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平衡手—大英帝国盛衰启示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英伦空战曾说过一句名言:“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被如此少的人所保护。”其实，这句话稍微一更改，就是大英帝国活生生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控制过如此多的土地与人口。
十七世纪时，英国的人口不过四百万，只相当于同时期西班牙人口的一半，法国的四分之一。到大英帝国鼎盛时期，人口也不过四千万。但是，它却控制着五十块殖民地，统治着三亿四千五百万人口，和一千一百六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九十六倍)。被恰如其分的称为“日不落帝国”。
那么，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崛起，最终又如何衰落的呢,历来说法纷纭。笔者将从地缘战略和军事历史的双重视角剖析，与众同好共赏。
从均势战略说起
要理解大英帝国的盛衰，首先要理解均势战略，而要理解均势战略，又首先要理解欧洲的独特历史。
自罗马帝国瓦解后，虽然屡有尝试者，但终于没有像中国那样再次大一统，而是走向了持久分裂的局面，换句话说，即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峙的政治格局。
其初始的原因，大致有下列三项:
(1)支离破碎的地貌不利于统一管理。
(2)国家本位主义至上的重商主义贸易，导致市场的闭锁性，排斥统一性帝国。
(3)军事技术持续发展，但带有开放性，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靠军事技术的垄断统一欧洲，这一点与江户时期的日本，以及康熙后的中华帝国大不相同。
在这种多元格局中，确保自己独立地位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承认别人的独立，这也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的余韵。但是，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间的安全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这里牵涉到一个“囚徒困境”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小约瑟夫?奈先生的《理解国际冲突》一书。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的确保本国的国家安全，又如何在确保了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欧洲谋略家的终极解决之道就是均势战略。
说到均势战略，不能不提其鼻祖——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此公在三十年战争中，第一次创造性的运用均势战略，一举奠定了法国的主导性陆权国地位。(关于红衣主教的天才战略运作，笔者将在《三十年战争简史》中详论)究其战略之实质，有以下三大指导原则:
第一，决定一国行为的动机是安全与利益(尤其是安全)追求，而非其它，尤其不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非理性因素。
第二，欧洲呈无政府状态，各国势均力敌，且各有难以弥合的地缘缺陷，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普世性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追求霸权，而不能妄图建立一元化帝国。最忌讳的就是野心超出国力和地缘的极限，从而引发国际性的反制行为。故而应使各国互相制约，实现最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平衡，此即均势体系的确立。所以各国之间相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压倒意识形态之分歧;力量和资源的分布变化，胜过宗教信仰之同否。
第三，对于有资格问鼎霸权的国家(俗称大国)而言，均势必须有利于本国，不然就要等待时机，瓦解现有均势，构建新的地缘战略格局。
正是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黎塞留大胆的支持宗教信仰上的异端——新教势力(甚至土耳其人)，削弱和自己相同信仰的哈布斯堡王朝，使中欧陷入持久混战，无限期推迟德意志的统一。法国则静待大家都精疲力尽，再加入战争，趁机向自己心目中的地理边界顺利扩张，一举确立了法兰西的霸权。
但遗憾的是，继承了这一雄浑基业的路易十四却并未同时继承黎塞留的战略本质，太阳
王在自负中走向了无限扩张的道路，结果就是引发整个欧洲的反制，是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此战不仅使法国国力大受削弱，更直接导致新的霸主崛起。这个霸主就是与其隔海相望的英吉利，而讽刺的是，英国崛起的指导战略正是黎塞留的均势思想。
英国人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错愕后，迅速把握了均势战略的实质，并将之作为一项国策长期执行，最终形成了大英帝国特色的均势战略。
