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法上讲赵孟頫，是一个极为丰富的话题。这种丰富性，我们了解书法史的应该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比如说，聚焦在他身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旧王孙新朝廷”这种矛盾。又如启功先生后来曾经反对过的“用笔至上论”（“用笔为上，结字亦需用功”）。启先生认为，结构才应当是第一位的。再比如说，他强调复古，通常被认为是继承魏晋传统的代表人物，但同样崇尚魏晋的董其昌却极其强烈地在否定他。
所以，他是一个复杂的书法人物。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回过头来看赵孟頫，一般看来，有一些话题可能跟书法不见得有关系。但如果往深了追，我认为也还是可以有关系的，比如“旧王孙新朝廷”。我们都知道，当年他是作为朝廷所寻访的隐逸的第一位被选到朝廷去的，而且元世祖知道了他后，单独召见了他。这里其实就有一些深意。深意在哪里？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上进行解读：第一个层次，通常朝代更迭的时候，在文化方面会有一些期待；第二个层次，赵孟頫所面对的新朝廷的主宰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异族，不是华夏民族，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会带来更强烈的文化方面的期待和想法。由此，元世祖单独召见赵孟頫，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期待——他需要在文化（甚至是更深层次的比如“政统”）上找到和传统的华夏民族之间的某种沟通、某种桥梁。所以我认为，赵孟頫经历四个皇帝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文化导师。事实上，他是新朝廷所期待建构的文化秩序的引领者。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一个原本对汉民族文化不是特别熟悉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讲，赵是传统汉族文化的教导者。从这个角度切入看赵孟頫的书法追求，有些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为什么他要倡导复古？要把所有我们以前的书法传统，想方设法都复兴起来？包括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太有人关注的篆书、隶书、章草，等等，它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实用价值。从文化导师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复古有一个最大的内在动力，就是为新朝廷、为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阶层，在书法领域找到一个传统的规范。通过这个传统的规范，让他们进入到中原文化的深处去。从这样一个深层次的基本价值取向出发，对赵孟頫的书法，很多方面就需要进一步追问。比如他的“复古”，是不是就是简单地回到古人那里？我觉得不是。从赵孟頫的实践以及他最终达到的成效来看，他的“复古”，毋宁说是“汇综”，综合汇聚提炼古人的精华，为新时代所用。他最擅长的是楷书和行书。这两种书体，也是晋唐宋的代表字体。不妨看看他的创造性。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说赵孟頫是所谓的楷书四大家？原因是他在已经极其成熟的唐楷基础上，居然还能够发展出新的楷书体式。这个楷书体式之所以被他“发明”出来，是因为他在唐楷的基础上进一步往前追了晋人，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还学习了宋朝以后的某些写法，这使得他的楷书与唐朝大家相比，至少多了一个东西——书写的生动性。颜体、柳体、欧体，主要存在于碑刻上，呈现出来的方法，如果直接运用到实际书写中，事实上是不那么灵活的。赵的楷书，可以弥补楷书学习的这个烦恼。所谓的四大家，事实上意味着一个学习程序，学完颜、柳、欧，然后通过赵来打通唐朝楷书范本与实际书写之间的通道。他的行书也是这样。他的行书以“二王”为核心，尤其以王羲之为核心。但如果仔细寻绎，会发现唐宋时代的东西也都非常丰富，比如李北海，李北海的字架子是很拓展、很大方，因为他以行书入碑。赵孟頫把李北海字架子的很多东西移到了自己身上。而赵孟頫学李北海，中间还有一个通道，就是苏东坡。苏东坡的字架子跟李北海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行书领域，王羲之固然是赵孟頫的核心精神、核心范本，但唐宋的资源也都熔铸进去了。