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世像Vol·5丨湖南历史上第一张照片是谁拍的？
1826年，尼埃普斯拍摄了摄影史上的第一张照片；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与艺术学院购买了达盖尔银版摄影法专利，并公布与世，宣告摄影的诞生；1842年7月16日，英国的麻恭少校与伍斯纳姆医生在长江镇江段实验了达盖尔银版摄影（但是该照片没有传世）；1844年，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访华贸易使团成员，法国人于勒·埃及尔拍摄了澳门、广州地区的数十幅达盖尔银版照片，成为目前可考证的中国最早的影像。
摄影进入中国时，伴随着的是欧美的船坚炮利，因此早期的摄影行为通常发生在外国人率先抵达的澳门、香港、广州等地区。然而，作为相对封闭的内陆地区——湖南省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暗箱用于协助绘画，而摄影要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暗箱里投射进来的画面凝固住。图片来源于网络。
明末清初，随着绘画透镜暗箱的流行，国内出现了很多出色的暗箱制造家，古籍中多有记载。如《虞初新志》上说康熙年间江都的黄履庄，以擅长制造“临画镜”和“缩容镜”等光学器具出名；《苏州府志》记载的长州人薄钰和《湖南通志》提到的湖南清泉人谭学之，也擅长制造光学器具。一般来说，任何地区的摄影史的梳理都会涉及到摄影史前史。这类前史资料佐证了在当时摄影虽然没有正式出现，但已经提供了产生摄影的土壤。
1842年或1843年，达盖尔摄影术在照相馆拍摄的场景。这张照片也是摄影史上第一张记录下摄影师工作时的照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湖南进士周寿昌1846年在广东游历了三个月，将所见所闻写入日记，其中记载了中国早期摄影的一些情况，颇堪注目。他说：“奇器多而最奇者有二。一为画小照者：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必天晴有日。”
文中提到的“术人”即摄影师，画小照者为达盖尔银版照片，“镜不破，影可长留也”指达盖尔银版表面非常光滑，犹如一面镜子般，而只要镜子不破，附在镜子上的影像就可以长时间保留；“取影必辰巳，必天晴有日”是说拍照的时候必须是白天阳光强烈的时候（最早的照相馆都建在房屋顶部，利用天光照明）。1883年，周寿昌又在原文下加了注：“今照相法中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制药必自外洋，镜亦如此，有高下数等。”
尽管没有作品传世，但广东的邹伯奇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接触摄影的人，因为他在1840年代初即进行过摄影实验。1844年，邹伯奇先后完成了两篇有关摄影光学的著作——《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在他生前未能发表，邹伯奇于1869年去世后，全部书稿由家族保存。次年，湖南学者丁果臣赴粤访求邹氏遗著，并倡议集资出版。
无论是谭学之、周寿昌还是丁果臣，这三人虽然都没有直接参与摄影，但是他们都表现出了湖南人“敢为人先”的独特品质，不同于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对摄影存在的恐惧心理——生怕摄影夺取人的灵魂。
吴嘉善，（？—1879年），字子登，江西南丰人。我国近代数学家，同时是我国早期的摄影爱好者。吴嘉善虽出身于封建士大夫，但对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有广泛的兴趣。他早年曾客居广州，常与邹伯奇共同研讨科学。咸丰末年（1861年），吴嘉善旅居湖南湘潭，时常以摄影自娱，并向当地人传授摄影知识，影响很大。
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湖南湘潭等地发生教案，当地人民捣毁教堂，并波及了几十家中国教民。吴氏因会摄影，被人误以为信奉洋教。于是“一日突遇数百人仡然而入，谓其为天主教徒将执之”，他“欲辨不及，毁垣而逃，则寓中已劫掳一空矣。”后来，吴嘉善向某“大令”进行解释，告诉他关于摄影的知识，“大令请试之”，于是吴当众试照了许多照片，大家才相信。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曾提到：“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说的就是吴嘉善这件事。
所以，毫无疑问，湖南摄影史上的第一张照片肯定出现在湘潭，这也和湘潭当时独特的地利位置有关。清朝实施海禁之后，湘潭因为水运的优势成为内陆进出口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曾写道：凡外国运来货物，到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分运内陆......湘潭与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常年往来者不下十万人。但可惜的是，吴嘉善的照片并没有流传下来。