具体讲，英国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大陆国家强大到可以威胁英国大国地位的地步。为此:
一，当均势不利于英国时，就扶植潜在的强国挑战现行格局，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如七年战争。
二，当均势有利于自己时，就联合现有大国和安于现状的潜在强国一起制压霸权挑战者(即不安于现状的强国或潜在强国)。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拿破仑战争均属于这一类。
正是靠着均势战略的成功运作，大英帝国才得以作为全欧洲的离岸平衡手，持全球霸权牛耳达数世纪之久。
但是，疑问也由之产生。因为自三十年战争后，均势思想渐渐为整个欧洲所接受。如奥匈帝国之梅特涅，法国之塔列朗，皆为此种战略之超一流高手。为什么成功的只是大英帝国呢,可见英国雄起的奥秘绝非仅只均势战略一项。事实也正是如此，大英帝国的霸权基石至少该有两块，一块叫均势，另一块叫海权。
陆权时代
我们把自己居住的星球称为地球。看似平淡，实则大不简单。
事实上，我们的星球大部分为水体所覆盖。陆地，只是少数而已，所以才呈现出美丽的蔚蓝色。但是，英语说earth，中文叫地球。何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类不同于海洋中的鱼群，注定不能以水为介质生存。所以最早的人类文明，都出现陆地上，相应的，古代的国际贸易交通也多借助陆地而非海洋，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因为人类文明诞生于陆地，所以人类文明归根结底无法脱离陆地而存在。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技术越落后的时代，人类的活动对陆地的依附性也就越强。
但是，鱼类可以相忘于江湖，人类却始终无法克制内心深处对未知的幢憬和追求。随着人类智识的累积，人们会想方设法的去探索、利用并最终驾驭其它介质，以之为载体，将自身的荧火之光，汇成照亮世界的文明之火。
相对于直到二十世纪才能为人类翱翔的天空，与陆地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海洋，就成了人类文明外扩的第一个载体。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两强争霸，到勒班多海战中的千帆并进;从传说中的徐福东渡，到现实中的郑和下西洋。人类在这片深蓝色的诱惑下，既经历过无比的喜悦，也遭遇过空前的挫折。但有一点，在东西方世界是共通的。那就是，截止到地理大发现前夕，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陆权文明为主流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交通通讯的落后，导致各大文明就像一块块被水晶罩隔开的花草一样，在相对孤立的地缘环境中，循着不同的理数，发展向不同的未来。它们相互之间虽然也有所耳闻，但终于很少进行亲密的接触。只有很近的文明之间，会发出些出人意料的火花，比如中印的对话，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长期斗争。而这些交流的介质也不是海洋而是大陆。相对于控制海上要道，陆地的扩张能更快捷、更高效的带来更长久、回报率更高的利益与安全。
所以古代文明多为陆权性质。相应的，国际贸易也多借助陆地而非海洋。唯一的例外发生在地中海沿岸。
地中海是特殊的。第一，它四周为陆地封闭，所以名虽是“海”，实际上却只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内湖。第二，不像那个名虽“太平”实际上却不“太平”的太平洋，地中海常年风和日
丽、波澜不惊，直到今天也还是度假圣地，所以上古先民才能以其简陋的技术手段扬帆出海，意气风发。良有因也。
得风气之先者便是古希腊，其中又以雅典城邦为典型代表。
何以如此,
第一，希腊多山少平原。随着人口的增长，基本的口粮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让他们怎么办,这就不得不从事于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
第二，前述地中海的温和性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平台。
第三，古希腊海岸线曲折，沿途多岛屿，这就更便利了他们的海外扩张，并使之可以在稳步前进中从容改良他们的技术手段，海权文明的第一声啼哭，就这样在爱琴海畔高扬了起来。
但是，到头来，海权的雅典败给了陆权的斯巴达，不久雅典和斯巴达又都败给了更强的陆权底比斯，最终他们又一起败给更强的陆权马其顿。
亚历山大天纵英才，一度横扫千军，构建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惜乎小亚英年早逝，人亡国灭，西洋世界遂再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直到罗马帝国的崛起。
罗马是又一个陆权中心，而与它隔海相望的迦太基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海权中心。两强对峙，地中海只有一个，那还不打个天昏海暗,结果，三次布匿战争，陆权再次压倒海权。
到罗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虽然它也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但考虑到前述地中海特殊性，我们就该知道，这股力量，与其称为“海军”，不如叫作“水师”更为贴切。将之与我国唐宋两朝的沿海舟师相比，后者的活动范围还更在前者之上呢。
