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朱元璋列出的15个永不征伐的国家名单里为何有日本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六十七岁的朱元璋为了确保大明江山永固，后继之君有为，避免权阉、权臣祸乱天下等问题，经过“日夜精思”后，推出了一部思想理论体系非常成熟的家法制度，即《皇明祖训》。
在这部系统性的思想著作中，朱元璋把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对历代王朝兴亡的认知，以及对后继之君的期望都写了进去，他希望可以“立法垂后”，作为朱家子孙都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准则。
朱元璋之所以要出版《皇明祖训》，和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后继之君的担忧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身贫寒的农家皇帝，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艰苦奋斗，把那个建立在元末社会动荡废墟上的一穷二白的大明朝，带上了经济稳定有序、社会安定祥和的发展正轨。
作为帝国的缔造者，朱元璋自然希望自己的江山可以万世永固！只是自己经历了元末创业的浪潮，深知其中的艰辛，故而可以保持初心不改，但他无法保证那些在深宫长大，没有社会阅历的后继之君，可以识别忠奸、管理好国家。
所以，他必须要以超乎常人的敏锐度，给自己的子孙指明方向。
“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创业之君，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知人情善恶。恐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四十一》”
当然，作为“君主华夷”的天朝皇帝，朱元璋很清楚历代王朝轻启战端所带来的危害，“天子之怒”不一定是件好事。
所以为了警戒后世之君，他在《皇明祖训》中宣布了15个永不兴兵征伐的诸夷国家，日本名列其中！
只不过，朱元璋的对外内敛并没有得到日本人对大明的尊敬，洪武朝，倭寇多次侵扰明朝海疆。
（洪武二年春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明太祖实录》
（洪武二年夏四月）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翁）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明太祖实录》
（洪武二年八月）倭人寇淮安，镇抚吴祐等击败其众，于天麻山擒五十七人。---《明太祖实录》
（洪武）十六年，倭寇金乡、平阳。……（二十年）闰六月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以九月会浙江捕倭。---《明史》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倭寇无视大明威严，为什么朱元璋还要在《皇明祖训》中把日本列入不征之国呢？还不如痛快出兵，断绝倭寇根基岂不是更好！
或者说，是不是朱元璋对日本有好感？
汪郎肯定的说，朱元璋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不是他对日本有好感，而是现实所迫，让一代英主有自己的顾虑，即：
在传统的宗藩外交体系下强调“君主华夷”的大国心态；
蒙元两次攻日都惨遭失败的前车之鉴；
明朝是从元末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明初正是国力恢复阶段，朱元璋珍惜民力、国力。
1、在传统的宗藩外交体系下，奉行华夏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道！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除了对内恢复汉家衣冠、礼仪外，对外采取的依然是古代中国传统的宗藩朝贡外交体系，实行的是“怀柔远人”之道。
对于海外藩国，站在朱元璋的角度，从元末战乱中一路走来的他，更倾向于用自身强大的汉家礼仪和文化来折服他们，从而恢复汉、隋、唐之际的天朝威仪，实现万国来朝的盛景。
军事只是一种辅助型的手段，保持必要的威慑力即可，想利用军事打击的方式来征服海外藩国，并不是什么好的方式。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道德经》
经历过战争的人，反而是最厌恶战争的。
朱元璋虽然在年轻时做过和尚，但不代表他就讨厌道士，他对道教是高度的认同，尤其是对老子的《道德经》更是视为圣物。
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朱元璋《御注道德经》
对《道德经》情有独钟的帝王，自然奉老子之言为最好的修身、修心之法。
何况，站在他的角度，日本并不是那种真正的蛮夷之国。
此国从东汉起，一直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朝贡不断，沐浴在中华文化圈之下。但到了蒙元时，日本和中原朝贡的关系断绝，不再和中原天朝有任何的接触。
鉴于此，朱元璋要想恢复传统的朝贡体系把日本吸纳进来，那么武力手段是最次的，上国礼仪才是最好的折服方式。
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明史》