于是，赵孟頫的行书就成为汇通了前代重要典范的新体式。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要理解赵孟頫，不妨把他的书法当作一个桥梁。首先，它可以满足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文化两者之间交融的需求；其次，就书法本身，它也可以打通晋、唐、宋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正因为这两个作用，赵孟頫成为了晋唐宋几个鼎盛时期以后又一个书坛领军人物。理解了这一层，如果把眼光往后看，赵孟頫对于后半段的中国书法，也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按照一般理解，晋朝人真正开始把书法当作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也就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艺术来对待，创造了行、楷的典范。唐朝则主要在草书和楷书两个领域进一步开拓。传统的楷、行、草的最重要的经典和规范几乎都是这两代创造出来的。从宋朝开始，书法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开始聚焦于一群特殊的精英。晋朝书法是士族在作，到唐朝，则是朝野各方都关注。进入宋朝，书法重新回到士人手上，但这时候的士人，跟东晋的士族不一样。宋朝士人的主体，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国家政权的读书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人。文人有其典型的新特点，非常自觉地肩负家国的重任，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个大背景下，他们对各种行为有明显的分级，书法被定位为“雅玩”（源于唐朝后期人所说的“文章之下，六博之上”）。什么是“雅”？就是黄庭坚说的“胸中有道义”，要承载道德文章。什么是“玩”？就是米芾说“要之皆一戏”“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前者主要见诸言说，后者主要诉诸实践。前者是弘道的面子，后者是适性的里子。在此格局下，宋朝文人发展出一种书法实践风气，就是不求全，不求完备，而是强调自我的写意。自我写意，如果放任了，就有可能打碎书法的规范。赵孟頫重归晋唐，却又融合了宋代文人的优长，在不消灭规范的基础上，仍然可以满足文人适性逍遥的需要，这个特点对于元以及明朝书法的发展，也是一个基本方向的引领。这个理解如果成立，无论以晋唐宋为参照，还是以元明为参照，赵孟頫在这两者之间，其实也是桥梁。他把晋唐宋的最有规范、最有价值的东西，凝结了，提炼了，成为元朝甚至是明朝的范式。具体到赵孟頫书法的实践，他是所谓五体俱全。但现在看来，篆书、隶书相对略薄弱一些，这是从宋到明普遍的一个特点，这个有各种时代限制，姑置不论。但他的楷书、行书及小草书，应该说足以与晋唐宋的大家相媲美。包括章草也做得很好，从一定意义上说，章草是在他的手上重建，到明朝大放光彩。可相媲美，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非常强大的风格建构能力。任何一个有书法史知识和碑帖观赏经验者，看到赵孟頫的行、楷，几乎都能毫不犹豫地判定，许多东西是他独有的，是他自己的创造，而绝不是别人的。比如说赵孟頫楷书的“国”字框，第一笔和第二笔交接处，就是非常独特的处理，两笔像磁铁的两极，既相斥又相吸，具有极强的张力。第二，他对古代的研究和吸收，几乎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可以精细到什么程度？《兰亭序》有一个戈钩的写法，为了出钩方便，毛笔有一个微微的错动，然后再钩出去。这个手法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但是赵孟頫注意到了，并且发展成了重要的一个笔法。第三，如前所述，他的字架子不完全是晋的，也不完全是唐的，也不完全是宋的，他把三个时代的优长糅到一起了。赵孟頫的一些楷书，有一种他评价苏东坡所说的“老熊当道，百兽畏伏”，总体相对宽扁，虽然笔法相对清秀，但气象非常端重。既能得其庄严，又能不失流畅，这样的建构能力，晋以来书家中是比较难得的。后世评价赵孟頫，经常批评他的字过于精熟，如前文提到的董其昌，认为他太熟了，所以就俗。有一些人学赵孟頫的，确实显得俗，但这个问题不出在赵孟頫本身，而出在学习者身上，学习者看不到赵孟頫的精细处。赵孟頫的运笔过程藏着很多非常微妙的东西，如上文举例的“戈钩”和“国字框”。这些东西是他的生命线，如果不能够揭出来，并且由此进而向晋唐宋去追寻，那就深入不下去，所学到的只能是他显得非常流畅的那一面，就很可能导致庸俗。这是学习赵孟頫时特别需要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