从此直到罗马帝国崩溃，直到中世纪开幕，西洋世界的陆权主流从未受到颠覆。
西洋如此，东洋亦然。
自秦汉大一统以降，作为陆权文明的传统中国，以王朝循环的特殊形式，牢牢控制了东洋世界的大势。举凡半海半陆的朝鲜，与全海权的日本，无不在儒家王道精神的普照之下，各安其乐。这些，早已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老皇历了。何以东洋西洋都如此呢,
就因为那个时代，大家同属广义上的“农业文明”。互相间的“质量”差异有限，最终决定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是数量。数量又来源于土地与人口，而人口又依附于土地。所以，除非人类变成鱼群，不然，最终谁能控制最大的陆地，谁就是最强的国家。而只有最强的国家才能控制前述那些以陆路为介质的国际贸易线。如此最强的国家又成为最富有的国家，而这个富有又反过来使之成为更强的国家。
你看大唐王朝。他的国力超强就源于他的空间超大，以及这个空间超大带来的人口超多。所以大唐王朝不仅控制了“丝绸之路”这条陆上国际贸易线，又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大建水师，从而同时控制并发展了新兴的东南海上贸易线。你想，大唐王朝能不富强吗,所以李世民才敢说“不修长城修人心”的硬话。传统中国的大皇帝们才敢只讲安全不讲利益。因为咱们的利益已经太多了，所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我好你好他也好，东亚不就太平了吗,以至一些边远小国主动上表称臣，要给咱大皇帝当个干儿子，咱大皇帝嫌他们太远太落后，还不屑于要呢。
但传统中国终于没有画出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这个话，说来又长。
猛一看，中国人开门就是太平洋，海洋资源真是太丰富了。但是太平洋却未免太大了。以三千年前的技术水平，别说发现新大陆了。纵然是到了大唐朝，中国人想去趟日本，也是很难的。所以，要让秦汉人起名，一定不叫它“太平洋”。
相反，上天赐给中国人一个黄土高原。
要知道，三千年前的黄土高原可不是今天这付可怜相。环境优美的很。更重要的是，黄土高原土质松弱，咱们的老祖宗也才能在石制与木制农具的时代，就开拓了一个辉煌而广大的农业文明。唯一的危险就在于，推迟了铁器的产生，万一遭到掌握了铁制武器的民族的入
侵，那可就只有惊呼“坚盾利矛”的份了。还好，那时没有地理大发现，大家各安其份。中华民族安然度过危险期，自己掌握了冶铁技术，从此开始高速发展。
这一发展可不得了，雄汉之后有盛唐，盛唐之后有宋元明清，要知道，甚至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中国的GDP总值还是全球第一呢。到清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商业繁荣度、人民生活水平，仍是领军全球。如此一来，中国人自然不会轻易向海外的蛮荒之地跑。
一转眼间，上苍便把绘制第一张世界地图的殊荣，给了西欧人。
也可以说，直到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才彻底改写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海权崛起
随着长期笼罩在各大文明间的黑幕的一扫而光，一个空前瑰丽的景象展现出来。一张近乎完整的全球地图就此产生。五洲列国，一目了然。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伴随着这张世界地图，产生的是一个空前广大的世界市场。现在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途径。
得风气之先者就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但是两国起步仍嫌过早。当时还没发生工业革命，所以西班牙与葡萄牙制造枪炮子药的水平，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当他们来到东方时，惊讶的发现，当地人对火器的了解与运用，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而西、葡都是小国，中、印却是庞然大物。
如果说两国有什么优势的话，优势就在于海权。在此之前，海战的通行模式是跳帮战以及特殊情况下的撞击战，一切火力战都是为最终的夺船奠定基础。海战在这里变成了另一种陆战。相对于击沉对方的战舰，更重要的是夺取战舰。可是，西葡两国的海军却第一次以击沉敌舰为目的作战，火炮的价值直线上升。再加上两国对世界信风体系的突破性认识，他们虽不能用坚船利炮撞开东方的大门，却不妨碍他们在陆权大国的权力边缘建立海洋帝国。最终在美洲红人面前，耀武扬威，大搞起种族屠杀来。
其次，当时西、葡两国的政治制度仍是君主专制，所以他们从海外掠夺来的贵金属，相当部分被用于皇室消费，这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真是利莫大焉，但西、葡两国却也不免因此而注定了为他人作嫁衣的命运。内部制度建设的滞后造成腐败的滋生。利益的增长无法赶上走私、贪污与挪用公款的增长。结果，很讽刺，西班牙王室正是在其从美洲的白银输入量达到顶点时宣布了破产。葡萄牙王室也同样在商业繁荣中走向了靠借贷维持运营的悲惨局面。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国都是欧陆国家，所以海洋只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却无法带来安全。相反，他们既要提防新兴海强的崛起，又要防备欧陆邻国的陆路入侵。两国之不能产生现代海权文明，已属铁板钉钉。世界霸权也就更谈不上了。
