离开延安后，黄炎培也非常重视，与陪都纸醉金迷的乌烟瘴气相反，黄炎培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从延安归来后，他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探问延安的情况，他应答不暇，遂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姚维钧执笔整理，一连数日，合作完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向世人公诸此对话。黄炎培此行的直接成果，便是《延安归来》一书在重庆的出版。正是在此书中，记录了至今仍被时时提起的、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著名对话，即俗称的“延安窑洞对”。黄炎培等的延安行可以说意义非同一般，彰显了共产党为何能得天下?“周期率”对话做出了回答。难怪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一直都摆放着黄炎培临终前赠他的《八十年来》一书，直到去世，书上还留有他用笔划下的印迹。
上个世纪有两部同为夫妻合作、关于延安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一部是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其妻海伦合作的《西行漫记》(出版时只署斯诺之名)，首次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及其领袖们;另一部则是1945年由黄炎培口述、姚维钧执笔的《延安归来》，向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前者轰动世界，鼓舞成千上万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后者到今天仍不时为人提起，被称为“窑洞对”、“黄炎培周期率”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
黄炎培文物捐赠徽州爱妻故乡
2014年，黄山市中华职教社发起，会同安徽省民盟文化委员会举办“纪念黄炎培考察徽州100周年学术座谈会”，12月13日在黄炎培夫人姚维钧的故乡黄山市(徽州)举行，黄炎培、姚维钧之子、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黄方毅教授应邀，携夫人杨晓娟参加了此次系列活动，沿着父亲100年前的足迹，重走徽州路，追忆黄炎培与徽州的百年情缘，亲历母亲故乡的亲情乡情。访学校、登黄山、寻乡亲，并捐献黄炎培文物给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
2014年12月14日下午，黄方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其父黄炎培生前所戴的最后一顶青咔叽帽子(帽内有黄炎培1961年的亲笔签名)捐赠给黄山市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黄炎培去世后，黄方毅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出国留学，都将这顶帽子带在身边。“我父亲1965年底去世，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工作非常细，怕有什么疏忽，在遗体告别仪式前先到医院去看看。当时周总理说'黄老一生做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还穿这么旧的衣服走’，于是连夜赶做了新衣服，把旧衣服换下来。最后我父亲是穿着新衣服走的，旧的衣服留了下来，这顶帽子就作为旧物品留下来。所以我知道这帽子的分量，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把它赠给跟我父母有着密切关系的徽州文化博物馆，我想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捐赠仪式上，黄方毅几度哽咽。黄方毅表示，黄山是好地方，是他父亲两次考察的地方，更是他母亲的故乡，黄山风景美，徽州文化深，能来黄山，并捐赠父亲遗物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此之前，徽州人心中有着“二黄”的骄傲，这就是“黄山”与“黄梅戏”。现在，“二黄”已经变成了“三黄”，这第三“黄”便是：“黟县女婿黄炎培”!
补记：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不肯做亡国奴的姚维钧辞别母亲，只身跋涉，辗转香港、广州，到达贵阳，先在贵阳女师求学，后考入上海迁黔的上海大厦大学(今上海华东师大)。其实，在此期间，还有一则鲜为人知的信息是：“抗日战争时期，姚维钧一度返回故乡黟县，在碧阳小学任教，姚虞曾是其学生”;“姚虞系姚维钧的堂侄，解放初期至1957年间，姚虞因黄炎培、姚维钧的关系，在北京的国家轻工业部任职”，这是我最新获得的由黟县碧阳镇双溪姚村姚维钧的远房亲戚姚观铨先生向我提供的珍贵资料，特此补记。
姚观铨先生同时还向我提供了一段黄炎培与他祖父姚怀箴之间的书香轶事：“1955年，我的祖父姚怀箴的遗著《晋书篡著》在上海出版，我们在通过国家文化部向全国各省市图书馆及有历史系的著名大学图书馆赠送之外，又通过姚维钧的堂侄姚虞的关系，也给黄炎培送去了一本。他收到后曾回复，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关于这段书香轶事的佐证，便是一通“黄炎培致黟县亲戚姚虞的书信”的文物，则更是首次披露的关于“黟县女婿黄炎培”之于黟县亲情的文史珍闻了。
责编：丁松 排版：何苗
江志伟，男， 安徽黟县人。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黄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徽州社会科学》杂志编委，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黄山市委党校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连心锁》、《皖南风景线》、《老街与少女》、《黄山松宣言》、《花山谜窟揭谜》、《黄山恐龙之谜》、《算神大位》、《花山谜窟》、《珠坛撷韵》、《算神大位》、《郑寒砚集赏析》、《徽菜飘香》、《走近程大位》、《韩再芬》、《周诒春》等多部，合著的有《黄山与徽文化》(与朱万曙、程亚星合著)等。此外，编有《旅游文学讲义》及其配套教材《旅游文学作品选》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