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重新认识中华语言文字的价值与使命”网络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听了专家和同行很好的发言，我只会讲大学语文，我要讲的是82年前的一则大学语文资料。1938年，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准备编写校本《大学国文》教材，他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直接就从课文选篇入手，他先研究教材理念，前前后后写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譬如我们都知道有一篇《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就是其中的一篇。后来他把这些论文编撰成一本书出版，并以这一本书作为“大一国文”教材的序言，这本书就叫做《语文通论》，1941年在开明书店出版。把一本书的序言写成另一本书，据郭绍虞先生说，在他之前只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样做过。

《语文通论》里第一篇论文题为《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论文开头说：“由中国之语言文字言，究应属于单音呢，抑属于复音呢？这是一个至今尚争论着的问题。大抵以前之治语言文字学者以'字’为本位，所以多觉其为单音；现在之治语言文字者以'词’为本位，所以又见其为复音”。郭绍虞先生这是从古今语言入手研究，认为古代汉语是“字本位”，现代汉语是“词本位”。这是在82年前率先提出来的“字本位”“词本位”的概念，所以徐通锵先生说：'字本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郭绍虞写于1938年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以'字本位的书面语’与'词本位的口头语’相对。”（《“字本位”和语言研究》，徐通锵，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

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没有搞非此即彼的主观判断，没有下结论说到底是“字本位”好还是“词本位”好，而是非常巧妙地使用了“弹性”一词，分析两者各自存在的理由，以及两者的互相转化。譬如说古代汉语以“字本位”为主，但是也不排斥词的使用，如重音词、联绵词、双声叠韵词，还有“语气助词”的现象，譬如《诗经》中不少句子，句首、句末或句中都有语气助词，语助词附着在实字上，就构成了形式上的双音节。他指出，这个不属于语法分析范畴，而是修辞现象，是诗歌节奏的音乐性和形式整齐的需要。

接着郭先生又从口语与书面语的角度分析，同样的内容，书面语可能就以字为主，口语可能就以词为主，因为汉语中有大量同音不同义的字，口语不容易区分，这时候就要组成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才不易混淆。假如是书面语，只要字形不同就不会混淆，也就没有必要扩展成词，这就造就了中国书面语的简洁性特点。这样的分析就超越了“字本位”“词本位”的争论，不一定绝对地说“字本位”好还是“词本位”好，而是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富有“弹性”的优点。

“弹性”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分开来是字，合起来是词，这也是“弹性”，正如王力先生说的：“汉语基本上是以字为单位的，不是以词为单位的。要了解一个合成词的意义，单就这个词的整体去理解它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个词的构成部分（一般是两个字）拆开来分别解释，然后合起来解释其整体，才算是真正彻底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了。”（王力给周士琦编著的《实用解字组词词典》写序，周士琦《实用解字组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有分有合，造成中国文学的灵活多变，郭绍虞先生的论文中举了大量的文献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反映了民国时期语言研究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不像今天这样强硬，“词本位”一定要压倒“字本位”，或者“字本位”一定要颠覆“词本位”。从这一点讲，我觉得本次会议的发起人周金声老师提出的“字词本位”，也是一种比较包容、比较平和的态度，不过我认为在措辞上还要再严谨一点，因为“本位”一词的概念终究是有排他性的，不能说这个也是本位，那个也是本位，建议可以采用郭绍虞先生那种弹性的、动态的、相对的说法——譬如说古代汉语是“字本位”，现代汉语是“词本位”；书面语是“字本位”，口头语是“词本位”；相对于西方拼音文字的“词本位”，中国的汉语更倾向于“字本位”。

最后回到开头，郭绍虞先生的文章是指导大学国文教材编写的一篇“序言”，这对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教学研究都很有启发，大学语文教材也有文言文和现代文，也有艺术文与实用文，也有“听说”的训练和“读写”的训练，那么在具体教学时，是否也应该有所不同？在以什么为“本位”的问题上，是否也应该灵活对待，表现出一种“弹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