但与两国一水之隔的英吉利就不同了。英吉利是个岛国，所以海洋不仅能给它提供财富，更能给它带来安全。只要它能控制海洋，就同时控制了利益与安全。随着控制水体范围的扩大，它的财富与安全值也就不断增加。这个地缘上的优势，是西、葡两国，以及后来的荷兰、法兰西所无法企及的。
西班牙看到了这种前景，于是组建了空前庞大的“无敌舰队”扬帆远征英吉利，想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英荷联军的英勇抵抗，再加上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最终葬送了“无敌舰队”。而法国、荷兰与中欧、北欧的新教势力则在随后的岁月里牵制了西班牙庞大的陆上力量，从而最终剥夺了西班牙的霸权。
这可真是西洋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富勒将军以其如椽巨笔所写下的那样: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也许在1588年，对这一点还并无太明确的认识，可是在下一个世纪，这个耳语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终于成为了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声。”
“所以，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这样的:它为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人获得了西班牙所丧失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其国运所具有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最后他们的旗帜飘扬在世界之上，成为亘古以来所未有的海洋大帝国。这个帝国从兴起到衰颓，差不多经过了三百年以上的时间。”(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岛国的神话
今天回头一看，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真是恰倒好处。它有西班牙、葡萄牙的经验教训作参考，又得到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君主立宪的支援，再来个均势战略，现代海权文明就这样在不列颠确立了下来。
换句话说，英国的强大靠的是均势战略与海权优势的结合，即建基在海权优势基础上的持久性均势运作。
其维系霸权的手段有二:一为战争，一为遏制。
如果选择战争:
(1)，必须是联盟战争，大英帝国绝不单打独斗;
(2)，避免陆地力量的过早和过分介入;
(3)，主要发挥英国在海权与金融上的优势，在边远地带打击大陆霸权国，瓦解其市场，抢夺其海外殖民地。同时支持其大陆敌国与之交战，待双方精疲力尽时，再将自己那只小而精的陆军投入到决定性的战场上。
如选择遏制，则主要依靠强大的海军与小而精悍的陆军的组合，前者遮断欧陆陆权帝国本土与海外市场的联系，后者则在前者的支援下，打击敌军的阿客流斯脚踵。如此，自己可以趁机获取利益，敌军则渐渐陷入持久的财政负担中。最终通过不对称的持久消耗将敌人拖到谈判桌前。
这就形成了一种间接路线式的战略，而此种战略成功的前提则在于:
一，必须保持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强大海军;
二，低地国家的海岸线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地理禁区，不许任何大国染指;
三，不允许任何大陆国家过于强大;
四，满足于均势下的有限霸权目标，而不作征服全球，统一欧洲的狂想。
海权与均势，就这样以英国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机缘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相形之下，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就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要知道，在当时要建设一艘一百九十英尺，装炮一百零四门的一等战舰，要用两千棵橡树，造价达十万英镑。当然，建成后火力也是惊人的，一次弦侧齐射就要消耗半吨左右的铁制炮弹，在农业文明时代，这是惊人的火力。为了维持庞大的海军，大英帝国的国债从1700年的一千四百万英镑增加到1815年的七亿英镑。此种财政负担，转换到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身上，都是不可思议的。
试想，一个大陆国家，为了一支装饰性的海军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承受财政上的巨额负担，对它的人民而言，对它的贵族而言，意义何在,
诚然，君主可以用这支海军作海外扩张，但这必然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而同时来自大陆敌国的陆上威胁，却无法靠海权解决～两线作战的难局，困扰着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生产力水平无法支撑海陆双强国家的发展。这就是英国独强的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