一个知道尧舜、商汤、周武的海外番国，朱元璋克制兵力，以礼服人，也许这就是明初，他对日本国忍耐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2、蒙元两次攻日失败的警戒，使得朱元璋加强了对外用兵的谨慎！
朱元璋的年号虽然是“洪武”，但他对武力的使用一直很谨慎！
事实上，坐稳江山后，能让他念念不忘，而动诸武力的只有北元，至于周边的海岛、半岛国家，基本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是古代中国的传统思维所决定的。
自西周以来，中原农业文明的最强大对手，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周时期的犬戎，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两宋之际的契丹、女真等等，都是如此。
至于欧洲的海洋文明，朱元璋统治时期，那里还处于野蛮的中世纪时代，根本不值得去关注。
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皇明祖训》
日本和大明隔海相望，一旦要讨伐日本的不臣之心，势必会劳民伤财，生灵涂炭。
况且以军事著长的元朝，分别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对日发起的两次战役，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两次战役，元世祖忽必烈前后投入了近二十五万余人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战争红利，这在朱元璋看来确实是得不偿失的。
大明朝百业待兴，正是稳定发展的时候，不宜轻启兵戈，而且还是这种需要大造战船，渡海以示天朝威严的战役。
前车之鉴，不得不谨慎！
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明史》
况且日本番邦小国，面对大明的军事威慑，既抱着必死的决心，但又有服软。朱元璋权衡之下，出兵攻打日本国，势必徒增大明朝军民伤亡。
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明史》
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态，对日本列入不征之国，也就说得通了。
3、大明朝需要休养生息，国力、民力不能滥用，当以珍惜！
经历了元末战乱，朱元璋对民力重视不亚于史上历代明君。他不仅要求官员珍惜治下百姓，还多次下旨蠲免赋税，减轻民间负担。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而已。---《明史》
在这样的思维下，除了中原农业文明的宿敌，草原游牧民族，大明朝需要时刻整军备战之外，朱元璋对那些海外番国的态度就是，只要威胁不到大明朝的安危，听之任之，我不会去搭理你。
但你要想来挑衅我，你必须掂量下自己的能耐。
毕竟发展大于一切，作为开国君主，天下承平，百姓安居乐业，才是他朱元璋必须要去做的事。
况且在他眼里，海外番国国小地瘠，连粮食都无法自给的地方，即使占据了也没有任何实质用处。万一因为土地太过于广大而无法有效转化己有，却因为过分滥用民力，最终导致民间暴乱，那就得不偿失了。
做人不能太杨广，不得不说，朱元璋的前辈们，可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鉴于此，朱元璋对无故兴兵所带来的后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贪图一时的虚名，留一个让后人耻笑的身影。
汪郎说：
作为一个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的四海观念和历代皇帝都是一样的，“君主华夷”是他立志追求的结果。
他在《皇明祖训》中列出15个不征之国，本意上还是希望海外番国能够感受到大明中央王朝的宽阔胸怀，能够沐浴在中华文明之下。
例如，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李氏代替王氏，成为高丽半岛的新主人后，朱元璋欣然赐予国名。此后，李氏一朝在庄重场合之下，都会冠上大明国号，称“有明朝鲜国”①，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这是朱元璋传播中华文化的成功之道。
所以，对于自东汉起就接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日本国，他希望这是第二个李氏高丽。
然而，当他发现此国竟然参与胡惟庸谋反，由此对此国的狡诈产生了厌恶，也明白了此国绝对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李氏高丽。
但鉴于元朝的前车之鉴，他告诫后世子孙对此国需要谨慎用兵，担心用兵之后和元朝一样，在一败涂地的情况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反而给人徒增笑话。
毕竟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准。
故而，他把日本国列入不征之国的最初本意就在这里。
注：
①根据韩国金石文综合影像情报系统记载：李氏朝鲜冠以明朝国号，使用“有明朝鲜”487例，使用“皇明朝鲜”3例，使用“大明朝鲜”1例，但没有冠以清朝国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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