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笔下的《新青年》诞生记——历史细节中的百年红色出版（8）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百年红色出版史，《新青年》杂志都是要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是这样描述《新青年》的：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简史》所记确实极为简略，相应文字旁配了一幅《青年杂志》创刊号的书影。吴永贵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专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一章，在论及党的早期出版活动时强调，1917年，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契机，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刊物上，频繁地刊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更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专号。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由此揭开历史新页。”
无论《中国共产党简史》，还是《中国出版史》，对《新青年》都采用的是重大主题的“宏大叙事”，相对而言缺少历史事实本身的生动与丰富。方克主编的两大本《中国共产党党刊史稿》（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在综合性介绍《新青年》杂志时，有了相对详细一些的内容：
《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本党刊。它是由一本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进步刊物发展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刊物的。《新青年》1915年创办时，陈独秀主张思想革命，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号角。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李大钊深入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有了初步共产主义觉悟，《新青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
接下来，作者较充分介绍了李大钊1918年10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篇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以及1919年5月该刊“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之详情，进而指出“李大钊、陈独秀也成了'五四’反帝爱国的旗手”。
与这种偏于文本内容介绍和宏观审视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党刊史稿》在专章讲述《新青年》时虽还是偏于期刊文章内容方面，但于编辑出版的形式方面（编辑、出版、发行）有所涉及：
《新青年》创办时，由陈独秀一人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每月1号（期），6号为1卷，定名为《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于1915年9月15日与读者见面。当时上海有一本《上海青年》杂志，名称雷同，经双方协商，1916年9月1日出版第2卷第1号时，《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同时在封面上边用大号红字注明：“陈独秀先生主撰”。在封面下边用小号黑字注明：“原名青年杂志”。
这里已经有些出版史的生动细节了，另配有4幅不同阶段该刊封面照片。在书中作者还就1917年刊物如何由沪进京，如何由“同人刊物”转化为中共党党刊做了交代。但这些描写，仍显粗疏和简单。我们知道，谈《新青年》必说陈独秀，谈陈独秀自然要说他当时的“朋友圈”。他之创办《新青年》，实在是得益于朋友们鼎力相助的。对于《新青年》的诞生，陈独秀的皖籍同乡、也是一生过从甚密的好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再版时更名为《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1983年初版，2006年再版），述之甚详（注：陈独秀，字仲甫。汪原放书中多用陈独秀的字，称其为“仲甫”，或“仲翁”；称呼叔父汪孟邹为“大叔”），仿佛将我们带入了历史的“现场”：
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去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决定要标点、分段。标点符号的铜模，是陈子寿翁和太平洋印刷所张秉文先生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的。子寿翁为排《新青年》而设法做标点符号铜模，大概在商务和中华之前。《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按照汪孟邹和陈独秀的“公交”与“私谊”，亚东图书馆（说明：这是一家出版社或书局，而非我们今日的图书馆）都是应该承接这本杂志的。但汪原放说当时书局正在做的地图生意没做好，又在印行《甲寅》杂志，经济上实在捉襟见肘。他说在大叔的日记里，时有“社务乏款，焦急之至”，“芜（芜湖）款未到，焦灼万分”，“暂借到洋五百，真正可感”之类的记载。而此时若再承接一本按期必出的月刊，亚东实在无能为力。汪原放说：“如果介绍到群益，群益又不同意接受，那么，仲翁想出的'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的一个杂志，就绝不能在'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五日’问世了。”虽然不能说《新青年》问世之早晚就可改变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但它会改写红色出版史、革命报刊出版史则是可以肯定的。
顺便值得一说的，是陈独秀与汪孟邹、汪原放叔侄及其亚东图书馆之关系。王余光、吴永贵在《亚东图书馆与学者文人（上）》（载《新闻出版交流》2000年第2期）用近似“编年体”的方式梳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若干重要历史节点略加介绍：
1901年，陈独秀认识汪孟邹兄汪希颜（1902年英年早逝，陈有七绝《哭汪希颜》，诗云：“凶耗传来忍旧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此诗痛悼英年早逝的挚友，十分感人），两人结成莫逆。汪孟邹在乃兄介绍下，与陈独秀相识。
1904年，陈独秀前往芜湖，住在汪孟邹经营的科学图书社小楼上。两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联手办起了安徽省第一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
1911年，陈独秀主张汪孟邹到上海开书店，因此才有1913年春亚东图书馆在沪上的成立。这年，亡命上海的陈独秀替亚东编了一套四本供中学生用的《新体英文教科书》（因客观原因只出了两本），汪孟邹此时虽生意清淡至极，仍然不时接济穷困潦倒的陈独秀。
1914年，陈独秀接受章士钊函招，赴日本协助其编辑《甲寅》杂志。这期间，陈独秀妻子高君曼独自留在上海，由汪孟邹照顾。其子陈延年、陈乔年的学费由亚东图书馆代为支付。
到1917年，陈独秀任职北大，他力荐亚东经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使得亚东的营业从此蒸蒸日上。此后数年，陈独秀与亚东联系一直十分紧密，尤其是亚东新文化、新文学书籍的出版，古典小说的点校刊行，得到陈独秀，还有同为安徽人的胡适教授的极大帮助。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至此陈独秀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是汪孟邹派侄子和另一人把陈接回上海的。此后贫病交加、又曾身陷囹圄的陈独秀得到亚东无私帮助，亚东版税成为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也尽可能从出版上给予书局业务指导。
1937年陈独秀提前出狱，后来辗转回到四川江津老家，这之后汪孟邹是与其书来信往最多的朋友。汪总是尽其所能予以关心和支持，直至1942年陈独秀去世。
有人把胡适比作亚东图书馆不要名分、不拿薪水的总编辑，而陈独秀则是亚东的灵魂，把握着书局选题策划及总体的前行方向。正所谓成也仲甫，败也仲甫。1936年至1942年，亚东因为受陈独秀影响，刊行了郑超麟、王凡西等人的十多种“托派”书籍。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军管会于1953年宣布经营了50年（含芜湖科学图书社时期）的亚东图书馆歇业，此后自然也没再复业。
至于“五四”之后的《新青年》，这里也有必要略加概述。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新青年》成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该刊又成为党的第一本理论刊物。1923年初，党中央决定，瞿秋白继任《新青年》主编，把月刊改为季刊。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把该杂志称作“中国革命的产儿”，强调“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于1926年7月停刊。此后，《共产党》、《向导》、《布尔塞维克》等党刊先后创办，党刊事业薪火相传，代代不绝。
2021年6月2日
责任编辑：褚欣桐
作者简介
范军，湖北省荆门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传播学博士点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事业发展公司董事长等。
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副会长，韬奋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国际友人协会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等。
出版个人论著有《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综论》《文化软实力“力”从何来》《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等；合著有《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出版文化与出版产业专题研究》《历代笔记小品》；主编有《中外大学出版史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研究》《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多辑）等。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散文、随笔数十篇，其中论文40多篇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获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论文奖等。个人获得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首届湖北出版政府（人物）奖、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等荣誉，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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