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李超平在文章《尹和白：晚清湖南摄影第一人》指出，晚清及民国湖南知名画家尹和白（1835年—1919年）曾是曾国藩的幕僚，接触学习过摄影，其实际操作至少可追溯到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据杨恩寿（1835年—1891年，晚清长沙著名诗人）的《坦园日记》记录，他将于次日参加好友张自牧组局的小聚，张自牧还要招尹和白用西洋取影法记录他们的行乐之况。有意思的是，杨恩寿担心摄影会夺人魂魄，并没有参加此次拍摄。可惜的是，尹和白的照片也并没传世。
1880年代，广州，下棋的七个男子。摄影/雅真照相馆。
晚清的时候，行乐图、雅集图的图像制作范式在晚清的文人雅士中非常受欢迎
尹和白还有一个事情值得一说，他是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的绘画师傅，但曾记泽并没有成为杰出的画家，却对尹和白的摄影技术非常感兴趣，也有史料记录曾纪泽接触学习摄影，可惜没有照片传世。但在晚清著名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的照片里我们却看到了曾纪泽对摄影热情的延续。
1888年，曾纪泽的次女曾广珣和吴永在北京的结婚合影。摄影师 托马斯.查尔德。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知名摄影史学家徐家宁考证，1888年曾纪泽的次女曾广珣结婚的时候邀请了晚清北京知名摄影师英国人托马斯·查尔德拍摄，这张结婚照也成为晚清历史影像的经典之作。尽管当时北京达官显贵众多，但是有摄影活动的少之又少，而只有实际接触过摄影的曾纪泽清楚摄影这其中的门道，所以在他次女结婚的时候邀请当时在北京已经非常有名气的托马斯·查尔德拍摄变得理所当然。
那么，晚清来华的外国摄影师有可能来过湖南吗？泰瑞·贝内特的《中国摄影史》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870年代，一个外国摄影师从广州出发北上准备进入湖南拍摄，但是还没到南岭，就因为身体不适退回了广州。湖南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要想从陆路进入湖南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那个年代的湿版摄影法要携带大量的器材、药水。那么外国摄影师是否可以从水路进入湖南？
晚清知名摄影师D.K 格里菲斯在1873年的时候写信给马格里医生中提到：“我已从长江旅行归来，一路非常疲惫，也遇到很多麻烦……我沿洞庭湖和太平运河而上，再从水路返回。沿途乡镇中，人们对我的到来反应很平静，但城市里人们普遍对外国人有深刻敌意。”毫无疑问，那些早期沿着长江旅行的外国摄影师都曾经过湖南，这其中还包括著名的约翰·汤姆逊。但因为湖南的长江沿岸并没有像安徽小孤山那样具有标志性的景色，这些摄影师按下快门的冲动几乎少之又少，即使偶然有也无法考证。
1860年代，安徽小孤山。佚名摄影师（手工上色玻璃底片）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中国台湾的学者陈学圣在文章《寻回失落的民国摄影》中写到：摄影在传入中国之后，很久一段时间被当做工艺，摄影师被称作为画师，直到甲午战争后才开始有杂志出现介绍真正与摄影相关的内容。湖南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杂志《湖南》已有文章提到他们在日本接触摄影、拍照的经历。由于当时的印刷技术限制，所以只有文章没有照片，但可以发现这些在日本、美国的留学生已开始接触摄影。
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陈学圣会特地提到湖南留学生，自1842年湖南人魏源写成《海国图志》之后，湖南对于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一直是处于比较积极的状态，特别是湖南的留学生，他们在日本进行拍摄的相机可能会带回湖南，但可惜的是，也没有照片流传于世。
1898年，美国工程师柏生士（William Barclay Parsons）开始了他在湖南勘测粤汉铁路线之旅。在他出版的书籍An American engineer in China（《一个美国工程师在中囯》）中收录了众多在湖南拍摄的照片。柏生士的行程是从湖北进入湖南，在该书第三章节中，柏生士提及在1898年12月24日，自己进入湖南后遇到当地人围观的场景。而这本书第一张关于湖南的影像也是一张围观图，并且取名为“The Last of Hu-nan”，鉴于当时湖南尚未有任何城市开埠的背景，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湖南从此不再是停留在外国人的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